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吃飯，一個人逛街，一個人看病，時常眼饞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價’……”28歲的姜陽來自山西，“北漂”4年，工作步入正軌，他卻時常在偌大城市中感到孤獨。

同姜陽一樣離開家鄉，在大城市租房獨居的單身年輕人，被稱為“空巢青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一人戶家庭超過1.25億戶。其中，除卻“空巢老人”、喪偶、離異人士外，“空巢青年”數量激增。

相較于老年群體的被動“空巢”，青年群體的“空巢”大多出于自我實現的主動選擇。但同時，很多“空巢青年”的城市生活面臨難題：就業壓力大、住房條件差、社交圈相對封閉、社會支持網絡較弱……不少人感慨，“空巢”既是居住狀態，也是心態；既是理想之梯，也是無奈之舉。

一個人，一座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闖闖。”碩士畢業后，姜陽放棄了家鄉縣城朝九晚五的工作機會，加入北京某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讀書時，“北漂”在他眼里帶著浪漫色彩。然而他很快發現，“北漂”生活滋味萬千，美好與艱辛并存。

為了通勤方便，姜陽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次臥，房租占工資的三分之一。兩個合租室友也是男生，但由于作息時間不同，平時很少打照面，最多的交流是在繳納水電費時，“像是住在一個屋檐下的陌生人。”姜陽感慨道。

互聯網行業競爭激烈，姜陽每天早上8點出門，晚上10點多到家。“北京豐富而多元，我曾計劃每周去看一場演出，卻只堅持了一個月。”隨著工作日益忙碌，周末用來休息都不夠，“只想癱在床上刷短視頻”。

從事設計行業的崔婕獨自租住在北五環的一居室，“三餐靠外賣，購物靠淘寶，快遞員比鄰居都熟”是生活的常態。盡管來北京已經5年，但她最常聯系的朋友，依然是發小和同學。“她們在深圳和杭州，都是‘空巢青年’，睡前相約來一局網游，或者只是開著視頻互相陪伴。”崔婕說。

“‘空巢青年’增多的背后是人口與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郭元凱向記者表示，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引發了更多城鄉、城市之間的人群流動；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和小型化，改變了青年人的思維觀念和居住習慣，為“空巢青年”群體的形成創造了社會環境；此外，科技創新的迭代以及迅速擴張的網絡社交形態，使得線上生活更加便利，推動了“空巢青年”現象進一步顯現。

“空巢”背后的喜與憂

“一個人住，才知道自己能搞定這么多事。”獨居生活讓崔婕熟練掌握了換燈泡、通馬桶、修水管等技能。在完全屬于自己的生活空間里，她看電影、做瑜伽、考證書，業余時間“沒有人打擾，是學習和沉淀的好時候”。

隨著年齡的增長，崔婕也很渴望組建家庭，但苦于沒有擴大社交圈的渠道。盡管在相親網站等線上平臺進行了幾次嘗試，但很快她就興致索然。

功夫不負有心人，姜陽最近得到了升職的機會，也開始有獵頭找上門，開出誘人的薪資。如愿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他卻時常覺得，自己的生活好像缺了一塊。“每次深夜加班回來，躡手躡腳地進門，對著狹窄又冷清的房間，一種莫名的心酸瞬間涌上來。”他說。

姜陽坦言，自己不后悔“北漂”，但有時會羨慕留在家鄉的同齡人：“身邊有父母親人，有從小到大的同學圈子，大家都早早買房、結婚、生子，比我先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空巢’的背后有喜有憂。”郭元凱分析稱，“喜”的方面，獨居生活能夠提高年輕人自身的時間管理、職業規劃能力，是一種很好的歷練。從經濟角度看，“空巢青年”催生了“單身經濟”，帶動了小家電、外賣、寵物、電競等新業態發展，這一群體正成為未來消費經濟的風向標。然而，與“空巢”相伴的孤獨、悲觀情緒，長期來看不利于年輕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交往。

“筑巢”需要多方護航

“青年群體基本實現了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經濟融入，但在文化融入、社會融入以及心理融入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突破。”郭元凱認為，“筑巢”離不開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郭元凱建議，要重視城市軟環境的建設，加大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針對青年群體“急難愁盼”的住房、就業、婚育等問題重點發力。例如，優化保障性住房供應，放寬租賃型保障房申請的戶籍限制等。

記者注意到，缺乏交友渠道，是“空巢青年”面臨的普遍難題。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謝天看來，為年輕人搭建交友平臺，是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應有之義，“相較于速成的相親模式，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組織高質量的活動，讓志趣相投的年輕人互相認識。”

謝天建議年輕人，應走出“虛擬社交”，拾起興趣愛好，可以在線上社群尋找“同好”，或參與讀書會、爬山等線下活動，基于共同愛好產生的友誼，更易產生精神層面的共鳴，有助于先擺脫心理上的“空巢”。

謝天認為，“空巢青年”一詞走紅，帶著些許無奈與自嘲的意味，正是年輕人在網絡中“抱團取暖”，以緩解自己的孤獨和焦慮。其實，對于志在遠方的年輕人來說，“空巢”只是過渡階段，只要耐得住寂寞和辛苦，終將成就精彩而豐富的人生。（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