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奈曼（Susan Neiman），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受業(yè)于羅爾斯，先后在耶魯大學和特拉維夫大學任哲學教授，現(xiàn)居德國，系波茨坦愛因斯坦論壇（Einstein Forum）負責人，2014年斯賓諾莎獎獲得者。奈曼的寫作主題涉及啟蒙運動、道德哲學、形而上學、當代政治，著有《文火：柏林猶太筆記》（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92, 2010)、《理性的統(tǒng)一：重讀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 1994）、《現(xiàn)代思想中的惡：另類哲學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2）、《道德明確性：成年觀念論者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 2008）、《為什么長大？幼稚時代的顛覆性思想》（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 2016）、《向德國人學習：種族與惡的記憶》（Learning from the Germans: 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 2019）、《左翼不等于覺醒》（Left Is Not Woke, 2023）等。

我1982年到柏林時，正在寫關(guān)于康德理性概念的博士論文。當我得知租住的公寓就在康德大街（Kantstrasse）附近，心里別提有多興奮了，盡管當時我沮喪地想知道：為什么我剛剛離開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沒有詹姆斯街——不管是用來紀念亨利還是威廉？為什么沒有紀念愛默生或艾略特（譯者注：指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的街道？難道美國人就像自命不凡的歐洲人認為的那樣對文化漠不關(guān)心？沒過多久，我便習以為常地走在康德大街上，并在萊布尼茨街右轉(zhuǎn)。

德國就像別的歐洲國家一樣，有個現(xiàn)象讓人印象深刻：它會撥出一整年來紀念自己的文化英雄。本世紀已經(jīng)有了愛因斯坦年（2005）、貝多芬年（2020）、路德年（2017）、馬克思年（2018），每個都是為了紀念某位英雄誕生或逝世的整數(shù)周年。不論是聯(lián)邦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慷慨解囊，贊助紀念這些思想家以及討論其當代意義的活動。

伊曼紐爾·康德（1724.4.22-1804.2.12）

2024年4月22日是伊曼紐爾·康德誕辰三百周年。早在幾年前，康德曾經(jīng)隸屬的柏林科學院就組織了一次會議，開始籌備他的三百周年紀念活動。隨后召開的第二次會議發(fā)表了記錄報告，但當我敦促同事們借此機會針對更廣泛的受眾增設(shè)活動時，我得到的回應(yīng)是茫然與沉默。哲學教授通常不擅長吸引更廣泛的受眾，但與其他文化機構(gòu)交談后我們意識到，康德的情況尤其棘手。

就像一位博物館館長說的，讓人感到不安的不僅僅是慶祝“又一個已死白人男性”的周年。更大的問題在于，時代精神變了。對于2019年的那次會議的報告，“伊曼紐爾·康德：一位歐洲思想家”真是個很好的標題，其時，英國脫歐似乎使德國人支持的歐洲統(tǒng)一理想變得岌岌可危。僅僅幾年后，“歐洲人”已經(jīng)成了一個貶義詞。在啟蒙運動常被揶揄為旨在支持殖民主義的歐洲中心主義運動的時代，誰還會心安理得地為其最偉大的思想家舉辦為期一年的生日派對？

盡管如此，今年的慶典仍會在4月22日正式開始，屆時德國總理朔爾茨將發(fā)表演講，并舉辦自1805年以來每年在這位哲學家生日都會辦的紀念午宴。慶典開始前兩天，德國總統(tǒng)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會在總統(tǒng)府為一場展覽揭幕，展出的是康德關(guān)于和平的著作。

德國將于4月22日舉辦紀念康德誕辰三百周年慶典

今年年初，四家德國知名雜志推出了康德特輯。一部關(guān)于康德的電視電影在3月1日首播，還有一部正在制作中。在波恩、呂訥堡、波茨坦、柏林，分別會辦四場關(guān)于康德和啟蒙運動的展覽。會議將不計其數(shù)，其中包括一場由柏林的阿拉伯文化之家“會議廳”（Divan）組織的會議。

但為什么要慶祝康德年呢？

這位哲學家偶然為之的自傳式言論提供了一條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作為馬鞍匠的兒子，康德自己本也會過上工人的生活，但一位牧師建議，這個聰明的小伙子應(yīng)該接受更高的教育。他開始熱愛自己的學業(yè)，并“鄙視那些一無所知的普通人”，直到“盧梭糾正了我”，他寫道。康德拒絕了早期的精英主義，宣稱他的哲學將恢復人類的權(quán)利——否則它們將比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更無用。

確實很有膽色。如果你隨便讀一頁他的文字，就會更加驚訝于上述說法。你可能會問，人權(quán)究竟是如何與證明我們需要用“原因”“實體”這樣的范疇進行思考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個問題很少被提出來，康德的自傳式言論也通常被忽視，因為傳統(tǒng)的康德解讀都集中在他的認識論，也就是知識理論上。

據(jù)說，在康德之前，哲學家分為理性主義者和經(jīng)驗主義者，他們關(guān)注知識的來源。知識來自我們的感官，還是來自我們的理性？我們能知道什么是真實的嗎？我們被告知，通過表明知識需要感官體驗和理性，康德駁斥了懷疑論者關(guān)于我們永遠不知道事物是否存在的擔憂。

所有這些都是事實，但這并不能解釋為什么詩人海因里希·海涅認為康德比羅伯斯庇爾更具無情的革命性。這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康德自己說，只有書呆子才會關(guān)心這種懷疑論。普通人不會為桌子、椅子或臺球的實在性而發(fā)愁。但他們確實會想知道自由和正義這樣的理念是否只是幻想。康德的主要目標是證明它們不是。

人們常常忽略這一點，因為康德既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也是一位糟糕的作家。當他證明完普通經(jīng)驗對象的存在，正準備展示它們與理性觀念有何不同時，一個學期已經(jīng)快結(jié)束了。然而冗長并不是他的著作經(jīng)常被曲解的唯一原因。想想一篇差評的威力吧。

如果康德在五十七歲生日前去世，他將會因為一些短小的早期文本而被部分學者記住。1770年，他放棄了這些文章的寫作，著手構(gòu)思和撰寫他偉大的《純粹理性批判》。在經(jīng)歷了學者們稱為“沉默的十年”后，康德在六個月內(nèi)完成了這部著作，并最終在1781年將其付梓。在書出版后的一年半時間里，康德一直在等待回應(yīng)。終于，回應(yīng)出現(xiàn)了，卻是一篇指控他是貝克萊主義的（Berkeleyan）唯我論者的惡毒詆毀：該文誹謗他否認日常對象的存在。

《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初版本

任何寫作者都可以想象康德的沮喪，甚至很可能是憤怒。為盡快駁斥對于他一生工作的歪曲，康德寫了《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以及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由于后者比前書要短得多，讀過的人也多得多，這就使人們對作為整體的康德著作的解讀出現(xiàn)了偏差。如果哲學的主要難題是證明世界的實存，那康德肯定解決了它。（理查德·羅蒂認為他做到了，并認為哲學沒有更多東西可以提供給我們了。）

實際上，有個至今仍困擾著我們的問題一直驅(qū)使著康德思考：像自由和正義這樣的理念，究竟是烏托邦式的白日夢，還是有更實在的內(nèi)容（substantial）？它們的實在性（reality）不能像物質(zhì)對象那樣得到證明，因為這些理念對我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有些人對它們的要求完全無動于衷。哲學能否表明，道德行為即使不是特別常見，但至少是可能的？

在康德的下一本書《實踐理性批判》中，一個驚人的思想實驗回答了這個問題。康德讓我們想象一個男人，他聲稱每次經(jīng)過“某所房子”時（十八世紀很含蓄），都會被誘惑淹沒。可如果造一個絞刑架，確保這人一出妓院就被絞死，那他便會發(fā)現(xiàn)自己可以很好地抵御誘惑。在對生命本身的威脅面前，所有致命（mortal）誘惑都會消失。

然而，如果要求這同一個人判處一名無辜之人死刑——假使不從，暴君便威脅要他抵命——他也會猶豫不決。康德總是強調(diào)我們知識的局限性，我們誰也不知道當面臨死亡或酷刑時自己會不會崩潰。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很可能會。但我們所有人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yīng)該做什么，我們也知道，我們能夠這樣做。

這個實驗表明，我們從根本上（radically）是自由的。不是享樂，而是正義，能驅(qū)使人類做出行動，克服最深層次的動物欲望——對生命的愛。我們想要規(guī)定（determine）世界，而不僅僅是被世界規(guī)定。我們生來是自然的一部分，死后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當我們超越自然時，才最生機勃勃：生而為人，就是拒絕接受我們被賦予的世界。

康德形而上學的核心，是世界的實然（is）與應(yīng)然（ought to be）之別。他的思想實驗回擊了一些人的觀點，他們認為我們在享樂面前無能為力，可以滿足于面包和玩鬧——抑或是手工巧克力和最新款蘋果手機。如果這是真的，那仁慈專制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

但是，在我們最好的時刻，如果我們渴望獲得自由和正義的尊嚴，康德的例子就會產(chǎn)生政治后果。毫不奇怪，他認為法國大革命確證了我們對道德進步的希望——這與他的前輩大衛(wèi)·休謨的追隨者們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偏離傳統(tǒng)和習慣是危險的。

這也回擊了一些康德的當代批評者，他們對康德作品的解讀，集中于它們是如何違背我們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理解的。不可否認，康德的一些言論冒犯了二十一世紀的耳朵。但是，正是他的著作通過為每一項人權(quán)主張?zhí)峁┬味蠈W基礎(chǔ)，給予了我們對抗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手段，如果忘記這點，將是災(zāi)難性的。

康德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被視為目的而非手段——這就是為什么他稱殖民主義是“邪惡的”，并祝賀中國人和日本人拒絕歐洲侵略者進入。當代對啟蒙思想家的否定，忘記了正是這些思想家發(fā)明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并敦促其讀者從非歐洲的視角來思考世界。孟德斯鳩借虛構(gòu)的波斯人之口批評法國社會；拉翁唐（Lahontan）通過與美洲土著的對話攻擊歐洲政治。

在這個時代，建議一個人“現(xiàn)實一點”（realistic），差不多就等于說請降低你的期望，而康德的作品提出了關(guān)于現(xiàn)實（reality）是什么的深刻問題。他堅持認為，當我們進行道德思考時，應(yīng)該從分裂我們的文化差異中抽身出來，認識到每個人都有潛在的人類尊嚴。這需要我們運用理性。與認為理性是支配工具的時髦觀點相反，康德看到了理性作為解放手段的潛力。

康德還認為，政治和社會關(guān)系必須以正義而非權(quán)力為目標，盡管在實踐中，這兩者經(jīng)常被混淆。我們已經(jīng)更好地理解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是如何阻礙真正的普遍主義的。我們該因為康德自己沒有完全實現(xiàn)他的普遍主義承諾而放棄它嗎？還是應(yīng)該慶祝我們能夠取得道德進步的事實？道德進步是康德會全心全意為之喝彩的觀念。

在德國，現(xiàn)在經(jīng)常能聽到的說法是，啟蒙運動充其量不過是好壞參半：雖然那可能是個理性的時代，但那也是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時代。這種論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就像世界各地的進步智識分子一樣，啟蒙思想家并沒有贏得所有的戰(zhàn)斗。它還忽略了另一個事實，盡管面臨審查、流放甚至死亡的風險，他們?nèi)栽趹?zhàn)斗。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來自前殖民國家的當代智識分子拒絕這些論點。像加納的阿托·塞基-奧圖（Ato Sekyi-Otu）、尼日利亞的奧盧費米·塔伊沃（Olufemi Taiwo）、智利的卡洛斯·佩尼亞（Carlos Pe?a）、巴西的弗朗西斯科·博斯科（Francisco Bosco）、印度的本杰明·扎卡里亞（Benjamin Zachariah）這樣的思想家，都不愿意將啟蒙觀念視為歐洲中心主義的而放棄它們。

諸如普遍人權(quán)這樣的觀念的問題，并不在于它們來自歐洲，而在于它們未曾在歐洲之外實現(xiàn)。也許我們應(yīng)該汲取啟蒙運動的教訓，傾聽非西方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