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沙龍”（第二期）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召開。本期所討論的主題是“多元性與公眾史學”，由臺灣“中研院”民族所王舒俐博士擔任引言人，她在演講中向聽眾介紹了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博物館敘事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她的個人體會。茲將王博士講演部分擇要刊出，以饗讀者。

以往的博物館用以展示過去，而近年來，歐美博物館學界開始思考博物館的敘事如何為未來填補當代，即如何展示現在的歷史。我今天將分享兩個主要案例，透過近年來歐洲和臺灣的民族學博物館的一些變化，來看看當代民族學博物館如何處理其殖民歷史的議題。

首先，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歐洲“國家博物館”產生的背景。眾所周知，十九世紀國家博物館的出現與民族國家興起有關，在歐洲，這同時也伴隨著公共領域的出現。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侵略當然也包括以掠奪其藝術品為目的的侵略，如1897英國侵略非洲貝寧王國（今尼日利亞），摧毀其王宮，以取得其技藝精湛的青銅器，四千多件的藝術掠奪品中有三千多件是貝寧青銅器(Benin Bronzes)，其后歐洲不同的殖民勢力也都試圖取得其青銅器，現今這些文物多數藏于大英博物館、德國與美國的博物館，也因此有學者批判這是“藝術的帝國主義”。就在最近（2018年底），法國總統馬克龍下令法國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歸還26件取自非洲貝寧與尼日利亞的文物。瑞典的近東博物館也有大量中國新石器與青銅時代的藏品，其中多數是在1920年代，透過有組織的科學探險、收藏購買等方式從中國取得的。對于這類帶有殖民色彩的藏品，一些左派學者批評傳統的博物館是關于他者的“拜物教”，因為藏品一旦進入博物館就是一個去神圣化、去靈性的過程，藏品被從使用脈絡中抽離，進入“拜物”的世界。有學者提出，西方博物館在展出這些藏品的時候必須透過展演他者來呈現藏品自身的文化光榮與文化認同。

1960年代以來，全球民權運動等新思潮的發展也促使博物館學界出現了一些新的思考，使得過去博物館以物為主的典藏形式開始出現了一些改變。在這波新思潮中，最大的一個批判者來自全球的“原住民運動”，這一運動認為文物和文化的認同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開始陸續要求博物館返還所收藏的原住民文物。到1990年，美國通過了《北美原住民墓地保護與文物回歸法案》，確認了北美印第安人索取原住民文物的權利。更由于聯邦政府項目挹注大量經費資助、鼓勵博物館典藏的北美原住民文物回歸社群，這使得這三十年來美國各地博物館從管理運作、研究方向到人事聘用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在過去，博物館被視為這些原住民文物的合法擁有者，也是合法的解釋者，博物館策展人與館員賦予文物的解釋與意義，而文物回歸法案出爐后，不僅博物館必須正視其與文物真正的擁有/使用對象的印第安原出社群的關系，也因為政府專案的經費支持，使其很大的側重點都在處理文物返還這件事情上。除此之外，198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也開始制定關于博物館文物收藏的倫理規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設有相關委員會接受國際間文物返還的訴求。這些新的國際趨勢、原住民運動與新公民權益的認定，使得民族學博物館的定位與角色受到質疑。

新博物館學強調以社群作為博物館的主體

在這些新的思潮推動下，博物館本身的定義開始出現很大的轉變，也就是1990年代開始受到關注的“新博物館學”。我認為，新的定義關鍵在于強調博物館文物的倫理性和正當性，要求博物館為公眾服務，博物館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從“物”到“人”。在新博物館學影響下，世界各地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博物館概念，如主張博物館要和周邊社群建立新關系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社群博物館(community museum)，以及強調博物館應該反映不同族群的歷史與文化的包容性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在200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將博物館定義為以社會服務為宗旨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其功能包括保存、研究、交流與展覽人類與其生活的自然環境之有形的無形的遺產，并以教育、學習及娛樂為目的。在此一新的運作框架下，更加確認了博物館并非為文物而服務，也不再是擁抱過去，而是更進一步將關懷擴展到文物背后的使用社群，以及當代的社群，并以非營利、與公眾教育作為主要目的。

在新博物館學概念的影響下，民族學博物館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民族學博物館的文物典藏，一些學者批評說這是通過專家賦予文物以意義，也就是說博物館所賦予文物的解釋和其使用社群對物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因此近年來一些博物館開始嘗試以展覽藝術品的方式展示文物，強調讓物品自己說話。另一方面，“民族學”這個字眼本身和殖民主義有關，因而也被學者所詬病，所以在2000年以后，歐洲幾家大的民族學博物館開始去掉“民族學”的字眼，以世界文化博物館取代民族學博物館的概念。如荷蘭鹿特丹的博物館（Wereld Museum）、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Volkenkunde Museum)、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Troppen Museum)，三者整合成了世界文化博物館。

我今天所要著重討論的博物館位于荷蘭。荷蘭是歐洲唯一一個首先正視并積極處理其博物館與殖民主義關系的國家，其博物館的去殖民運動，大概是從2014年開始，起自民族學博物館，后延續到美術館，到2018年自然史博物館也開始進行去殖民運動。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Tropen museum)，他們的“去殖民”嘗試頗有特色。這是一座典型的殖民地博物館，于1864年設立于荷蘭哈姆，一開始主要展品是荷蘭海外殖民地如東南亞、西亞、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日常用品。1920年代博物館搬遷到阿姆斯特丹，并開始著重展示這些物質文化背后的制造者與使用者的生活。2015年以后，熱帶博物館開始進行去殖民計劃，邀請印尼人以及荷蘭的少數族裔青少年舉行工作坊，參觀、討論并撰寫心得，以此展現被殖民者、少數族裔與弱勢群體的觀點。在原有的文物旁邊，博物館設立了臨時性展板，由這些工作坊的參與者撰寫解說詞。除了這些展板以外，博物館支持這些少數族裔社群自行研發文創產品進行販賣，盈利也直接回饋地方社群。

我們可以將其與另外一座博物館作比較，那座博物館展覽主題正是荷蘭的黃金時代，現在也面臨著新的轉型，因為所謂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建立在被殖民者的痛苦之上的，因此這些少數族裔在觀看展覽時也會有完全不同的視角。與此形成對比的，也是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歐洲那幾個著名博物館在展覽時，其解說詞很少涉及這些文物的來歷。在這一點上，荷蘭的做法是比較積極的。

印度展廳

像這個印度文化的展廳，原有的展示面板意在說明印度人群、他們的觀念與物件，每個物件都敘說一個故事，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這些物件呈現了印度的節慶、經濟、歷史、神靈與英雄，等等。然而新的展示牌卻更加關注博物館是怎么取得這些藏品的？作者從印度人的角度去思考，認為有的展覽把他們的宗教低俗化和物化了。同時，新的展示牌直接告訴觀眾：這些藏品是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下被殖民者以暴力、偷竊，或是賤價取得的。殖民者并非用平等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展品的制造者。傳統的展覽展示的是殖民地的富庶，以及與殖民者相比，被殖民的人群是多么“不同”的族群，這隱含了殖民者優于被殖民者的階序關系。最后，展板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參觀者要如何透過欣賞文物來了解文物背后的人群？這些撰寫者往往聚焦于博物館應該如何展現被殖民者和少數族裔的歷史，反映出與傳統觀點相異的多元化視角。我認為，荷蘭熱帶博物館的這些做法，拉近了博物館與少數社群間的關系，是一項頗有意義的嘗試。

接下來，我要探討的是現在臺灣一些博物館的做法，有一些案例是我自己親身參與過的。近年來臺灣鼓勵開放資源（open source/crowd sourcing），充分利用數位媒體建設公共資料庫，嘗試接納多元意見，納入當代觀點。

在我所服務的“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特別針對過去典藏的原住民文物，我們鼓勵相關地區、社群、機構、團體提交申請合作策展。民族所博物館已經成功舉辦兩次與原住民部落的“共作展示”。第一個是關于泰雅族的文物的合作策展，這個策劃由兩個泰雅族年輕人申請，在宜蘭縣史館、武塔國小協助下推出，民族所的負責老師是黃約伯與劉斐玟。這兩位來自部落的策展人提到展覽的初衷說：“只是單純地想，我們自己雖然能去‘中研院’調閱這些文物，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南澳鄉全部的人都帶去。如果文物能回來，讓族人尤其是孩子能夠看到我們自己原本的東西是什么，這是最直接的。”而在這個行動中，臺灣民族所借展的文物大部分是1960年代由林衡立、李亦園等學者陸續搜集的，這些物件和其中所使用的技法很多在今天的泰雅族中也已經失傳了。我們選擇武塔國小作為展覽地點，由小學生擔任講解員，同時舉辦工作坊討論這些文物，邀請各地泰雅族大學生參加，這種形式大概也確如兩位年輕人所說的那樣，是最直接的途徑，讓人們更了解文物背后的歷史。

第二個案例是更早之前阿美族原住民要求祖靈柱返還，這是由民族所的前輩胡臺麗與蔣斌老師任內所處理的案例。阿美族人認為祖先的靈魂死后會停留在石柱中。幾年前，在民族所博物館展覽祖靈柱時，阿美族的年輕人與巫師參觀展覽，感受到柱子里的祖靈在哭泣、挨餓，因此他們要求在博物館祭祀、做法，并舉行儀式將祖靈迎回阿美族。

我們前面講到，文物進入博物館后是一個去脈絡的過程，對于博物館來說，祖靈柱只是單純的石碑，但對于阿美族人來說，重要的是柱子里的祖靈。最后雙方協議，由民族所出錢制作復制品，讓迎回去的祖靈有居住的家。這主要是阿美族人認為博物館典藏的僅僅是石柱本身，而有生命的靈魂已經通過儀式迎回了阿美族。這讓我重新思考不同的群體如何看待這些物件本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觀看由胡臺麗老師拍攝的紀錄片《讓祖靈回家》。

近年來，為了強調原住民的主體性，臺灣修建了許多原住民博物館，但我認為，這些博物館其實也是自上而下的行為，沒有考慮物的使用者，這是我目前正在處理的研究之一。我曾經對一些原住民訪談，他們認為真正讓物具有永恒性的方式是使用它，而不是僅僅放置在博物館，特別是具有宗教意義的文物，如何處理原住民文化與博物館典藏的矛盾，是需要博物館工作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后，我做一個簡單的小結，分裂且多元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一再挑戰過去以國家視角出發的博物館的展示和敘述，這使21世紀的博物館必須不斷思考，博物館要如何重新梳理過去？它在當代社會又扮演何種角色？博物館首先必須正視當代多元的價值體系與多重的身份認同，我認為一座成功的博物館可以將大眾對歷史/過去的爭論、與對當代社會的關懷帶到公領域，與參觀者一起創造歷史想象和當代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