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重建”？

所謂“重建”，指的是19世紀后期美國內戰（1861-1865）之后美國人再創國家、重建憲法、更新民族的一次非凡的但同時又充滿爭議的努力。如果說美國內戰的發生證明了美國人“第一次建國”的失敗，“重建”（1863-1877）則開啟了美國人“第二次建國”的歷程。較之第一次建國，重建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在經歷了四年的血腥內戰、南北共付出62萬人（一說是75萬人）生命的代價之后，如何修復戰爭創傷，如何化解區域敵意，如何在奴隸制的廢墟上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是，如何將南部400萬從內戰中獲得解放的黑人奴隸轉化成為享有平等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的公民，這些成為重建時期美國人面臨的巨大挑戰。更為困難的是，重建沒有先例可循，整個過程反而深受第一次建國的遺產——內戰前的憲政成規、經濟格局和社會傳統（包括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羈絆與限制，并且是在一個國家體制極度脆弱、價值觀極度對立、政治沖突頻繁訴諸暴力的背景下進行的。在戰后十多年的時間里，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同時包括了懷抱理想主義的北部改革者，新近獲得解放并期望全面得享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民，力圖阻止過度改革的現實主義政客，喪失了奴隸財產的前奴隸主，戰敗但拒絕認錯的前南部邦聯死忠分子，長期處于政治劣勢的南部白人自耕農，力圖將資本主義推向南部并從中獲利的北部經濟投機分子等——構成了一支比第一次建國時更為多元和復雜的演員隊伍，在重建這場歷史大戲中圍繞重建的目標、策略和期望的結果，在不同層面展開了激烈、有時候甚至是血腥的談判與博弈。重建的過程也因此變得十分復雜，跌宕起伏，充滿了意料之外的轉折，先后經歷了“總統重建”、“國會重建”（也稱“激進重建”）、南部重建（也稱“黑人重建”）和“救贖時代”等階段。

1875年左右，密歇根州蘇必利爾湖銅礦中，一名男子站在礦車上。

盡管短暫，重建卻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個意義深遠、影響至深的改革時代，它取得的成果為美國在20世紀的發展與崛起奠定了政治與經濟基礎。重建期間建立和生效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條修正案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國家目的和政府功能，將擁有自由、成為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宣示為所有本土出生美國人的憲法權利：獲得投票權的男性黑人公民在激進重建階段參與了創建南部州政府的工作，第一代黑人政治家得以產生，當選為國會和州議會議員，被任命為地方官員，使美國成為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跨種族民主政治的國家。在經濟方面，前種植園主階級在南部的經濟壟斷被打破，自由勞動經濟體制得以建立，與北部的資本力量一起，改變了南部單一和封閉的經濟形態。重建期間建立的黑人社區成為新的非裔美國人文化建構的基礎，公立教育體制（包括重建時代建立的黑人大學）則成為培養非裔美國人知識和政治精英的搖籃。

然而，重建的改革既不是徹底的，也并未能夠堅持下去。經濟重建止步于對勞動力使用方式的改變。絕大多數自由民沒有獲得土地，只是成為了可以控制自己勞動時間的“自由勞動者”，經濟上仍然依附于內戰后出現的新地產階級和商人階級。激進重建引發了南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強烈反抗，圍繞州一級政治領導權的競爭最終演變成了頻繁的暴力沖突，導致黑白合作的基層共和黨組織的崩潰。而由北部共和黨人主導的聯邦政府則在關鍵時刻選擇了撤退，給了南部白人至上主義者全面奪回州政權的機會。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保守性的判決，壓制和扼殺了重建憲法修正案所蘊含的革命性內容，以隱性和公開的方式支持了南部州政府剝奪黑人選舉權、建立種族隔離法的做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出生在內戰后自由時代的南部黑人發現自己并沒有享受到父輩曾經爭取過的權利，而是處在二等公民的位置。直到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的巨大壓力下，聯邦政府才重新啟用重建憲法修正案，進行“第二次重建”，激進重建的政治目標才得以部分實現。

因此，重建成為了一個復雜的故事，它留下的遺產如同重建本身一樣也充滿了爭議性。重建一代人曾經面臨的問題——政治民主、經濟正義、公民權利的內容與界定、聯邦與州政府的權力劃分、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的沖突、種族關系的政治性等——也成為延續至今的美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困擾美國的立法和現實政治。借用方納教授的話來說，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是21世紀美國人面臨的挑戰。

二、方納的重建史書寫

1975年，方納接到了重建史的寫作邀請。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深入南部各州的檔案館，從基礎研究做起，獲得了重建時期黑人政治的大量一手史料，其中多數不曾為歷史學家使用過。與此同時，他對不同學派的重建史學史成果進行了抽絲剝繭式的閱讀，結合新發現的史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中提煉有益的啟示。他對杜波伊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提出的觀點——重建是一場將前奴隸轉化為公民的現代化運動——尤為重視，不僅利用新發現的史料對之進行確認，而且將之擴展和改造，形成新的重建史觀的一部分。方納還利用到英國訪學的機會，汲取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關注加勒比海英屬殖民地的奴隸解放進程及其結果，并將之與美國重建進行比較，使他的重建研究擁有了一個國際比較的維度。

埃里克·方納

檔案研究和對既有成果的全面梳理幫助方納找到了將新社會史、激進主義傳統、非裔美國人史和聯邦國家憲政轉型結合起來的書寫框架，并形成了自己的重建史觀。最終寫成的《重建》共12章，長達690頁。從結構上來看，較之傳統的重建史，方納在縱橫兩個方面擴展了重建史敘事，他將重建的起點定為1863年林肯簽署《解放奴隸宣言》的時候，不再將重建視為一場局限在南部的改革，而是將其定義為一場影響全國的、意義深遠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其核心內容是決定如何將前奴隸“變成自由的勞動者和平等的公民”。在這個新的解釋框架下，方納創造了一種新的重建史敘事，將南部黑人帶入到重建舞臺的中央，討論他們如何有效地參與重建政治議程的設置和實施，如何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爭取經濟自立和政治平等，又如何不遺余力地創造自己的社區與文化。方納還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共和黨內各個派別之間、國會與總統之間、聯邦與州政府之間圍繞黑人地位與權利的界定展開的博弈，以豐富和生動的細節展示了黑白改革者在南部創建新的種族政治的過程，揭示了內戰后白人群體內部圍繞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分配而發生的階級沖突。在分析重建為何失敗時，方納列舉了多種原因，包括共和黨內的分崩離析、聯邦政府的退卻、現代執法官僚機制的缺乏、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厚、經濟重建的有限以及南部白人社會施行的暴力活動和政治恐怖主義等，但他強調，重建的重要性并不是它的失敗，而是它為什么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能夠產生并堅持數年。換言之，重建為20世紀美國憲政的改革、政府職能的轉換、黑白改革者之間的合作開創了先例，應該成為重建留給后來美國改革運動可以利用的政治遺產。

《重建》不僅展現了方納駕馭和組織多元史料的非凡能力，而且也樹立了一種同時將綜述性寫作與專題研究相結合和將宏大政治史敘事與精湛社會史研究相結合的寫作典范。這可能是方納在方法論上最具有原創性的貢獻。

三、《重建》出版后的影響

1988年《重建》出版后，立刻引起轟動，學界好評如潮。來自修正學派和后修正學派的同行都寫作了長篇書評，贊揚《重建》對學界和更大知識界做出的獨到貢獻。佐治亞大學的麥克菲利（William S. McFeely）認為方納將重建開啟的時間推前到1863年奴隸獲得解放的時刻極為重要，等于重新界定了重建的歷史意義，而《重建》本身也因為博大精深、研究扎實、寫作中肯而成為過去四十年出版的最重要的重建通史。伊利諾伊大學的珀曼（Michael Perman）對此深表贊同，稱方納憑借《重建》當之無愧地成為重建史的領銜學者。在他看來，方納的最大貢獻是對過去幾十年原本雜亂無序、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融會貫通式的梳理和整合，結合自己的新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書寫方式徹底葬送了傳統學派對重建的解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本尼迪克特（Michael Les Benedict）并不完全接受方納的結論，但他認為《重建》寫作精湛，評價中肯，見解深刻，兼具“氣勢磅礴的視野”和“細致入微的細節”展示，堪稱重建史研究中“一種極為壯觀的成就”。重建史研究的元老級人物、哈佛大學的唐納德教授（當年曾接受但后來又退出撰寫重建史的任務）雖然批評方納對重建時代南部白人史著墨不夠，但他毫不吝嗇地稱《重建》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寫作”，對復雜的重建時代做了“技藝精湛的研究與寫作”，為“新美國國家史叢書”增添了一部“極其精彩的”著作。唐納德還將《重建》與鄧寧的重建史做了比較，稱前者的行文優雅、敘述生動，讀起來猶如“一部情節復雜且精心策劃的小說”，而后者則如同“一份律師文摘”。重建出版之后，一年之內斬獲了多項學術大獎，包括班克羅夫特最佳美國史著作獎、帕克曼獎、洛杉磯時報歷史著作獎、特里林獎以及奧斯利獎。早期的書評者中曾有人迫不及待地預測該書將成為一部學術“經典”，這些隨之而來的專業獎項證實了這一預言。

《重建》的真正影響力在于它改變了重建時代在美國史研究中的地位，使其成為與美國革命、制憲、內戰、二戰和民權運動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轉型時代。《重建》也為內戰史、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和19世紀美國史的研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動了美國政治史研究的基層轉向，敦促歷史學家將眼光放在基層黑人群體之上，觀察他們如何在變革時代領悟和習得政治意識，又如何運用政治體制去爭取和捍衛權利，并在這個過程創造新的政治。

《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美]埃里克·方納著，王希譯，商務印書館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