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的產科醫生汪栗（化名）經歷過上世紀90年代末產科的忙碌：一個晚上8個剖腹產，2-3天翻一個班。下班回家洗個澡，睡一覺，醒來馬上又要奔赴產房。但就在一年多前，醫院的產科悄無聲息關閉了。汪栗還記得，產科關閉前，有時一整晚一個剖腹產病人都沒有，除夕夜也沒有一個新生寶寶誕生。

汪栗在上海一家區級綜合性醫院工作，見證了醫院整個產科的發展歷程。“從過去的‘一床難求’逐漸變得‘門可羅雀’，再到徹底關停，部分產科醫生去了行政部門，另一些去了院感科。產科一關，婦科也跟著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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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率持續走低的當下，產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段濤教授發文呼吁“救救產科”，引起諸多產科醫生共鳴，也道出這一群體的隱憂：產科關閉后，我們轉行做什么？

在上海，相對于三甲產科專科醫院，區綜合性醫院、區婦幼保健院產科面臨的壓力更大。即使還沒到關閉的地步，一些醫院也正經歷“產科病床不斷縮減”的現實。

縱觀全國，醫院產科關閉也不再是個例。一年來，浙江、廣州、福建等地多個省份的醫院暫停或取消分娩服務，僅媒體報道的就超過了10家，目前大多仍集中在中小型醫院。

“憂愁”之外，也有另一種聲音。“產科關閉并非洪水猛獸，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名三甲專科產科醫院負責人認為，當下更要正視現狀積極應對，考慮如何把產科做得更強。

作為一名區級綜合性醫院產科醫生，伍穎（化名）看到科室孕產婦分娩量降至高峰期時的1/4。她坦言，“正因為產婦少了，我們有機會‘充電’，在孕產婦管理方面做得更加細致，將‘生的多’轉變為‘生的好’。”

2023年8月18日，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方醫院，醫生在新生兒監護室忙碌。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產科醫生的憂愁

在分娩量逐年下降、產科床位不斷縮減的當下，產科遇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以前，在我們業內有句流行語：金眼科，銀外科，累死累活婦產科。”上世紀90年代末，汪栗成為一名產科醫生，那時她30多歲，加班成常態，產房里孕婦的叫聲此起彼伏，手術一場連一場。身體原因讓她不得不從產科轉到行政崗位，“是被逼著轉型，畢竟作為產科醫生，鍛煉的機會很多，孕產婦也不愁。”

那時的汪栗，從沒想過醫院產科會有關閉的一天。但這些年，她還是看到越來越多的產婦往三甲專科醫院擠，區域內的婦幼保健院建卡人數也逐年減少，只能無奈接受這一現實。曾與她一同并肩作戰的產科醫生們，一部分也開始從事行政工作，還有一部分去了院感科。

汪栗記憶猶新，就在一年多前，醫院產科關閉時，有產科醫生跑來對她說“我們是跟不上時代的一組”“被人嫌棄的一組”，“特別是一些年齡大了的產科醫生，他們的內心是很失落的。”

年齡是產科醫生轉型的最大障礙。45歲的產科醫生伍穎也有一番感慨：“如果你還年輕，就還有資本學習新的東西轉崗，但年紀大了，上了50歲了，就不會再去考研，轉型就很難，或者就只能去做做醫療無關的工作了。”

伍穎所在的是另一家區綜合性醫院，“我經歷過產科最高峰，一個月生孩子的有400多個，每天都在加班，現在一個月最少時只有七八十個，多的時候也就120多個，差不多只有高峰時期的1/4。”

來自區綜合性醫院的產科醫生華敏（化名）也表示，其所在醫院產科盡管沒有關閉，但她對自己的職業前景并不樂觀，“生育率下降了，我們的業務量也一直在萎縮，病區床位數也減少了一些，劃給了其他專科去了。目前，我們也在順應形勢做一些轉型，譬如往生殖醫學方向發展，但生殖醫學的發展也是需要市場需求來支持的。”

在上海，相比于三甲產科專科醫院，區綜合性醫院、區婦幼保健院等產科面臨的壓力更大，近年來的分娩量下降趨勢更為明顯。

2024年2月10日，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上海第一位龍寶寶降生。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 資料圖

“生的人少了，產婦更愿意跑去大醫院建卡，畢竟大醫院對疑難危重情況的處理更有經驗，區級醫院往往承擔的是普通孕產婦的分娩工作。”一名三甲產科專科醫院產科醫生表示。

伍穎有時也會擔憂，隨著醫院產科的萎縮，愿意來做產科醫生的人也會越來越少，“作為規培基地，過去我們一屆最多招到過4個（規培生），但現在一屆只有2個，從2012年成為規培基地至今，我們總共畢業了15名規培生，有2個不做醫生，有1個轉型做了b超醫生。”伍穎說，或許今后招生會越來越難。

這樣的擔憂，也存在于兒科醫生、幼教等諸多群體。正如段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言：“產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響到的是兒科，因為孩子少了，兒科的業務也少了，相應的，孕嬰童產業，教育培訓機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整個教育體系和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助產士全程陪伴與指導待產孕婦減輕疼痛。

產科遇冷背后

當前，醫院產科關閉已不是個例，縱觀全國，浙江、廣州、福建等地多個省份的醫院暫停或取消分娩服務。僅僅一年多來，經媒體公開報道的就已經超過了10家。

事實上，中國助產資源還談不上充裕。據財新周刊援引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截至2020年，中國每萬人就有33位護理員和助產人員，分別是芬蘭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亞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國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對于產科遇冷的現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經歷了2016年生育高峰之后，全國各地出生人口數量下降趨勢明顯。2017年至2023年，全國出生人口數量為1723萬人、1523萬人、1465萬人、1200萬人、1062萬人、965萬人、902萬人，數量逐年遞減。

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全國婦產（科）醫院數量從2019年的809家下降至2021年的793家，減少了16家。同時，全國婦產（科）醫院病床使用率也從2019年的52.24%下降至2021年的44.08%。

在段濤看來，出生人口的下降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大原因是經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在某種意義上說，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成反比例關系。這是一個很難去打破的魔咒，這不單單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一項官方統計解答了女性“不想生”“不肯生”的原因。根據2023年上海市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在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個孩子）的最主要原因為“對現狀滿意”，占比近半，為41.8%；其次為“撫養成本高、經濟負擔重”，占比28.5%，“年齡或身體原因”占比13%，其后依次為“其他”“子女無人照料”“希望生活更加輕松自由”“擔心工作或個人發展受影響”“缺少合適的入托、入學公共服務”（并列）“其他家庭成員的意見”（并列）。

而在“理想孩子數量”的調研上，超七成上海戶籍常住人口希望生一個孩子，近半數外來常住人口的希望有2個孩子。

但是外來孕產婦也有了更多的選擇。“原先在我們產科最高峰時，4/5都為外來孕產婦，但最近這些年，外來孕產婦降得很明顯，有些是為了孩子讀書考慮，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了。”伍穎這樣感慨。

在汪栗看來：“一方面是時代在進步，女性地位提升了，對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選擇權，另一方面是科技進步了，如輔助生殖技術的出現，給了不少育齡女性延遲生育的理由。”

需要關注的還有產科服務本身的經濟特性。一名三甲專科產科醫院負責人表示，業務量決定著產科績效的考核，也決定了產科醫生的收入。在國家對醫院績效考核的標準下，產科不涉及高等級的四級手術，這讓產科在醫院科室考核中不具有優勢，“還有很矛盾的一點是，產科要做得好，應該是預防保健做得好，而不應該去考核重點病種，產科與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們把關口前移了。”

2024年2月10日11時06分，農歷龍年大年初一，浙江省舟山醫院產科分娩室迎來龍年第一個“龍寶寶”出生。

產科醫生的期盼

當下，留住產科、留住產科醫生，顯得更為重要。

“尤其是一些綜合性醫院，不要完全放棄產科，盡管產科經濟效益低，但責任重大，一名孕產婦背后是兩條生命，一旦產科萎縮，人才隊伍也隨之流失，母嬰安全保障也將很難實現。”作為一名有著30多年臨床經驗的產科醫生，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名譽院長程蔚蔚也發出這樣的呼吁。

2024年3月2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關于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下稱《通知》），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產科服務兜底責任。根據要求，人口30萬以上的縣（市、區）原則上至少有2家公立醫療機構能夠開展助產服務，人口30萬以下的縣（市、區）原則上至少有1家；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區要保障相關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具備助產服務能力。

“作為郊區一家區域醫療中心，我們醫院的產科服務功能一定會保留下來，我們同時還服務了周邊四個鎮。”為穩定產科醫生隊伍，華敏所在的醫院對產科醫生的薪酬待遇給予一定傾斜，“不少綜合性醫院會考慮將婦產科放在一起算績效，我們醫院也是如此，這樣一來，產科醫生的收入會相對穩定。”

伍穎也有一番期盼。在她看來，其所在的醫院產科年齡結構相對較好，大部分醫生在30歲上下，“對于我們婦產科低年資醫生來說，他們會在婦科和產科之間輪轉，今年可能在產科，明年就在婦科，這就意味著產科業務量的減少，對大家的收入影響相對還是少的，同時即使產科醫生少了，也能有婦科醫生一起參與24小時值班，來保證分娩安全。”

相比過去時常加班的忙碌，伍穎如今都能正常上下班，工作也算充實，“病人少了，但對我們的工作要求更為嚴格了，就單個孕產婦而言，我們付出的工作量其實比以前多得多，管理也更加細致了。”這是伍穎以前從未有過的體驗。

伍穎解釋，相比20多年前，現在分娩量盡管下降了，但接診的高危孕產婦多了，“過去，分娩人群中，20多歲女性是主力人群，40歲以上分娩的女性很少，但現在無論是頭胎還是二胎，都是30歲以上女性是主力，20多歲的人很少，還有很大一部分是40歲以上的人群，這種變化近五年來特別明顯。同時，這些孕產婦在經濟條件方面也更好，對于臨床服務的需求也顯得更為多元化。”

“正是分娩量的下降，可以讓我們產科醫生有余力、有時間去應對這部分高齡、高危的孕產婦，給予她們更多的關注，從而來確保分娩的安全性。”伍穎進一步表示，過去，產科遇到的孕產婦大多數是普通案例，而現在醫生要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務質量，“不僅僅是硬件設施的整體提升，我們也希望以后能在新生兒撫觸、家庭參與、孕婦學校等方方面面給予孕產婦家庭更好的體檢。”

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名譽院長程蔚蔚也認為，未來產科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對孕產婦的關愛服務，包括對其心理、睡眠問題以及營養健康的關注，還有產后門診、新生兒兒保工作的開展等等，只有積極去應對當前產科帶來的挑戰，才能真正推動這一學科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