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車從大同長途汽車站出發，途經兩處高速公路服務區，臨近中午到達忻州市河曲縣。換乘去往沙坪鄉的中巴車，一小時的路程，與幾十輛拉煤半掛車迎頭相遇，駛過兩側裹著淺灰色煤灰的戈壁，空氣里彌漫著煤焦油味。

最終，車輛停靠在沙坪村的露天戲臺旁。這條路，青年導演菅浩棟走過無數遍。

菅彩連小賣鋪里兒子的電影海報 

2019年，菅浩棟的爺爺去世。次年，他結束了 “北漂”生活，在大同一家咖啡館，連續寫作15天，完成了一個失意青年返鄉奔喪，途中種種遭遇的劇本。2021年除夕之前，他把劇本拍成電影《夜幕將至》。

兩年后，《夜幕將至》在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榮譽、桐葉榮譽三個獎項，以及百萬獎金。今年1月，影片上映，這也是35歲的菅浩棟執導的首部上映影片。

在他看來，拍電影的機會并不多，每拍一部電影都是一次巨大的賭博。“有一種背水一戰的感覺。”菅浩棟說。

2013年，他從山西大同大學采礦系畢業，做過礦工，“北漂”五年，他寫了五個劇本，但沒拉到一分投資，生活常靠父母接濟。

停在沙坪村露天戲臺旁的中巴車

為了拍攝《夜幕將至》，菅浩棟網貸給劇組發勞務費，跟同學借錢，幾乎所有親友都資助過電影的拍攝。

3月，在他山西的家中，我問他：“你害怕失敗嗎？”

他坐在窗邊，松開交叉握著雙手，目光平靜地迎上來說： “我一直在低谷里，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彩連瘋了，浩棟也瘋了”

2023年1月17日，菅彩連一夜未眠。晚上10點，她剛洗完頭發，看到兒子發來電影展頒獎禮的視頻。

視頻中，菅浩棟留著平頭，米色高領毛衣外搭黑色呢大衣，戴著黑框眼鏡，手捧“最佳影片”獎杯。他弓著腰，望向臺下的評委、觀眾，聲音發澀地說：“如果這100萬獎金是真的，就能把錢都還了。”臺下一陣哄笑，伴隨掌聲響起。

菅彩連從床上跳起來，又哭又笑。她打電話給住在煤礦上的丈夫，打給資助過兒子拍電影的妹妹、兄弟，告訴他們這個消息。第二天早上，菅浩棟打來視頻電話，母子倆對視幾分鐘，她一個勁兒地豎大拇指。

兒子獲獎之前，菅彩連從沒想過他能靠拍電影闖出名堂。村里有人說：“彩連瘋了，浩棟也瘋了。”有人說：“成天不上個班，你怎么能當導演？”

但菅彩連樸素地覺得：“他喜歡，你還能改變他是不是？只能硬著頭皮走。”回想起兒子的拍攝之路，她靠墻而坐，抿嘴直搖頭。

3月31日，從河曲縣去往沙坪鄉的路上，與十幾輛拉煤車擦肩而過

58歲的菅彩連在村里開一間小賣鋪，同時攬下郵局快遞的差事，每月能多掙一千多。她初中畢業，不懂什么是電影。但她和村里人都知道，“當導演燒錢，這條路不是一般人走的。”

電影開拍前，每次有人來小賣鋪買東西，菅彩連有兩句固定臺詞：“浩棟拍電影來拍兩天好嗎？”“不冷，坐在車上拍。”

2021年1月，《夜幕將至》在當地的公園里開機。菅彩連充當生活制片，除了男女主，其他主演有菅浩棟的父親、姥爺和表弟，群演是村里人。

影片中看似不起眼的生活道具，多是菅彩連貢獻的。理發店的戲份，她拿出小賣鋪的全部洗發水和護發素。家里的被褥、板凳、柜子、衣服、鞋子，統統被搬到劇組。

有一場爺爺葬禮的戲，需要人手挖土坑，沒等菅浩棟安排，菅彩連拉來三名村民幫忙，用小賣鋪的幾條煙答謝。

零下二十五六度的天氣，她去批發市場給劇組每人買一副耳套，用暖瓶備好熱水。為了二十幾號人在村里拍攝能吃上一口熱飯，菅彩連買了電鍋、粉條、豆腐、面條，送到窯溝村的朋友家，委托朋友幫忙做兩頓午飯。

菅彩連做這些，為的是替兒子省錢。《夜幕將至》能夠開機，大學學長幫菅浩棟找來三分之一的投資，父母陸續出了七八萬。菅浩棟瞞著家人，網貸借了十幾萬。

菅浩棟與菅彩連在北京

菅浩棟回憶，當戲拍到一半，錢已經用完。所有人都以為拍不下去，干活變得懈怠。他又找一起上過半年高中補習班的同學借了六萬。更大的困難，是制片層面的，這部電影的未來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多拍一天，攝影器材多花3500元，還有劇組二十幾號人的住宿餐飲、勞務費，逼著菅浩棟和時間賽跑。在劇組，他什么活兒都干，搬機器、鋪軌道、后期剪輯、片尾字幕，宣發用的海報，都是他一個人負責。

2021年2月，電影殺青，距離過年只剩一個禮拜。返鄉過年的工作人員都在等菅浩棟結尾款，菅彩連找娘家親戚湊了兩萬五。片尾的“眾籌名單”上，大部分人姓菅，都是菅浩棟的同族。

菅浩棟送走一波一波坐大巴車離開河曲縣的工作人員，一個人把劇組用過的軍大衣泡在盆里水洗。菅彩連的小賣鋪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丈夫蹬三輪車去拍攝的理發店拉回滿滿一車道具，很多小件已經找不到。3月初，菅彩連蹲在陽光下，把劇組涂成黃色的椅子，重新染回紅色。

從礦工到導演

菅彩連的小賣鋪里掛著兩幅電影宣傳海報，一幅是《夜幕將至》，另一幅是兒子上大學時的作品《青春無悔》。海報在灶臺旁掛了近十年，但依然平整，不覆灰塵。菅彩連經常擦拭。

2015年，菅浩棟用做礦工攢下的五萬元，拍攝出自己的第一部獨立影片《光盲》。去北京做完《光盲》后期之后，他就留了下來，邊寫劇本找投資，邊靠在網劇里做錄音師，拍劇照、花絮維持生計。

菅浩棟萌生拍電影的想法，始于大一下學期，他在學校禮堂花六塊錢，看了兩場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和《空軍一號》。那是他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電影，好似親眼目睹了一個貧民窟里的窮小子改寫命運；“空軍一號”從他面前經過，直插云霄，讓他感受到了大銀幕的魅力。

菅浩棟回鄉路上經過的風景

在此之前，他從沒去過電影院。后來，他看到賈樟柯鏡頭下的山西，鄉音、煤礦、黃土高坡，發覺電影離自己并不遙遠。

他用壓歲錢買了一臺2000元的三星DV機，跟文學社的老師學習基礎拍攝，上網自學視頻剪輯。采礦專業的課程，他經常請假，反而享受每天通宵達旦剪片子。

學煤礦專業是父親菅改民的決定。高一時，菅浩棟成績不理想。菅改民執意讓他轉學去煤校讀中專。那年頭，煤礦年產量攀升,畢業不愁找不到工作。菅浩棟的父親、爺爺都是礦工，二叔因礦難喪生。菅改民覺得，因為祖輩們沒有文憑，只能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小煤礦尋找生計，但兒子不同，中專畢業后，他能分配到國企煤礦。

菅浩棟害怕重復父輩的命運。他考上大同大學（大專），雖是采礦專業，但不用中專畢業就下礦。

2014年，25歲的菅浩棟在煤礦工作

但為了攢錢拍電影，畢業后，菅浩棟決定當一名礦工。2013年，他入職山西一家煤礦，成為掘進隊的一員，任務是在礦井下開辟通道，用掘進機把煤塵挖出來，再用鐵鍬清理一遍，拿鐵絲網、錨索、錨桿支護頂板和巷幫，以保證煤礦安全開采。

每天，他工作12小時，吃住都在礦上，穿戴幾十斤重的礦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深入與地面垂直距離450多米的地底。即使戴著口罩，煤塵會吸入肺里，鏡片粘上一層濕漉漉的煤粉。這份工作每月收入六千，對他來說是存錢最快的方式。

《夜幕將至》片場，菅浩棟在指導拍攝

菅彩連也希望兒子能逃離煤礦。有一次，她中午到煤礦看兒子，他剛上完夜班，無力地躺在床上，疲憊不堪，沒說幾句話，就睡著了。

在煤礦工作的一年多里，菅浩棟接受一切安排，派給他的臟活苦活，他都攬下來，不與人發生沖突。同一批新人中，有人堅持不下來，兩個月就離開煤礦。他的出勤率名列前茅，每月上27個班次。他心想，來煤礦就是為了掙錢，掙夠了就離開。2015年元旦，他帶著攢下的四萬多元，離開煤礦，籌拍電影《光盲》。

菅浩棟將《光盲》視為進入影視行業的“投名狀”。電影主角是老家一位盲人，早年失明，獨自在太原做按摩師，老了回到村里，而村莊因為煤礦開采，已變成一座孤島。央視紀錄片《小人物的大電影》完整記錄了菅浩棟從煤礦離職到導演《光盲》的經歷。他和負責拍攝的編導年紀相仿，兩人上大學時通過電影QQ交流群相識，又在同一個劇組做過志愿者。

《光盲》是菅浩棟畢業后的第一部片子。他一口氣報了九個國內外的電影節，報名費花了三千多。2015年10月，《光盲》入圍臺灣南方影展的競賽單元。豆瓣電影只留下27條評論。有人評價說，“導演真誠”；也有人說，“長鏡頭太多”……片子沒有掀起更多漣漪。

這也奠定了菅浩棟“北漂”的起始點——新人，非科班，寂寂無名。2015年夏天，他憑借拍攝《光盲》時買的一套錄音設備，在網絡電影中找到了錄音的活兒。連續進了四個劇組，每月掙五千元，他感覺自己在北京留下來了。

零下二十五六度，菅浩棟和劇組工作人員溝通拍攝

但一個獨立導演，終歸要寫自己的劇本，拍自己的電影。2016年，流行互聯網電影眾籌，菅浩棟給自己的劇本《紅旗下的蛋》發起了眾籌，故事講述一群20歲年輕人返鄉過年。眾籌款最終停在五萬元，遠不夠制片成本。

三年后，菅浩棟帶著修改了一年半的劇本《黑夢》入圍海南創投和獵鷹計劃創投。路演時，每個人有10分鐘的陳述，再由評委點評。導演董潤年建議他，先用最少的錢拍出來，相比文字，具象化的影像視聽表達，更能讓大家明白他的東西。評委給出的建議是，這個項目看不到商業回報，劇本也不夠扎實。

電影節創投單元，報名的作品成百上千，能夠入圍的作品不過二三十件。兩天路演下來，菅浩棟漸漸麻木，他發現，最終能夠獲得創投獎金的作品鳳毛麟角。即便是獲獎，十幾萬的獎金，也無法覆蓋電影的拍攝成本。

疫情以后，影視市場降至冰點。“2019年有一個活兒，2020年完全沒有活兒。”菅彩連擔心兒子錢不夠用，微信錢包湊夠三五千，就轉給兒子當生活費。

菅浩棟從北京東南四環，搬到五環通州，最后住進燕郊的自建公寓。隨著不斷外遷，房租越來越便宜。公寓里冬天沒有暖氣，只能每月兩三百元燒電暖器。

劇組工作人員在拉煤車上安裝攝像裝置

《夜幕將至》中梁哲收到朋友發來的視頻，他在北京公寓的東西全被扔到樓道里，那是菅浩棟回鄉參加爺爺葬禮時，收到過的視頻——他在燕郊租住的公寓屬于違建，被房東要求立刻搬離。

沒有工作時，菅浩棟習慣待在出租屋里寫劇本。他覺得，每天看一部電影，或是寫幾千字劇本，時間就沒有虛度。在等待投資的焦慮中，創作是他對抗空虛和不確定性的方式。

獨立導演沒有“堅持”一說。常標說，他是《光盲》的攝影指導，和菅浩棟一樣是“北漂”新人導演。他們常聚在放映室，握著紙筆，沉默地看片，在深夜的北京“碰撞，思考”。不斷問自己，“我要拍什么電影？怎么拍電影？”

和科班出身的導演不同，菅浩棟不糾結于某個詞匯或句子，他最先考慮的是怎么能拍出來。從小看著起伏的丘陵、縱橫的溝壑長大，每一步都是靠“野路子”硬闖出來。他說，他不缺創作靈感，他有很多想拍的故事。 

尋找答案

菅浩棟35歲生日前夕，《夜幕將至》上映。菅浩棟形容自己像蝸牛一樣慢，但很踏實。

朋友常標評價他，不是一個擅長找錢，張得開嘴的人。菅浩棟點頭默認。在北京時，他一年參加三四個投資人的飯局。飯局上，他不是一個努力讓對方敞開荷包的推銷員，而是安靜地坐著，有人主動問起他的電影，才會做介紹。對方感興趣，他就發一份劇本和電影項目書過去。一個禮拜后，再去問下答復。

多數時候，酒水助興，對方在飯局上爽快地說“投”。看了資料后，說，投不了了，影視行業形勢不好，風險太大。少數投資者還愿意再見一面，但在這類飯局上，菅浩棟顆粒無收。

菅浩棟退回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電影學院的，學的是采礦；劇本不是商業片，投資者看不到商業回報。他狠起來自己都罵，那么多優秀的導演都找不到投資，憑什么我能找到？“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攝制組在中巴車上拍攝

2022年8月，《夜幕將至》已經剪輯完成，菅浩棟去北京電影節WIP項目（制作中項目）路演。他說，這部電影沒有投資人，自己借錢完成了前期拍攝。評委會主席爾冬升開玩笑說，你是山西的，你家里有煤礦是吧？

爾冬升直言，不要想著來創投找資金，創投只是提供平臺，讓影視行業知道這些年輕導演，讓投資人知道有一個導演寫了一個劇本。菅浩棟形容，找投資像經歷孕育、出生、成長，有獨立思維幾個階段，在電影節上路演，僅僅是孕育階段。他再次陪跑。

路演結束，評委席邊圍了很多人，有新人導演主動找影視公司的制片人，只為多聊上幾句。菅浩棟沒有湊上前，他清楚，用自己的辦法把電影拍出來才是硬道理。“如果找不到投資，就永遠等著，不開拍了？”

這幾年，電影行業整體存在資金缺口，僧多肉少，新人導演更是處于弱勢地位。菅浩棟說，很多新人導演的處女作都是用自己的錢拍出來的。

2016年，斬獲多項國內外獎項的獨立電影《路邊的野餐》，是導演畢贛的第一部長片。主要演員是他的親戚，取景地在畢贛的老家貴州凱里，電影前期成本約20萬，他在山西傳媒學院讀大專時的老師丁建國資助了一部分，他自籌了一部分。

2017年，常標拍攝處女作，一部公路愛情片，成本上百萬，他自己投資三分之一，以讓器材公司入股的形式借來劇組器材，才得以完成拍攝。為了省錢，他兼職攝影師。

常標遇到過主動找來的影視公司制片人，但制片人仍需找投資人。影視公司的項目研發小組會考慮商業訴求，問他“劇本愿不愿意朝這方向發展？”常標說，自己的作品不只是一件商品，如果價值屬性完全不重合，只能放棄合作。

商業性與藝術性之間的矛盾有時難以調和。菅浩棟覺得，滿足自我創作的內心訴求是最重要的。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里的窮小子賈馬爾一樣，他喜歡電影帶來的無數可能性。

但拍電影的殘酷性遠不止于此，菅浩棟坦言，如果沒有平遙獎的百萬獎金，《夜幕將至》就沒有宣發費，無法上映，只能擱置在網絡上某個無人知曉的角落。

平遙影展之后，菅浩棟簽約了導演寧浩創辦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交給他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小說改編的山西煤礦題材的故事，今年4月，他還在寫劇本大綱。

菅浩棟曾在采訪中準確地記起他和導演賈樟柯的每一次偶遇。第一次在中國臺灣的南方獨立影展的酒店門口，他碰到賈樟柯，他不敢貿然上前打招呼，跑到公園里冷靜了20分鐘，告訴自己：回去的時候，如果賈樟柯還在，就上前打招呼。

賈樟柯是菅浩棟的電影啟蒙人。后來，《夜幕將至》獲獎，賈樟柯為他頒獎。之后，他受邀成為第七屆平遙電影展的評委。但他至今沒有賈樟柯的聯系方式，兩人也沒有深度交流。

拍電影以前，菅浩棟形容自己性格內向、敏感、自卑。“學習不好，來往的人很少。”在電影里，他有訴說的欲望。《夜幕將至》主人公梁哲身上處處有他的影子：年過三十，一無所有，自卑、迷茫，每次回家“有一種逃難的感覺”。

菅浩棟記得， NG29次的鏡頭，是梁哲從理發店門口進去，看到初戀李海鵬。他想拍出男女主從陌生到相認的狀態。對于菅浩棟來說，理發店是特別的存在，他曾在2020年上半年寫過一個理發師的故事。他說，人與理發師之間的關系是相互適應的過程，也許你們剛彼此適應，你又要換一個城市，去認識新的理發師。情感涌動從適應到失去，就像梁哲回家的這一路，不斷適應再失去。

電影中，梁哲撿到一只流浪狗，沒有主人，沒有歸宿，上了中巴車就開始新的漂泊。“很像人生的處境”。菅浩棟說。

影片結尾，梁哲站在荒野里扭頭尋找著什么。有觀眾說，他在找手機、找流浪小狗，還有人說，他在找煙，找寺廟里求的符。菅浩棟喜歡這些不同的答案，他的解讀是：“狗代表情感，手機代表現實必需品，煙為了緩解焦慮，符象征精神寄托。”

他沒有回答作為導演，他想讓梁哲尋找什么。那會兒，他也還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