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十八世紀德國哲學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為世界哲學史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日本學者安倍能成曾說，康德哲學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學都流向他，后來的哲學又從他這里流出。我國著名的康德學者鄭昕也留下了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時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義可以看作是應對當今時代平庸化的一劑良藥。在2024年——康德誕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聞同中國康德學會共同策劃，將陸續發布對世界各地資深康德學者的深度訪談，再次挖掘這位哲學家的光輝精神以及對于現今世界的意義。

1999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韓水法翻譯的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出版，直接被收入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韓水法原本是應商務印書館邀約，校訂關文運先生的舊譯本，但后來發現關先生的譯文有許多難以校改的問題，如核心術語不一致、表述不準確、句式改動頗大，而且實際上可能主要是依據英譯本譯出。經協商，他決定重新翻譯《實踐理性批判》。從本科畢業論文、碩士論文直到博士論文都以康德哲學為題目，韓水法對康德的文本非常熟悉，所以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翻譯工作。他翻譯的《實踐理性批判》在國內的康德哲學教學與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除了翻譯之外，韓水法還出版了《康德傳》《康德物自身學說研究》《批判的形而上學：康德研究文集》等康德研究著作。

韓水法翻譯的康德《實踐理性批判》

自1988年回北大任教以來，韓水法系統地開設了康德哲學課程，從《純粹理性批判》、“康德實踐哲學”、《判斷力批判》的研究課，到“康德”以及“德國唯心主義”的專題課。這些研究課程雖然要求很高，但以閱讀和研究為宗旨的方式吸引了許多熱愛和關切康德哲學的學生和老師。選修過這些課程的學生，不少后來成為了國內康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美學等領域的學術中堅力量。

2019年，在《實踐理性批判》韓譯本出版20年后，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康德哲學專業委員會（簡稱“中國康德學會”）成立，韓水法任主任。專業委員會的成立，一方面促進國內康德研究更為深入和全面地展開，便于康德研究和教學的經驗交流和討論，另一方面也促進中國康德學界與國際同行的高水平的交流和討論。

韓水法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當時他還從事韋伯與社會理論、政治哲學的研究，近年來他轉向了漢語哲學的開創性研究，但康德哲學依然是他的核心領域，同時也是其他方向研究的堅實的基礎。談及中國的康德哲學研究，他無疑也是一位繞不開的學者。因此，在康德誕辰30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特此刊發對韓水法的專訪。

韓水法

“活的思想家”康德

澎湃新聞：不僅在國內，在國際學界，關于康德的研究論文和著作一般都多于對其他哲學家的研究，這同康德在哲學史上的重要性和系統性有關嗎？

韓水法：康德哲學有兩個基本特征：一個是系統性，康德哲學成體系地涵蓋了當今哲學最重要的領域，包括認識論、形而上學、實踐哲學（實際上包括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法哲學和歷史哲學等）、美學、科學哲學、宗教哲學，甚至還包括教育哲學。另一個是深刻性，它的思想切中了人類的一些根本關切，比如說“人是什么”，“我能認識什么”——這類問題的內容雖然會隨著時代有所變化，但人的性質依然是個問題，而認識的可能性和范圍仍舊不確定。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依然需要回溯到他的思想那里去。這一點和自然科學不太一樣，因為自然科學會以新的知識解釋過去，先前的理論已經不再重要。

這樣一種系統性與深刻性使得康德成了哲學研究繞不開的一個人物。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施太格繆勒在《當代哲學主流》的開頭指出，分析哲學、現象學等當代主流都要從康德開始談起。他認為，這些主流學派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康德，或是接受他探討哲學的方式，或者是以對康德的批判展開自己的學說——這是一個公認的說法。在國內學界，流行的說法是援引日本學者安倍能成的那個通俗但不太準確的說法：康德哲學有如大江中的一個水庫，“康德以前的哲學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學又是從康德這里流出的。”——事實上，一些非主流的哲學與康德或許沒有多少關系。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更具體的例子。艾耶爾的《語言、真理與邏輯》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經典文獻，它是從批評康德開始的，但其基本概念卻是來自康德的分析和綜合。牛津日常語言學派代表斯特勞森的《感覺的界限》是專門研究康德的專著，康德成了他建構自己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現在一些前沿的分析哲學家，例如約翰·麥克道威爾、約翰·塞爾、羅伯特·布蘭頓等重新研究康德，并由此提出新的問題和看法。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認為康德哲學依舊是活的思想。盡管它所處的科學技術和其他知識背景跟我們今天的不一樣，但是他對哲學的基本、結構性的問題的思考在今天看來依然是洞見，有現實的針對性，仿佛他是一個正在工作的哲學家，在切實地思考我們當下面臨的大問題。當然，對哲學家的研究可以從很多層面切入，可以做語言學的文本研究，也可以做哲學史的研究。但我自己的研究思路依舊把康德看作一個“活的思想家”，然后去追問：當我們人類面臨當前的一些問題時，康德給出了一些什么樣的啟發？或許康德已經直接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或許康德給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我們當然不能說康德思考了今天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給出了直接有效的路徑，也不能說康德所有的思想在今天都是活的。我們只是說，康德的一些基礎的、核心的和重要的東西在今天是活的——這些思想的價值正是康德如今仍舊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力的原因所在。而不像研究其他思想家時，價值僅僅在于哲學史的，甚或語言學的，談不到什么現實的理論意義。

澎湃新聞：您曾在康德哲學專業委員會成立的主旨發言中從人工智能的問題出發，援引了很多康德在認識論方面的理論。康德哲學在當代哲學問題的研究中，還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在哪個方面的研究還有空間？

韓水法：康德研究一直是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乃至整個哲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縱觀世界上所有的大學，不是每個哲學系都會有黑格爾、海德格爾或尼采學者和課程，例如很多美國大學的哲學系就沒有。但它們一般都會有康德學者和康德哲學課程——這基本上成了重要哲學系的一個主要標志。對于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來說，康德和黑格爾曾經是并舉的兩位哲學家，但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黑格爾讓位于康德，康德逐漸成為最受中國學者關注的哲學家。就國際上的統計數字來說，康德研究的文獻也遠遠多于其他哲學家的專題研究——從這樣一個外在的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到康德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而從內在的思想史來說，在當代，很多前沿的哲學家都研究康德，前面提到的幾位哲學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塞爾經常提到和援引康德。雖然塞爾討論的康德的問題——我也探討同樣的問題，曾經都被看作是“過時”的問題，比如意識和現象的疑難，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興起，我們會發現這些問題依然存在，而且顯得更加關鍵。又譬如，現在西方的政治哲學有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兩大派別，另外還有一些小分支，雖然自由主義早于康德，但現在的自由主義基本上都會接受或遵循康德的某一個原則，雖然不同哲學家遵循的康德的原則不一樣，但這更說明康德自身思想的豐富性。

就歐陸哲學而言，海德格爾在許多地方談到康德，《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更是直接研究康德的問題，不過，是六經注我式的研究。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內容都在討論康德或與康德有關，其核心概念也多直接來自康德——雖然都是批評，但若無康德的思想，全書也就沒有了骨架。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是現代美學的重要著作，全書二分之一的內容都在討論和關涉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以及其他著作的內容。因此，伽達默爾類似于叔本華，都要借著康德的大廈發揮自己的學說。大家似乎也都能說幾句康德的理性、啟蒙、美學、“人為自然立法”和“人為自由立法”，但僅僅停留于這些概念是不夠的，這也激勵我們進一步深化與促進康德的研究。

澎湃新聞：那么黑格爾也算是一位集大成者的哲學家嗎？他的思想也像康德一樣是活的嗎？現在英美哲學也會繼承討論黑格爾的哲學，但卻是部分采用他的理論，比如把他哲學體系中的絕對精神這個概念撇開。但在康德哲學里好像沒有這種情況，并沒有說部分采用他的理論。

韓水法：把黑格爾說成是德國古典哲學集大成者的觀點來源于蘇聯馬克思主義者的視角，我認為黑格爾不能算是一個集大成者。實際上，黑格爾把康德的思想推向了一個極端，追求純粹精神的運動，走向了絕對唯心主義，最終建立一個絕對體系。因為以基督教為奧援，他做到了極致。但康德不追求這樣的目標，康德是要解釋“我們的普遍必然的知識何以可能”這樣的現實問題，始終以經驗為基礎——這是一種理智的誠實；有些東西不知道就不知道，有些東西是從哪來的，說不清楚就可以不說。而黑格爾想把一切不清楚的東西都放在自己的體系里說清楚，在我看來這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說康德哲學是現代主流哲學體系的淵源，而黑格爾哲學可以說是康德哲學的一個支流，其他支流還有分析哲學、現象學等。后來的分析哲學和黑格爾是沒有多少關系的，是直接從康德哲學出發的。如果叔本華是現代哲學的開端的話，他跟黑格爾哲學也沒關系，也是直接從康德哲學出發的，盡管他是批評康德的。新康德主義可能跟黑格爾有點關系，伽達默爾應該和康德、黑格爾和海德格爾都有關系。

所以從當代哲學發展的角度看，康德后面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那么黑格爾是集大成者這樣一個結論就不成立了，對不對？當然不是說當代西方哲學都是從康德哲學那里出來的，但是它們繼續在探討康德哲學的那些基本問題，并且經常回溯到康德。

中國的康德研究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從學術史的角度，談談康德思想進入中國后經歷的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是否有自己的特點？

韓水法：康德研究基本上與中國現代社會的歷史變遷密切相關。清末康德研究的歷史，中山大學西學東漸館有文章討論——《康德黑格爾哲學東漸記——兼談賀麟對介紹康德黑格爾哲學的回顧》，北大的楊河老師也寫過一篇《康德黑格爾在中國》，對早期康德研究史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遺憾的是，以前一些老先生還在的時候沒有去做口述史，他們也沒有留下太多回憶文章，不過當時北大與康德有關的教學、課程這些東西，還能查出來，但許多細節不是太清楚。

如果把民國時期劃分為一個大的階段，這個大階段又可以分為抗戰之前與抗戰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兩個小階段。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大概到改革開放或者再晚一點到80年代之前，又是一個階段。在大陸，這個階段當然主要以批評康德為主，正面肯定康德哲學的意見不占主流。雖然西方的康德研究文獻有一些被翻譯了過來，但主要受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蘇聯后期的文獻對康德出現了一些肯定的評價，這對我國大陸的康德研究也產生了影響。

如果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算一個大階段的話，又可以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改革開放之初到1980年代后期，總體上與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變遷同步，這是中國現代學術命運轉折的一個標志時期。

1981年國際黑格爾聯合會在德國斯圖加特舉辦黑格爾大會。這一年正好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爾逝世150周年，大會的主題直接就是“康德還是黑格爾”（Kant oder Hegel?）。大會文集后來由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編輯出版，題目也就是大會的主題。當時，整個世界正在發生巨大的轉變，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最重要的現象。這個問題被中國敏感的學者引入了漢語學界，興起了“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的爭論。后來，人們以訛傳訛，說這是李澤厚首先提出來的問題。不過，自80年代中葉之后對康德正面評價逐漸成為主流，是一個大的趨勢。李澤厚的康德研究強調主體性和啟蒙，與改革開放精神相呼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實，在當時大陸的德國哲學研究領域一些重要學者原本是傾向于康德，只不過受形勢的影響難以發聲，而李澤厚的研究很受惠于這些學者的觀念和學養。

我自己的本科論文和碩士論文寫的都是康德，1987年底以康德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主要發掘康德物自身學說所蘊涵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的重要意義。到那個時代，正面肯定康德哲學的意義，已經無需再加掩飾，不是硬要加一些批評的話語才行。

21世紀以后，康德研究呈現多樣化的新趨向。有人繼續把康德哲學當作改革開放與啟蒙的理論資源，尤其強調人的理性自主，同時也出現了深入和多樣的學術研究樣態：基礎研究，仔細的文本研究，與其他哲學家的比較研究，康德與儒家的比較，以及以現實問題為對象的實踐思考。國內做康德研究的學生，與留學海外研究康德的學者，都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康德著作的重譯和補譯也逐漸開展。鄧曉芒在上世紀80年代翻譯了《實用人類學》。但是最重要的工作還是重新翻譯三大批判。我應商務印書館之約，重譯《實踐理性批判》，于1999年出版，直接進入了“世界漢譯名著叢書”。隨后，鄧曉芒和李秋零也開始系統地重翻康德三大批判，以及康德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20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韓林合《純粹理性批判》的新譯本，這是附有大量研究性注釋的高質量譯本。據說，謝地坤重譯的《判斷力批判》也已經完成了初稿。

韓林合翻譯的《純粹理性批判》

臺灣地區的康德著作翻譯起初幾乎是由牟宗三一人獨立承擔，他自1960年起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在1982年出版，《純粹理性批判》1983年出版。不過，牟譯太過主觀，因此，大陸康德研究很少援引。另外，李明輝等學者既從事康德翻譯和研究，又做與儒家的比較和會通，受牟宗三的影響很大。

澎湃新聞：康德哲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有何重要的意義？會為康德研究者提供怎樣的幫助和便利？

韓水法：成立康德專業委員會的意義有三個方面。其一，有助于專業交流。康德專業委員會成立之后，國內的康德學者就有了一個專業的組織，可以定期舉辦學術會議，出版文集，大家可以經常交流和討論；其二，有助于與國際康德學界交流和合作。康德專業委員會成立后，我們就有了一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康德學會對等的研究組織，就能與世界上主流的康德專家保持經常的交流，與主要的康德研究團體建立廣泛的聯系。比如，最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Andrew Chignell、 魯汶大學教授Karin de Boer等學者的倡議下，全球的康德學者在舉辦了“世界公民觀點下的虛擬康德大會”（Virtual Kant Congress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VKC]）系列活動。來自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多個康德學會參與了這項活動，中國年輕一代康德學者方博、南星、黃濤、王維嘉、楊云飛和賀磊等參與了會議。其三，有助于推廣傳播。康德哲學的影響范圍很大，當代的認識論、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美學等領域的學者，以及政治、藝術等領域的學者，都需要閱讀康德。我們的專業委員會通過教學、論文、會議、公眾號等方式傳播康德研究的最新成果，促進大家的研究和探討。

澎湃新聞：中國的康德哲學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

韓水法：我們現在逐漸與國際接軌，國際交流越來越多，很多年輕學者從國外留學回來，可以說與他們同年齡的西方康德學者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這幾年，青年學者周黃正蜜、方博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和《康德評論》（The Kantian Review）等國際核心期刊上發表專業論文。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參加世界康德大會。像我的碩士導師齊良驥，他的一個心愿就是參加國際康德大會并在會上發言，可惜由于條件限制，未能如愿。我自己在2016年應邀參加第12屆國際康德大會，并做了主場發言。今年我又被邀請參加第14屆國際康德大會，被邀請做大會發言。據我現在所獲得信息，今年有許多國內學者會參加在波恩舉行的國際康德大會。

目前就做文本研究而言，我們這一代人包括年輕人相較而言還會有一些困難，因為畢竟德語是別人的本族語言，他們的學者更容易進入其中。不過，現在也有一些青年學者不畏艱難，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如關于康德遺著的思想研究。就面向具體問題的和基礎的理論研究來說，在很多方面我們足以與國際學界對話。但是，我們有或能有多大的影響，現在還不好說。這還要靠大家的持續努力，才能有望在學術上產生讓人心服口服的新觀點與新思想。

就目前國際的反饋來看，中國的康德研究與德國哲學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斷地提升，這既是學者努力的成果，也反映了國家經濟實力與教育發展水平的提高。現在國內有關康德和德國哲學的學術活動越來越多，甚至連德國哲學家曼弗雷德·弗蘭克（Manfred Frank）都不免百味雜陳地說出“德國哲學在中國”這樣的話來。所謂的中國特色，絕不是封閉起來的特色，而是在國際對話中形成的自主的和原創的哲學思想和哲學流派。

澎湃新聞：我們的康德哲學研究可以同國際對話，是否也得益于大學哲學教育在課程上對于康德的重視？

韓水法：是的，我們開設有系統的康德研究課程，研讀三大批判，還有其他的專題課程。沒有這種專業的教學就不可能讓學生系統地了解康德，或者說把康德哲學系統地傳授給學生。沒有系統的學習和教學，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當然也不可能傳承研究的傳統。國內越來越多大學開設了系統的康德課程，與相應的基礎的和專業的課程相結合，可使學生接受專業的和專門的訓練，而這意味著我們現在可以自主地培養康德研究學者。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海外留學不必要。

澎湃新聞：國內的康德哲學研究還能在哪些方面更進一步？

韓水法：國內的康德哲學研究進步和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第一，對于康德著作文本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對康德理論哲學的研究我們早已起步，但對先驗演繹、意識問題等核心問題的研究與蓋耶（Paul Guyer）、阿利森（Henry Allison）、朗格尼斯（Beatrice Longuenesse）等國外一流學者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對康德自然哲學的研究、數學思想研究、科學哲學研究都不夠深入和透徹，是大可拓展的領域。有關《判斷力批判》《實用人類學》這些文本的研究，尚需要從康德哲學內在理論一致性，以及那個時代的知識和觀念的背景，進一步展開。除了康德生前出版的著作，他的遺稿，包括講課記錄稿的研究也可進一步展開。

第二，除了對康德哲學的內在研究，從康德哲學生發出原創的哲學思想，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付出更大、更艱苦的努力。西方不少學者是在讀了康德的著作并試圖努力解決康德的問題之后，成為大哲學家的；或者是在思考和處理哲學問題時不斷回到康德，然后取得進步的。比如從黑格爾的邏輯學到胡塞爾的現象學，再到后來的海德格爾和法國現象學，都不斷地重新從康德哲學出發，研究意識結構。早年間為了研究康德哲學的現代意義，我也去讀胡塞爾。胡塞爾在《邏輯研究》里就把康德的問題看得很重要，雖然不乏批評的態度。據有學者說，胡塞爾一輩子反復研讀康德，但也都沒有把《純粹理性批判》從頭到尾讀完，他讀幾十頁就會產生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就開始撰寫自己的哲學文字。如果說胡塞爾的早期研究體現得還不明顯，后來的先驗現象學就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康德的深刻影響，許多核心概念都來自康德。他很想在康德哲學的基礎上推進一步，但他最終缺乏體系建構的完成能力，不斷地從不同角度重述同一個問題，陷于繁復的經驗描述，在理念體系的建構方面終于功虧一簣。海德格爾在某種意義上也開拓出了康德哲學的新意義，他反對康德的第二版先驗演繹，因為第二版演繹闡述了意識的先驗的理論結構，他喜歡第一版演繹，因為偏重于心理學的描述，可以發揮和演繹人的情感的狀態和結構，與海德格爾的趣味比較契合。福柯的《何謂啟蒙》也是在200年后來回應康德的問題。20世紀下半葉后專門研究康德的大哲學家不太多了。分析哲學的重要人物雖然多數會處理具體時援引和回溯康德，通過而獲得新的觀念和思想，但畢竟過于零散。在這些方面，中國的康德研究是大有可以拓展的空間的。又如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時代，康德的意識理論對理解意識的性質和機制應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甚至有某種路徑的價值。

澎湃新聞：那您如何看待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融合比較的空間？

韓水法：康德與中國傳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會通可能也有很大的余地。實際上在現實的研究中，很多人都在從事以康德哲學為視野或路徑的其他思想研究。雖然馬克思本人對康德不重視，但后來的新康德主義就想把馬克思的思想跟康德結合起來，所以新康德主義者中不少人是社會主義者。至于康德哲學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會通，牟宗三先生用功頗多，用力頗深。對這方面的研究，我知之不多，但是我想，空間還是很大的，關鍵在于方法、視野和態度。面對現實的人類問題，諸如社會的基本原則、世界的秩序，我們可以考察儒家和康德各自怎么說，然后找到契合點，構建處理的原理和方案。我們也可以純粹從理論哲學上來研究和比較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我認為，至少有一個核心，儒家與康德哲學一樣必須回答，這就是康德提出的四個問題：我能夠認識什么？我應當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最后，人是什么？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人也。”——就此而論，康德與儒家理論還是有很多的共通之處的。但現在人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情況如何，我不是太清楚。像牟宗三那個時代的研究，原本就想從儒家證明，我們也包含著類似康德的思想。這樣可能有一點偏離原本的儒家。如果要我做研究的話，就會面對現代世界的根本問題，康德和儒家的思路會是如何的，他們會提出什么樣的回應？這樣的研究可能更具有啟發性。但是，實際上我并沒有做這樣的研究，讀的也很少，所以說不出更多的內容來。

康德著作的翻譯和入門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康德三大批判的多個譯本？從您的角度來看，哲學文本再翻譯的動力一般來自何處？是因為每位學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嗎？還只是時間的巧合？

韓水法：學者自己的主張，對于翻譯使用的概念的考究和對康德的理解三者綜合構成了哲學文本再翻譯的動力。以我自己為例吧，我當時翻譯《實踐理性批判》，起因是受人之托，校對關文運的譯本。康德是一個非常體系化的哲學家，概念的統一就非常重要。關文運翻譯所依據的早期英文譯本本身就不是很準確，再加上他本身并不是做康德研究的，譯名不統一就是一大弊病，還有許多表述也很隨意。于是，后來就得從頭譯起。不過康德的翻譯確實是一項十分困難的工作，現在的譯本都多多少少會受到一些批評。在已有的翻譯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我認為，康德著作的翻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的思想準確地用體系性的和內在一致的概念表達出來，而其前提是對康德哲學思想要有系統的研究和整體的理解。比如，我雖然翻譯了《實踐理性批判》，但我是從研究《純粹理性批判》開始從事康德研究的。在上述要求之外，最好能夠保留康德的原句式，不到非調整不可的時候盡量不調整。另外，我盡量把康德的文本翻得雅一點，更加書面語一些，這也是我的一個原則。因為《實踐理性批判》在文字上確實比《純粹理性批判》要漂亮，特別是其中的情感抒發也要能夠表達出來。

澎湃新聞：您曾在一篇漢語哲學的文章中說到，漢語翻譯佛經的事實說明漢語是可以表達抽象概念和觀念的。

韓水法：第一點，任何一種語言，只通過一定的發展都可以勝任表達復雜的思想。漢語要保持充分的開放性，允許詞匯的大量增加，如此才有助于漢語表達更為復雜和更為思辨的思想。我贊同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相信沒有一種語言不能表達復雜抽象的思想，但需要經過一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要創造包括吸收大量的詞匯，并且足夠豐富的語音。

第二點，一個民族的思想與科學文化發展程度和豐富與否，會影響語言本身的發展和豐富性。復雜的社會生活和結構，就需要復雜的語言來表達，從而促進語言本身表達能力的拓展。

漢語的發展是面臨著一些問題。第一，我們中國古代跟名物相關的詞語很豐富，也復雜，但現代漢語在這些方面有過度簡化的走向。第二，現代漢語的語音不斷流失，同音詞語大量出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表達的清晰、準確、細致和效率。

澎湃新聞：哲學系的學生會覺得康德哲學比較難，教學上有好的方法嗎？對哲學感興趣的大眾，又要怎么讀懂康德的文本？

韓水法：哲學專業的學生或業余愛好者完全可以通過讀康德入門，不過要破除一次全部讀懂，不然就放棄的心理。大哲學家的著作，不是任何人一次就能讀懂的，只要讀出興趣，或者你愿意思考相關的問題就可以繼續深入。如果非專業的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先讀若干康德的導論性質的小冊子，比如《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和《道德形而上學奠基》，而且也不一定追求完全理解康德的本意。非專業讀者甚至可能會從康德那里得到更多的不受限制的啟發。他們不像專業讀者那樣試圖準確地理解康德是怎么說的，文本又是怎么樣的，概念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非專業讀者通過閱讀康德得到的實際啟發或許可以幫助處理現實的問題。任何偉大的思想體系都是開放的，不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康德哲學自然也是如此。開放理解有多種形式，有時候就是純粹從康德那里受到啟發，別人可能會說不知道康德這段話還可以有這樣的啟發。從學者的角度來看，這種啟發可能和康德的思想在理論上在邏輯上沒有關系，但這也不要緊，這也是康德哲學意義的一種。

但是對于想要做哲學研究的學生來說，沒有任何研究的捷徑，從最重要的哲學家的原著閱讀開始，直接讀康德原著，一遍不行讀兩遍，讀的過程中可以參考一些二手文獻。但是，在還沒有讀康德原著的前提下，一本接一本地讀二手研究著作，是不可取的方法。

面向大眾的通俗講演也是這個時代的需要。在今天這個多媒體時代，這樣的傳播不僅方便也很有效。在網絡時代之前，英國曾經開設了哲學家廣播講座，很多重要哲學家的哲學著作甚至是在BBC講座之后的成果。國內康德研究的普及也可以這樣做，但怎樣做得既通俗又不失學術價值，確實是一個難題。現在有些學者成為網紅之后，滿口的知識錯誤，也是很不堪的。如何在商業與學術之間取得平衡可能需要一個好的平臺。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向社會開放了高質量的和前沿的學術講座，就是一種嘗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