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復活節還有幾個星期，朝圣的人們就陸續來到耶路撒冷。他們來自東歐和中東的許多地方：埃及、敘利亞、亞美尼亞（Armenia）、安納托里亞（Anatolia）、希臘半島等等，但最多的還是來自俄羅斯。這些人先是坐船來到雅法港（Jaffa），再從那里租駱駝或是驢子上路。1846年4月10日耶穌受難日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兩萬名朝圣者。他們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實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為了保證長途朝圣路上有足夠的盤纏，他們幾乎人人都會隨身帶上一些貨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裝飾品，念珠或是繡品等，在抵達后賣給參觀圣殿的歐洲游客。朝圣活動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廣場也是一個忙碌的市場，售賣色彩鮮艷的水果和蔬菜的攤位與出售貨物的朝圣者擠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氣味難聞的牛羊皮晾曬在那里。廣場還是乞丐們討錢的地方，他們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風病，就這么伸向陌生人，驚嚇之下人們只好散錢消災。有錢的游客會雇幾個土耳其向導，這些人揮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趕開，保護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門。

東正教徒與天主教徒大打出手

1846年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的復活節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點比往年更加擁擠，氣氛也更為緊張。圣墓教堂內，建在耶穌受難處的祭壇是舉行復活節祭祀活動的地點，長期以來兩個教派的教眾一直為耶穌受難日那天誰有優先權爭執不下。那時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東正教的希臘人之間的矛盾已到白熱化程度，以至于奧斯曼帝國駐耶路撒冷的總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內外維持秩序，但還是無法阻止沖突的發生。

在耶穌受難日這一天，拉丁教士帶著白色的亞麻祭壇布來到圣墓教堂，卻發現希臘教士已經在祭壇上鋪上了他們的絲綢繡花壇布。拉丁教士質問希臘教士有何權利占著祭壇，要他們出示蘇丹的許可狀。希臘教士卻反問拉丁教士有何權利要求把絲綢壇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蘇丹的許可狀。兩派教士打了起來，僧侶和朝圣者們立刻加入戰團，很快整個教堂變成了戰場。兩邊不僅拳腳相加，還操起各種家伙，十字架、蠟燭臺、圣餐杯、燈具、香爐都成了武器，甚至還有人從教堂里拆下了木頭。斗毆愈演愈烈，兩邊都使上了偷偷帶進教堂的刀子和手槍。當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終于控制住場面時，教堂地上已經躺了四十多具尸體。

“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國社會評論家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旅行，她繼續寫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猶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麥加（Mecca）一樣。這些人聲稱有同一個圣父，對他們來說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們又在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會把任何進入奧馬爾清真寺（Mosque of Omar）*的猶太人或基督徒殺掉，而希臘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敵對，會把任何進入圣墓教堂的猶太人或穆斯林殺掉。猶太人向敵人祈求平安，用的卻是自己先知留下來的仇恨的語言。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矛盾的加劇，原因是自19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朝圣者來到巴勒斯坦。鐵路和蒸汽機船的出現，為公眾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國家的旅行團以及歐美各地虔誠的中產階級教徒紛紛涌向巴勒斯坦。各個教會之間相互競爭，都要擴大影響力。這些教會支持朝圣團體的活動，搶著在巴勒斯坦購買土地，資助教區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學校吸收阿拉伯東正教徒（以敘利亞和黎巴嫩人為主），讓這些巴勒斯坦人數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眾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國駐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領事威廉·揚（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報告中說：“最近兩年內，有大批來自俄羅斯、法國、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島（Sardinia）的政府官方禮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來裝點圣墓教堂。”他繼續寫道：

不同教派間的嫉妒和敵意不斷增加，后果明顯。在過去，拉丁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修道院之間的紛爭并無大礙，常常以一方給土耳其當局更多賄賂作為解決。但是現在不行了，因為紛爭的背后，是歐洲國家在宗教事務上的介入。

耶路撒冷：俄羅斯人的精神家園

在1842年和1847年間，耶路撒冷熱鬧非凡：圣公會（Anglican）在這里建了一個主教公署；奧地利建立了一個方濟會（Franciscan）印刷所；法國建立了一個領事館并向天主教學校和教會送了很多錢；教皇庇護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設立了一個常駐大主教的職位，這在12世紀十字軍東征后還是第一次；希臘東正教大主教從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強控制；俄羅斯派來了教會使團，建起了一個俄羅斯大院，包括旅店、醫院、祈禱堂、學校和市場等，為人數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朝圣者提供協助。

在19世紀早期，由俄羅斯東正教會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來到耶路撒冷參加復活節慶典的俄羅斯朝圣者多達一萬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羅斯和高加索，再經過安納托里亞和敘利亞而來。對俄羅斯人來說，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們強烈宗教熱情的傾注點，到這里朝圣是他們信仰虔誠的最高表達。

在某種程度上，俄羅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們精神家園的延伸。“神圣俄羅斯”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個東正教的帝國，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東部地區，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羅斯神學家在1840年代寫道：“巴勒斯坦是我們的家鄉，在那里我們不把自己當作外人。”[4]這種說法是有源頭的，幾百年來的朝圣活動把俄羅斯教會和圣地（包括通過耶穌的一生聯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奧斯曼帝國對巴勒斯坦擁有的政治主權不過是暫時的，而他們自己與圣地之間在精神信仰層面的聯系卻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卻完全沒有這種狂熱，他們對巴勒斯坦圣地的興趣不過是出于歷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紀英國旅行家和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金萊克（Alexander Kinglake）認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攜日記本、對歷史有所了解、打算寫本書的法國游客而已”。東正教徒的激情狂熱，“野蠻”和“低俗迷信”的儀式，往往讓歐洲游客退避三舍。馬蒂諾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穌受難日為朝圣者洗腳的儀式，她寫道：“我可沒法去看這種借宗教名義演出的丑劇，相比之下，在非洲河邊舉行的最低級的拜物教儀式都沒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背鲇谕瑯拥睦碛?，她也不愿意參加復活節星期六舉行的圣火儀式。在圣火儀式上，朝拜者紛紛擠入圣墓教堂內，用耶穌墳墓上的長明火點燃自己手中的火把。來自希臘、保加利亞、摩爾達維亞、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等地不同東正教派別的教徒爭先恐后地擠向耶穌墳墓，斗毆經常發生，有時候一些教徒會被踩死或是被煙嗆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儀式，他將看到的景象描述為“混亂和瀆神的場面”，那些朝圣者“幾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亂叫，仿佛惡魔上身一般”。

馬蒂諾是一神論者，柯曾是圣公會教徒，他們對這種宗教儀式的反感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新教中，早就沒有了公開展示宗教熱情的行為。和許多歐洲游客一樣，他們覺得東正教徒狂亂的舉動幾乎不像一個基督徒所為，自己和他們沒有什么共通之處，反而是相對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莊，與自己習慣的安靜祈禱有著共通之處。這些作者對東正教徒的態度，影響了西方國家在與俄羅斯就圣地問題發生爭執時采取的外交政策，而這些外交政策的實施，最終導致了克里米亞戰爭。

歐洲的評論家們對圣地在俄羅斯人心中的地位一無所知，也不以為意，他們只會看到俄羅斯對西方教會利益的威脅在日益增長。在1840年代早期，英國領事威廉·揚定期給外交部報告“俄羅斯勢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長的情況，在他看來，俄羅斯正在通過資助朝圣者以及為東正教堂和修道院購買土地的方式，準備“對圣地的征服”。有一點他說得沒錯，俄羅斯宗教使團確實曾通過資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學校和旅店的方式，對當地的希臘、亞美尼亞和阿拉伯東正教團體施加影響。這種做法實際是遭到俄羅斯外交部反對的，因為他們準確地預感到這種做法會讓西方列強產生敵意。但是在威廉·揚的報告中，對俄羅斯征服計劃的描述越來越夸張，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匯報時說：“有人聽到俄羅斯朝圣者在那里公開議論，說由俄羅斯政府來管理這塊地方的時機已經到了。俄羅斯政府可以在復活節期間，把耶路撒冷的一萬名朝圣者武裝起來。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變成要塞?！庇藢Α岸砹_斯計劃”的擔心促使圣公會加快行動，終于在1845年開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會教堂。

“法國人在圣地灑下的熱血，俄羅斯人永遠也比不上”

不過對俄羅斯在圣地的各種行動最警覺的還是法國人，對法國的天主教徒來說，法國和巴勒斯坦有著長久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期。他們認為作為歐洲“第一個天主教國家”，法國有保護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來拉丁朝圣者的人數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霸谀抢镉形覀兊倪z產，必須捍衛我們的利益，”一份法國天主教地方報紙這么寫道，“十字軍東征時，法國人在圣地灑下的熱血，俄羅斯人永遠也比不上。俄羅斯人從來沒有參加過東征……在東方人心目中，法國是首要的基督教國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歐洲地區全部叫作法蘭西國（Frankistan）?！?/p>

為了對抗俄羅斯不斷增長的勢力，同時確立自己作為天主教徒首要保護者的地位，法國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領事館（當地穆斯林對西方列強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憤怒的人群把旗桿上的法國國旗扯了下來）。以后，不論是在圣墓教堂還是伯利恒圣誕教堂舉辦的拉丁禮拜，法國領事總是帶著一批隨從盛裝出席。在伯利恒舉辦圣誕午夜彌撒時，法國領事后面還有一群士兵保護，這些士兵雖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來的，但實際上是法國出的錢。

和圣墓教堂一樣，拉丁人和東正教徒也經常在圣誕教堂出現糾紛。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為拉丁僧侶是否應該配有主教堂大門鑰匙而爭執不休。希臘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馬槽祈禱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屬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馬槽祈禱堂必須穿過主教堂。雙方還一直爭論拉丁教士是否應該持有圣誕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鑰匙。圣誕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認為是耶穌誕生的地方。還有一個爭議是有關石窟內耶穌誕生處大理石地面上鑲嵌的一顆銀星，這顆銀星由拉丁人在18世紀嵌入，上面刻著法國國徽和一句拉丁文“在這里圣母瑪利亞誕下耶穌基督”。希臘教士一直對此感到憤怒，認為這是法國人放在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這顆銀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銀星的工具就隨手丟在一邊，拉丁人立刻指責這一定是希臘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臘人還在石窟周圍建了一堵墻，不讓拉丁人進入，于是引發雙方一場斗毆。銀星被偷走之后，法國人向“高門”（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外交抗議，依據是一項1740年簽署、早被人遺忘的條約，法國人說這項條約保證了天主教徒有保護石窟中的銀星的權利。但與此同時，希臘人也根據高門的慣例和特許權，聲稱這個權利是他們的。這看上去是一個小小的爭執，卻引發了一場關于誰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機，繼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門鑰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國還聲稱擁有維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頂的權利，依據也是這份1740年的協議。圣墓教堂的屋頂迫切需要維修，因為屋面一側防漏水的鉛質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臘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責是對方干的），雨水從屋頂縫隙漏下，甚至連鳥兒都能飛到教堂里。根據土耳其法律，誰擁有屋頂誰就擁有整座屋子，于是誰有權維修圣墓教堂的屋頂就關乎了所有權，因此成為拉丁人和希臘人激烈爭執的焦點。在這一爭論中，俄羅斯人代表東正教徒出面與法國人對峙，他們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簽署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這份和約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戰爭失敗后與俄羅斯簽署的。根據俄羅斯人的說法，該和約賦予了俄羅斯在奧斯曼帝國中代表東正教的權利。這一說法遠非實情。該和約用詞含糊，很容易在翻譯過程中把意思曲解。當時俄羅斯簽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寫的和約，而土耳其人簽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寫的和約，然后俄羅斯人又把和約翻譯成法文用于外交。不管怎樣，俄羅斯以此來給高門施加壓力，不讓法國人達到目的。夾在中間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雙方都說些好話。

1851年5月，法國總統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eon）任命好友夏爾·德·拉·瓦萊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擔任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進一步加劇了這場沖突。這一任命是拿破侖向法國天主教勢力讓步的結果，他在擔任總統兩年半以來，一直未能在與議會的斗爭中占上風，于是為了鞏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國軍隊的護送下，逃亡法國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岡；1850年通過的《法盧法案》（Falloux Law）為大量增加天主教學校鋪平了道路。對瓦萊特的任命也是向教會做出的讓步之一，因為他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黨”（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許多人認為這個派系在暗中操縱法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針對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國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持強硬態度。瓦萊特擔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為，超過了他的職位所賦予他的權力。在上任途中，他改變事先擬定的行程到羅馬停留，說服教皇支持法國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達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門的交談中使用帶有攻擊性的言辭。他解釋說這是一種策略，在捍衛法國利益時，“讓蘇丹王和他的大臣們畏縮屈服”。法國的天主教報刊，特別是很有影響力的《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為他提供了輿論支持，而這份報紙的主編就是他的親密朋友。瓦萊特則給報刊提供各種言論供其引用，進一步火上澆油，這讓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惱怒。

1851年8月，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組成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共同商討宗教權利問題。土耳其人在希臘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間小心地權衡，因此委員會工作拖沓，遲遲沒有得出結論。但是在委員會還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萊特就公開宣布拉丁人的權利已經“清楚地確定了”，沒有必要繼續談判下去。他還說法國“有權采用極端手段”來維護拉丁人的權利，并吹噓法國“在地中海擁有極端先進的海軍”，可以用來保護法國的利益。

很難說瓦萊特以戰爭相威脅的言論是獲得拿破侖明確批準的。拿破侖對宗教事務不是很感興趣，對圣地上的糾紛細節也知之甚少，在中東基本采取守勢。但可能的情況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萊特制造一場和俄羅斯之間的危機。他認為歐洲三強（英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不僅把法國排擠出歐洲事務圈外，而且自從他伯父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戰敗后，法國一直屈從于1815年簽訂的“令人難堪”的條約。因此任何可以打亂這三強鼎立局面的行動，他都樂于嘗試一下。路易—拿破侖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發生沖突，一個新的聯盟將會誕生：奧地利是天主教國家，也許愿意和法國聯合共同對付俄羅斯，而大英帝國也會為了保護自己在近東的利益而與俄羅斯對抗。不管出于何種動機，瓦萊特的敵對舉動讓沙皇大怒，向奧斯曼帝國蘇丹發出警告，任何承認拉丁人宗教權利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違反了高門與俄羅斯之間的條約，他將不得不中止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這一突然的變化讓英國警惕起來，英國原來一直鼓勵法國與俄羅斯達成某種妥協，現在看來必須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了。

戰爭真正爆發要在兩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卻是在過去幾個世紀的宗教紛爭中不斷醞釀起來的。

本文摘自《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呂品 朱珠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