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三輯（一九二八—一九三七）發布會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結題會”在杭州翡麗大酒店舉行，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省檔案局局長、省檔案館館長劉蕓，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盛世豪，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龍泉市委書記王順發、中華書局總編顧青等出席發布會并致辭。此次發布會既是對檔案整理成果的肯定，也是對各方多年合作歷程的回顧。

龍泉司法檔案共計17000余個卷宗，約30萬件，88萬余頁，以訴訟文書為主，記錄了浙江龍泉自清咸豐年間至新中國成立近百年的司法案件，多方面呈現了晚清特別是民國時期的地方社會，是研究晚清民國地方司法及其轉變、民眾日常生活與觀念、區域發展與變遷等多個課題的珍貴史料。

2007年，龍泉司法檔案在龍泉檔案館庫房被發現，在包偉民教授及其學術團隊、浙江省社科聯系統、浙江省檔案系統、浙江大學、龍泉市政府、中華書局等多方的合作努力下，龍泉司法檔案得到合理的開發和利用，《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一輯（晚清時期）、第二輯（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分別于2012年、2014年出版，第四輯（一九三八—一九四五）、第五輯（一九四六—一九四九）也預計于2019年出版完畢。“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于2013年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立項，同時五個子項目和相關系列項目順利推進，近年來產生了諸多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這套檔案也日益受到國內外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的重視。

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團隊還在下午舉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結題會，集中報告近年來的主要研究成果。

編目、選編與數據庫建設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第二、三輯主編傅俊主要介紹檔案整理的情況與進展。龍泉司法檔案的整理工作分三個階段展開。一是編目。全面梳理這批檔案，提取每個卷宗涉及所有案件的起始時間、兩造信息、案由、訴訟類型等關鍵信息，重新編寫準確、完整、實用的卷宗目錄，這是所有整理與研究工作的基礎；二是案件遴選與整理。在已有卷宗目錄的基礎上，逐年遴選典型案例,匯集同一案件散落于不同卷宗的所有文書，鑒定每件文書的格式、類別，并按時間順序重新編排，每宗案件下都包含內容提要、檔案索引、文書圖版三大部分。案件遴選主要考慮審判程序與文書保存狀況的完整性，充分反映近代司法變革的進程與地方司法實踐的特點，以及展現地方社會面貌等因素。三是數據庫的建設。《龍泉司法檔案選編》所選檔案只占總量的6%左右，案例的遴選總是有一定的主觀性與隨意性，因此學界呼吁盡快開展全樣本的數據庫建設，認為只能數據庫建設才能充分發掘這批重要文獻的史料價值。目前這方面的工作正在規劃中，相關各方都在積極探索可行性方案，同時也要克服各種制度與條件的限制。

宗族、女性與契約

杜正貞的專著《近代山區社會的習慣、契約和權利》作為“龍泉司法檔案研究系列叢書”首部作品也于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杜正貞的研究主要關注近代法律變革背景人、社會及語言表達的問題。書稿分別用三個個案討論三方面的主題。首先是法律變革和近代宗族的發展。通過對異姓為嗣、祭田輪值、族譜修訂等問題的研究，她發現浙南山區社會形態并不只是在晚清民國時期發生激烈的變化，在所謂穩定、停滯的傳統社會始終經歷著理、法、俗的變化與互動，時間跨度可以長達上千年之久。其次是家庭和女性相關問題。隨著抱告制度的逐漸廢除，女性開始可以直接參與訴訟過程。司法檔案為女性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比如在寡婦立嗣權的問題上，法典、判牘、地方志等不同文獻中所表達的寡婦權利具有相當的差異；再如從清到民國，通過從供詞到筆錄女性敘述的變化，可以觀察到女性如何在訴訟中表達自己的訴求。最后是契約和產權問題的研究，契約作為訴訟證據在龍泉司法檔案中大量出現，杜正貞在研究中不斷追問，契約如何制作、流傳和使用，在訴訟中如何被利用等問題。

通過訴訟文書重建現代化圖景

第三位成果報告人吳錚強通過對龍泉司法檔案中傳票、訴狀、調查報告、庭審記錄與裁斷文書5種主要民事訴訟文書的解讀與分析，發現清末民初民事訴訟主要采用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其法規依據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天津府屬審判廳試辦章程》等。由于立法技術過于簡陋，相關法規在確立職權主義審判原則的同時，不能提供合理完備的訴訟程序，為了維系審判事務的運作，基層審判機構依職權自行探索訴訟規則，導致北洋時期民事訴訟程序處于極不穩定狀態。不穩定狀態具體表現為傳統與現代性的斷裂、層疊與互嵌等結構模式。吳錚強認為，這些發現為突破線性發展的現代化觀念、重建現代性圖景提供了歷史經驗。在立法與機構、傳票、訴狀、調查報告、庭審記錄、裁斷文書等七個方面中，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可以分為三種模式：一是斷裂，二是層疊，三是互嵌，并由此提出“既有結構局部現代化”的觀點。他試圖重建的中國現代化圖景有以下特點：1、始終擺脫不了“兩頭不到岸”的狀態；2、傳統與現代性的斷裂總是造成各種臨時彌補機制。3、“純正”現代性在中國社會的異化是常態，現代性的意義只能從與傳統的復雜關系中獲得理解。

中西法律的雜糅

華中科技大學俞江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由劉陳皓博士報告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主要關注判決和呈狀的批詞，以此觀察法官在訴訟中觀念的演變。首先他們發現，籠統地將傳統細故案件當為民事訴訟是有問題的，近代司法轉型過程中，大量細故案件可以歸為刑事案件。由于民法修訂的滯后，近代的民事審判始終長期面臨著判決依據不足的問題。在他們主要討論的借貸、房屋租賃和管業糾紛中，審判往往體現出新法理與傳統慣例互相糾纏的特點。比如對契約的處理，不但契約仍然承擔著物權證明的功能，而且不同案件對于上手契效力的認定就會產生差異。在北洋時期，中或西、傳統或現代的各種規則都可能在訴訟中被采納，形成了法律規則中西雜糅的形態。

基層審判體系的轉承

張凱的報告圍繞著“民國時期基層審判體系的轉承”展開。首先，清末民初，全國審判體系呈現新式法院與行政機關二元化并行發展的趨勢，既具有按司法獨立精神而創立的現代法院，又有類似清朝州縣自理詞訟之縣知事兼理司法事務，龍泉司法檔案系統展現清末民初基層司法制度經歷了司法獨立、監理司法、行政司法分離這一曲折且不徹底的歷程。其次，通過對民初學警糾紛、吳紹唐和李鏡蓉家族訴訟的考察，發現士紳以組織化和制度化的形式參與地方財政和公共事務，打破了浙江地方原有的官紳權利的平衡，官、紳、民的關系在民國初年發生了重組。此外，張凱的研究還涉及龍泉地區律群體的來源、生活狀態以及1940年代律師公會成立過程。

刑事司法制度的轉型

胡銘團隊報告子課題“從龍泉司法檔案看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轉型與承續”的主要發現。首先，民國時期國家法層面已經確定了追溯主義，但在當時龍泉的司法實踐中，刑事和解占比很高，這與國家法層面并不契合，代表了地方性邏輯，也體現了法律表達與實踐的分離。其次，通過考察法院工作人員的構成、人財物管理和工作情況，他們發現從晚清到現代基層法院的建設始終沒有納入到理想的現代化進程中，很多變革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是相脫節的當前法院人財物等司法改革的重點，在民國時期龍泉縣的法院建設中已經有所反映。此外他們也通過對基層社會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變遷探討了基層法院刑事司法的運作問題。

司法轉型與寺廟產權

陳明華報告的題目是“龍泉司法檔案中的廟產糾紛與產權問題”。他的研究發現，傳統寺廟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承擔著公共事務、控產機構等職能。清代寺廟產權非常多樣化，一方面佛教戒律對產權有所界定，另一方面地方祠廟大致分為國家祀典寺廟（政府控制力度較大）、地方祭祀寺廟（地方共同出資，紳董控制）、獨立家族控制的寺廟（家族所有）等不同類型，清中期以后普遍出現地方紳董更多介入寺廟產權結構。清末提撥寺產進行其他活動的行動大量出現，寺院為了應對甚至出現了掛靠日本尋求庇護的行動，作為推行新政的補充資源，政府不得不對寺廟產權作出回應。國家對寺廟進行分類而提撥寺產，而民初中華佛教會的成立也為產權劃分帶來變數。這一時期大致上確立了地方祠廟分為官、公、私三類的產權體系。大革命以后，隨著整個風氣激進化，任何黨派都試圖對廟產進行所有制改造，廟產公有化是個很重要的斗爭方向。直到抗戰時期，隨著教會系統的寺廟慢慢被侵蝕，地方祠廟的廟產通過成立公產委員會、保民大會等形式再一次被提撥，原有的寺廟產權體系已然被突破。

特邀專家對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的成果展開熱烈討論。陳紅民肯定了項目豐碩的成果，并建議這批檔案需要出版總目錄，方便學者參考，而數據庫建設需要考察很多實際問題。胡鐵球認為文書的格式很重要，其中的變與不變蘊含了典章制度，能反映出人群的變化，并認為在檔案解讀方面，要對比南部縣檔案、巴縣檔案等其他地區的檔案。馮筱才認為選者的訓練、眼光、偏好都會決定選編的水準，并且期待龍泉研究能擴大到浙南、閩浙贛甚至整個中國。劉永華提醒文書研究背后知識系統的問題，研究文書需要有書寫層面的關照、區域性的關照以及人群的關照。王志強希望龍泉司法檔案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引起學術圈更大的關注。吳佩林十分關心各地檔案整理和研究，認為龍泉司法檔案的整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式，并且提醒研究中要注重地域的差別，避免研究同質化等問題。邱澎生認為龍泉司法檔案數據庫建設非常必然，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建立更大的知識網，以便密集性的利用，并且建議參照臺灣大學的淡新檔案和英國的老貝利司法檔案（Old Bailey Online）的成功經驗。他還提醒在研究中要打通歷史學與法學兩方面的知識體系，以及在進行中西比較研究時，要充分注意“西方”本身的差異性與多樣性。

龍泉司法檔案的整理與研究從發現至今已經走過了將近12個年頭。以包偉民為首的團隊在這個項目上長期的探索與堅守，至今既樹立了檔案文獻整理出版的典范，又建立了學術研究的新陣地。但與會者也充分認識到，進一步推動這批檔案為學界充分利用，促進更加精深的研究，還需要各方面資源的持續投入，以及后續學術人才的不斷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