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離不開先進思想的引領。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作為新興的全球性大國，正在經歷從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消費者到供給者的角色轉變。這里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是指中國結合自身發展經驗和時代特征，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過程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逐漸發展出的一套全球性的思想、原則、理念、知識和理論等。全球性公共知識產品的中國實踐的“行文智遠”，需要進一步發揮好智庫的公共外交功能。

思想引領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前所未有。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首次在國際場合談及全球公共產品，承諾為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指出，“大國更應該有大國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2021年，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將“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與前三者并列。這說明隨著中國日益成長為全球性大國，中國更加重視自身的全球責任，在為世界提供經濟發展動力之外，也創新性地為國際秩序和人類發展提供公共知識產品。

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是中國給出的破解“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時代課題的中國方案。當今世界，全球化發展、國家相互依存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各國的聯系和依存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面對全球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因此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面向世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示中國愿與各國攜手共同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十年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趨成熟。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五個世界”總體布局，即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榮的世界、開放包容的世界以及清潔美麗的世界。

二是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國際關系以合作共贏為核心。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首次提出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呼吁各國人民一起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指導思想。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提出，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是全球治理理念。全球治理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將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向各國廣泛傳播，中國結合自身發展理念、經驗和峰會主題，將中國的改革發展理念“全球化”，向世界提供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公共產品。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都強調“共同”的原則，國家間的事情、全球的事情各國一起商量著辦，世界的未來由各國一起建設，產生的成果由各國一起分享。

四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可能性在于全人類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基礎。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是相對于西方給出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以及其將最終導致的“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中國給出的與之不同的答案。心合意同，謀無不成。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中國自古至今的天下情懷息息相關，蘊含著中國的歷史、文化、哲學，從歷史延續到今天。這是中國共產黨結合時代發展和中國國情給出的發展之義。

五是“人類優先”理念。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出“人類優先”的理念，批評某些國家“不應把一己之利凌駕于人類利益之上”。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一國優先”的理念不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只會降低分工效率、加深國與國之間的敵對和孤立，解決不了各國的發展和安全問題，會犧牲全人類的長遠利益。“人類優先”理念超越了兩極對立思維、冷戰思維，反對“文明沖突論”“文明優劣論”，倡導各國交流互鑒、和諧共存，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新冠疫情暴發后，中國身體力行“人類優先”理念，在疫苗研發、生產、公平分配上展現大國擔當，多次提出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動倡議，彌合“免疫鴻溝”，幫助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六是全球倡議體系。習近平主席于2021年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于2022年在博鰲亞洲論壇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于2023年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這三大倡議形成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的全球倡議體系，是面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給出的“中國答案”。中國愿意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歡迎世界各國“搭便車”“搭快車”，并在交流借鑒中共同發展，推動世界人類的文明進步，展現“大國的樣子”。

比較優勢

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既具有普遍性，即面向全球和全人類，不分社會制度、不論國家大小和發展水平高低；也具有特殊性，即分享中國的發展經驗，尊重各國的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性。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具有四大比較優勢。

第一，成長性。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是個不斷成長的過程。從時空維度看，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即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三個世界劃分等公共知識產品。這個傳統隨著中國自身的成長而發揚光大，一直到習近平主席提出較為系統的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體系。從空間維度看，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不僅面向發展中國家，也面向發達國家。從行為體維度看，不僅是領導人提出全球公共知識產品，越來越多的部門、組織、智庫、思想家等也源源不斷地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比如有中國學者根據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出可持續安全理念等。從內容維度看，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包括國際秩序、地緣政治、全球治理、可持續發展、國際發展等方方面面。從矛盾維度看，中國致力于以發展為核心，解決大國復興的軟硬實力平衡發展問題，通過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提供和傳播可以增強國家軟實力。

第二，包容性。“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包容性主要體現在目標主體和產品內容兩方面。目標主體方面，中國的公共知識產品面向全球，不分社會制度、不論國家大小和發展水平高低。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最初面向60多個共建國家，但其“共商共建共享”和互聯互通等理念和行動被廣為接受，愿意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越來越多，目前已有151個國家與中國達成合作協議，囊括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國家。產品內容方面，中國為世界提供了盡可能豐富的公共知識產品。近年來，習近平主席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人類發展的急迫需求，適時提出網絡空間和海洋命運共同體，以及地球生命共同體、衛生健康命運共同體等，這些理念經學者們的學術化，正轉化為人類共有的新知識產品。

第三，連續性。中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方面具有很強的連續性，這一點與美國相比更為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提供方面可謂一波三折，出現斷裂。奧巴馬、特朗普、拜登帶領的美國政府反復在各種國際組織和協定中“加群”“退群”。可以看出，美國一方面想要宣傳普及西式自由民主的理論，將西方的民主制度作為唯一的普世價值、公共知識產品和各國發展的絕對真理。另一方面，美國又將自身利益擺在優先地位，當國內發展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矛盾時，就減少、停止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不愿“雪中送炭”，其公共知識產品的供給就容易斷裂。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國際戰略具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和連續性，中國近十年來連續不斷地提出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不斷地豐富完善公共產品的內容，未來也將繼續提供新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

第四，引領性。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立足當下，著眼長遠，旨在應對和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具有引領性。世界所需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必須是符合時代特征、為解決當下全球發展困境提供思想和方案的知識。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層出不窮的今天，中國始終以發展的眼光關注人類的前途命運，認識到全球性問題只能由全球共同解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中國應對全球問題給出的中國答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引領世界發展方向。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344號決議，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容載入其中。2022年11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連續第六年被寫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決議。這都說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

行文智遠

中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方面的突飛猛進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因。未來，中國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供應雖道阻且長，但行則將至，需要智庫進一步發揮好公共外交功能。

第一，此消彼長。當前，在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供給中存在“美消中長”的關系，這主要是受到國家能力和國家意愿的雙重影響。一般來講，霸權國占據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主導地位。而當霸權相對衰落時，其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意愿、能力和影響力都有所下降。這給新興大國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提供了機會。有學者甚至認為，新興崛起國的責任缺位會引發災難性的后果，比如二戰就是由于衰落的英國不愿承擔更多全球責任，而新興崛起的美國也對全球治理袖手旁觀，導致出現了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真空，最終引發世界戰爭。因此，新興崛起國需要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彌補霸權衰退產生的空白。美國國家能力相對衰弱，提供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國整體實力迅速上升，一方面主動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普遍期待中國發揮大國作用，提供世界所需的新型全球公共知識產品。

第二，空間廣闊。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國際局勢進入動蕩變革期，全球治理赤字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加適應和符合時代需求的新思想、新方案和新倡議。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中國需要世界，中國現代化的成功與全球化密切相關，中國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為世界發展貢獻了巨大的貿易、投資、消費體量和對外援助，也為世界提供了多樣化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中國愿與世界分享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并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

第三，道阻且長。中國在全球公共知識產品領域地位的相對提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國際話語權，彌補大國軟實力短板。但這一進程也遭遇不少阻力。一方面，這直接挑戰了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從而遭到美國的反制和打壓。比如，美國目前的政界、學界、智庫界、輿論界等，均有意批評或詆毀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等理念。另一方面，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仍有顧慮，對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仍存觀望態度。“中國方案”想要贏得世界的廣泛認同還需要耐心和信心。

第四，行文智遠。智庫又稱思想庫，具有創新國際思想、實施公共外交、生產和傳播國際公共知識產品的功能。智庫會聚了各國知識精英、輿論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與各種制度、各種發展水平的國家廣泛開展公共外交。從這個意義上說，智庫是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生產者、提供者、傳播者、競合者和交易者。當下，中國的智庫已經認識到智庫公共外交的這一功能，開啟了有益的嘗試:一方面建言咨政，不少中國智庫積極為政府和領導人提供新思想和新概念，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新方案和新倡議，并積極推動落實。另一方面，不少智庫已經能在全球思想市場上進行思想博弈，既能向國外精英和民眾介紹中國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使其得到更多了解和更大認同;又能縱橫捭闔，據理力爭，捍衛中國在全球公共知識產品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總的來看，這只是個開始，與發達國家的智庫同行相比，中國智庫在這方面的能力和意識較為薄弱，需要加強“三邊”能力體系建設：一邊加強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實踐的能力建設體系；一邊豐富完善我國新時代生產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一邊提高在國際上進行全球公共知識產品競合博弈的戰略運籌體系。

（作者：鄭方圓 北京大學機關黨委組織員、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翟崑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

         本文原載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夏季號 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