參加陳旭麓先生的紀念會，我很輕松，我是來聽話的，聽前輩、尤其是陳門弟子的發(fā)言。除了聽話，還要聽音，我想多知道一點陳先生是怎么教你們的。陳先生說過：“思想在飛躍，要善于捕捉”，我就很想捕捉你們的話，盡可能挨近陳先生的智慧與情感世界，學點什么。前兩次紀念會都不是按照計劃來發(fā)言，主辦方這次更認真，也更辛苦。既然安排了發(fā)言程序，我就談兩點吧，第一點是感恩，第二點是感受，我從陳先生的身上和他的文本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我的感恩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陳先生本人對我的教導，二是陳先生的弟子和子女對我的關(guān)愛。

在1980年代，某些高水平的學術(shù)研討會就是沒有圍墻的大學，有教無類。我?guī)е胤皆盒５谋究茖W歷，就像吃百家飯的孩子，借助于這樣的研討會，走近陳先生，特別受益。那個時候的研討會不像后來這么熱鬧，動不動就是百人以上，動不動就是“國際”，連“全國”都不掛。初次見到如雷貫耳的陳先生，是在1985年暑假的蘭州，第三次洋務運動史研討會，在蘭州大學。今天在座的除了我，可能只有年過90的黃逸平先生參加了蘭州的研討會。那一次上海學者到的很多，陳先生、丁日初先生、姜鐸先生、夏東元先生和陳絳先生都去了，最年輕的上海學者可能就是方平教授的導師劉學照先生。第二次見到陳先生是在長沙的左宗棠研討會，第三次是1987年張家界的近代史宏觀研討會。我就見了陳先生三次。

在蘭州，與會者私下議論最多的就是兩個話題：一是陳先生的話不好懂，二是他居然還只是副教授。有好幾位學者對我說：小郭你是湖南人，請你翻譯一下陳先生的話。我說，我也聽不太懂。我要糾正一下今天好幾位學者的發(fā)言，你們說湖南話不好懂，其實誤解了，很多湖南話是比較好懂的，只有陳先生的湖南話很不好懂。他說湘鄉(xiāng)話，可以跟曾國藩對話，他倆的家鄉(xiāng)后來都劃歸雙峰縣，那是湖南話里的“經(jīng)典”，真不好懂。

大概因為那次我的年紀最小，加上整個研討會只有30多人，規(guī)模小，不缺“舐犢”情懷的前輩可能容易關(guān)注我，有三位前輩對我明確表示鼓勵。其中有第二組的召集人李時岳先生和趙矢元先生，他們認為我的論文“不錯”，要我發(fā)言，我還猶豫，有點膽怯，李時岳先生就提議從年齡最小的開始發(fā)言，我才躲不了。還有一位就是陳先生，他在走廊上對我說，“你的文章還可以”。

像我這樣的散兵游勇，來自湘潭的一個小學校，能夠得到陳先生等人的鼓勵，我不知道會有幾倍的杠桿力量，但我很慚愧，平時不好意思提，我自量天資和勤奮都不夠，沒有做出什么成績。現(xiàn)在只能從感恩的角度如實稟報，在已經(jīng)去世的前輩大家里，我的那點學術(shù)自信就離不開四位名家的關(guān)愛和鞭策。第一位是我的大學老師林增平先生，本科時發(fā)表的近代史小論文都是林先生幫我改出來的。第二位是李時岳先生，還有兩位，就是上海的陳旭麓先生和丁日初先生。李時岳先生去世那年，杭州有個研討會，我請李先生的高足寶成關(guān)教授過去，邀他到我家里坐一坐，一同緬懷乃師。我從抽屜翻出李時岳先生的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指點我的工作調(diào)動，對我批評還很厲害，說：留念家鄉(xiāng)，這是封建觀念，你要趕快調(diào)出湖南。寶兄看了，就很有感慨。丁日初先生是貴族子弟出身，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做過福建省的議長，1949年留下來，做福建的副省長。貴族子弟出身的丁先生是很講衛(wèi)生的人，居然要我先到他的家里住一個晚上，談了很多的事情，再住上海社科院的招待所。那是1990年年底，我應丁先生的邀請，來上海訪問一個月，連路費都承蒙他的照顧，堅持為我承擔的。兩年之后，丁先生在上海中山學社主持研討會，特邀兩位外地學者作重點發(fā)言，就是北京的楊天石先生和我這個后學。我很想靜下心來寫一篇紀念丁先生的小文章，至今還沒動筆。就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而言，充滿生氣的中國近代史的學術(shù)創(chuàng)新如果排除這四位大家的參與，那就無法想象了。

今天在座的好幾位陳門弟子都提到，陳老師不光是用心改弟子的作業(yè)，還改校外其他人的文章，甚至改別人厚厚的書稿。還有外地學者來上海，請陳先生出席研討會，如果他不去，就說不走人，這樣的執(zhí)著勢必加重陳先生的勞累，讓他過早地離去。類似的故事我也聽浙大已故老同事鄭云山先生講過。在這樣的語境下，我都不好意思說陳先生也改過我的文章，我已多少有一點負罪感，如果早知這樣，我就不會給他添麻煩了。但為了說明感恩，我還得如實地稟報，陳先生也給我改過一篇文稿，其中的過程還有點感人。那是1987年8月張家界的研討會結(jié)束之后，是同學催我，把兩年前就已寫完的那篇討論武昌起義的主要籌備者究竟是誰的小文章拿出來，自己沒把握，就先改一遍，寄給陳先生把關(guān)。當年年底湖南還有一個魏源的研討會，陳先生把我的稿子帶在身上，以為我會參加魏源的會，準備找我面談修改的問題，結(jié)果我沒來，他不是請林增平先生等人轉(zhuǎn)交了事，而是帶回上海，再通過郵局寄給我，還附一封信，除了叮囑我再改一遍，還說：“從全稿看，你花了力氣，也很有思路，希望你努力。”誰都沒想到第二年他就走了。后來，好幾位陳門弟子要我把陳先生信找出來，收進他的文集，我自量資質(zhì)平庸，又不努力，學業(yè)很平淡，不好意思把陳先生對我的勉勵拿出來占他的文集篇幅，至今都不敢拿出來，但我都能背誦。這種感恩的情結(jié)，我想會延續(xù)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至于陳門弟子們對我的關(guān)愛，隨時都有，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北京，還是海外，我都能感受到。今年暑假，陳門弟子劉世龍教授在溫哥華對我的接待就像國賓的待遇。可以說，我的職業(yè)生涯都跟陳門弟子的愛護有關(guān)。

至于陳先生給我的感受，通過近距離接觸和文本閱讀，我感觸最深的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陳先生讓我知道，像我這樣靠背誦毛主席語錄長大的晚輩，后來吃了歷史專業(yè)這碗飯，永遠都要帶著謙卑之心，不敢輕舉妄動。如果要把學問做到陳先生那樣，我這一輩子甚至下輩子都難。

我很感謝華東師大歷史系，感謝陳門弟子，每隔十年的紀念會都能想到我，邀我參加。這次從外地趕來，主辦方還要給我訂機票、安排住宿，我說不要，陳先生的紀念會，我是來學習和感恩的，自己掏錢都來不及。陳先生的治學，在通和識兩個層面所構(gòu)建的那種氣象，那是高山仰止。好幾位學者都談到這方面，我有同感。我在陳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紀念會上說過，前人做學問不外乎義理、考據(jù)和詞章，如果用今天的話來簡單類比，義理大概類似于哲學，考據(jù)或許與史學接近，當然還不完全一樣，詞章也許類似于文學的標準，我總覺得，哲學的思辨與睿智，文學的靈氣與秀美，歷史的真實與廣博，這是三種不同的境界，要想讓其中一種出境界都不太容易，但陳先生是三個一相加大于三。在當今的中國史學界，在我們能夠接觸到的前輩里，像陳先生那樣不僅有三，還可以大于三的，要想多找?guī)讉€都難。

陳先生的文字與文采是學界公認的，我也很有感觸。我個人以為，除了師友們提到的陳先生的文筆與思想，可能還有多種因素。比如：他的新式小學與私塾教育兩不誤，還有長沙孔道國學專科學校的受教經(jīng)歷，加上個人的悟性，使他的用詞造句和章法都很講究。一般來說，會作詩的人，詞匯量就比較豐富，寫起文章來，還能嫻熟地運用起承轉(zhuǎn)合的分工，寫出層次感和節(jié)奏感。陳先生的詩可不是詩歌愛好者的打油詩水平，他是很懂韻文的歷史學家。還有，他的文字充滿家國情懷與陽剛之氣，他的個性還與湖湘文化的某種特質(zhì)有關(guān)，他不僅經(jīng)歷了民族抗日的全過程，還在中西文化交流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重鎮(zhèn)上海立足，面對太平洋，審視古今中外，不僅有助于拓展視野，還會影響他的文字氣象。這些都值得專題研究。我曾經(jīng)打算梳理一下民國時期近代史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大概可以數(shù)出五六個，其中湖南人就占三個，李劍農(nóng)、左舜生與蔣廷黻，我看后來居上的陳先生就集中了這三位的優(yōu)點。比如，李劍農(nóng)對近代政治變遷脈絡的宏觀把握，左舜生的文字與個性，蔣廷黻的國際視野，都可以從陳先生的著述中找到痕跡，雖然今天的歷史學界對左舜生已經(jīng)特別陌生，對蔣廷黻不再陌生，那也恰恰是陳先生生前率先向岳麓書社力薦的結(jié)果。陳先生后來受到人際關(guān)系的煎熬，令人扼腕，但在感受和清理近代中華民族的苦難與錯綜復雜的歷史變遷時，他的特殊經(jīng)歷可能還有助于他像“江海寄余生”的蘇東坡那樣去提煉和表達，快刀斬亂麻似地寫出暢達和雋永的篇章。就此而言，陳先生的煎熬沒有白費，但其代價過于昂貴。

第二個方面，陳先生說：“史實是治史的眼睛”，這個“實”不是我們今天談得比較多的劉知幾的那個“識”，而是事實的“實”。他讓我感覺到，他的宏觀也好，思辨也好，既不是不要“識”，也不是夸夸其談，空洞無物，而恰恰是有資料的功夫，這方面也影響到了他的弟子們。這一點跟李時岳先生略有差別。11年前，李時岳先生的弟子李書源教授請我到長春主持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完了安排參觀活動，我就提出，我很想到歷史系資料室和吉大圖書館，看看李先生當年借過哪些書，或者他在離開吉大時捐過什么書。書源就說，李老師沒有多少藏書，他不怎么看史料，看書的效率高。原來，李時岳先生主要是憑才氣做學問，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學得到的。可見，前輩大家之間也存在細微的區(qū)別，陳先生的學問不光是那個見識的“識”發(fā)酵，還有建立在資料基礎(chǔ)上的史實立足，選題的創(chuàng)新也與資料功夫有關(guān)，這對我也很有啟發(fā)。我這幾年的主要精力，就用在對民國時期第三大黨中國青年黨的檔案與文獻資料的收集上。這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委托的一個小課題，我想做點實質(zhì)性的工作，這個黨的干將左舜生也在我的關(guān)注范圍，包括他的英文口述史。檔案收集的工作量比較大，還有青年黨的政治背景比較特殊，選題和表達都存在需要慎重的方面，以免引起誤解，但如果朝著陳先生重史實的這個思路去做，應該問題不大，只要下點真功夫。

最后一點，陳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歷史與現(xiàn)實打通的家國情懷、求真的職業(yè)角色與生命價值的亮色，都集中在他的《浮想錄》第622條那句話：“什么叫知識分子?應該說他們是站起來思考著的人。”這句話對我的觸動很大。我想，無論是做教師，還是做學者，無論在學生面前，還是在大眾面前，我們都要像陳先生那樣站起來思考，更要站起來講話。只有讓學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義；只有讓人民知道真相，國家才會安全。謝謝！

（本文系郭世佑在陳旭麓先生誕辰百年與逝世3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fā)言，活動于2018年12月1日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北路校區(qū)辦公樓小禮堂舉辦。本文錄音整理：李艷紅博士，湖南工程學院黨委宣傳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