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就要結束了。年初還在紀念和緬懷十年前那場金融危機的人們，正在把視野轉向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預測上。

在過去全球經濟“失去的十年”間，每次一些地方房價的暴漲或者股市的暴跌抑或匯率波動，金融危機的陰云就會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被提出來翻炒。認為房價過高和債務積累嚴重將導致金融危機的“危機派”學者往往此時深得人心。但是好像此后發生的平穩過渡又著實讓他們有些失望。“金融危機就要來了”這樣的大標題，已經變成類似“狼來了”的口號。一次一次地讓人心驚膽寒，而又一次次讓人虛驚一場。

追尋問題答案的路上，很多學者都是抱著能夠論證自己觀點的角度出發的。

學界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討論，卻始終無法有任何結論。究其原因不在于學術不精，而是經濟學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從來就是一個不可預料的復雜體系。明面上的危險往往容易克服，而“黑天鵝”事件卻不見得那么容易預測。

被寄予厚望的當代經濟學

盡管當前的經濟學已經發展到技術層面非常精致的程度。你可以看到精致的數學模型、復雜的大數據統計分析、主流和極端學派觀點的碰撞和雜糅在不斷地推動著經濟學的“前進”。但是不見得我們就因此可以預知未來。更何況，在面對金融危機這樣的宏大事件的時候，當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一方面，當代經濟學更擅長以精致的技術手段研究小領域的經濟現象，這就導致很難從更大的層面去研究問題。

另一方面，當代經濟學是沒有歷史視角的經濟學，雖然分析的都是歷史事件，但很少將歷史事件當作“歷史”去研究，而往往僅僅作為“事件”而忽略其特定的語境和背景以及過濾很多歷史的偶然。缺少宏觀視角和缺少歷史視角的經濟學，自然對于解釋金融危機表現乏力。

再者，從技術層面上來說，經濟學很容易讓人認為其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但是，自然科學的實驗室研究體系里面所采用的歸納和演繹的方式，卻不可能用于研究社會領域。任何一個社會經濟現象，都無法采用控制條件的方法進行還原和推演。因此，采用歷史分析，尤其是歷史對比分析的方法就顯得格外重要。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經濟社會事件都需要歷史分析，但是金融危機、危機治理、制度變遷等宏大課題的研究，受制于統計數據的不充分、研究對象的廣泛性，歷史分析就可以作為一個相對較好的替代方案。主流的模型推導的分析能力反而有些捉襟見肘了。

危機往往來自于繁榮

從歷史周期率的視角來看，1929年始端的經濟危機和200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具有自我重復的典型特征。其主要表現在一些累積性因素和主要事件的先后發生次序的雷同程度。

經濟歷史的周期率的作用首先表現在由技術革命導致的“繁榮—蕭條”周期循環。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早在1925年就提出，西方世界存在著以固定資產投資為驅動力的大約45年到50年的經濟周期。1929年經濟危機之后，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進一步將這一周期解釋為因新技術產生、擴散、耗散、衰減而導致的48年到60年左右的長周期。

從1870年到1929年金融危機發生，西方主要經濟體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技術革命的浪潮中，新興行業如汽車制造、民用航空、遠洋運輸、一體化的北美大陸鐵路物流體系、收音機廣播以及好萊塢電影等行業出現了次第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也是如此。在人類社會機械化工業生產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從美國硅谷發源的IT革命帶動了網絡技術的普遍化應用。由此帶動了計算機、原子能、航天科技等行業的發展，造就了如今我們的世界。其最終的高潮階段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經濟”，彼時美國濟進入到“兩高一低”（高就業、高增長、低通脹）的“金發女郎”式的繁榮。

危機通常在較長的技術周期推動力明顯減弱的時期開始孕育，同時出現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和國家力量的此消彼長的影響。而在此階段出現的金融創新則往往是讓問題更加復雜化和危險化。

自由放任往往是繁榮時期的共識

任何政府面臨著創新催動的極度繁榮，都會不由自主地推動“自由放任”的正常。從1929年之前美國的柯立芝總統締造的“柯立芝繁榮”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金發女郎”經濟都是如此。柯立芝在任的時代，無論是對于行業壟斷還是對于金融監管，都處于自由放任的狀態。而克林頓、小布什時代的政策也是，尤其發生在金融市場的監管方面，對于金融創新，政府幾乎處于無作為的狀態。其自由放任的程度，甚至比曾經的里根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經濟自由主義在一片繁榮中得到諸多的贊譽，美國也出現了長達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甚至經濟學界已經出現了沒有主流話題的程度。長期的繁榮，也使得經濟學理論界對金融危機的警惕性下降。

在自由創新、自由競爭、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社會經濟結構悄然中發生著巨大的變化。19世紀20年代，作為美國支柱行業的農業持續處于蕭條之中，農場破產頻繁發生，而金融市場如同一臺“離心機”，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的局面。股票持有者的收入增長率每年達到16.4%，而普通藍領工人的工資增長率僅為1.4%。截至1928年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收入總額，占全國總收入的50%多。收入差距的程度，達到了歷史頂點。而在20世紀90年代這段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計算機行業的人均年收入的增長甚至達到了41%，遠高于其他行業。2007年，美國公司的管理層平均工資，居然上升到工人工資的350倍。而十多年前，這個數字僅僅為60多倍。美國最富有的前10%家庭的總收入，再一次上升到國民總收入的50%。而從1942年到1985年，這一數字從來沒有超過35%。如果說上一次危機之前的貧富差距是拜“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所賜，那么最近一輪的貧富差距則是以“知識經濟”為名。無論如何，兩次危機中最容易被人們所忽略的共同點恰恰是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平。

兩次危機之前，政府在面臨著社會的財富的失衡的時候，不是選擇改革分配機制，反而更多地以自由主義為名轉向迎合因為民眾不滿而產生的民粹主義和泛福利化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令經濟狀況更加雪上加霜。

繁榮值得警惕

面對著不可預知的未來，重要的不是所謂的預測和爭論，而是應該更多地以史為鑒，在危機爆發的臨界點之前不遺余力地防范和臨界點之后果敢地行動。這一切，都應該從歷史中進行借鑒。前任美聯儲主席、此次金融危機最為肆虐時期的全球金融掌舵人伯南克，在其回憶錄里就用“行動的勇氣”作為書名。其意是說，無論對于金融危機的了解多么深刻，無論對于各學派的理論體系多么駕輕就熟，危機到來的時候，敢于直面千夫所指、敢于打破理論的桎梏而勇于行動，這才是最重要的。

可喜的是，我們終于開始從正確的視角關注這個話題了。而不確定的是，我們不知道危機降臨的時候，我們還有多少機會以及我們是否可以有足夠的勇氣。歷史有線性的、可復制性的一面，也有非線性、邏輯不清的一面。可供借鑒的很多不是在于政策和工具，而是在于思路和定位。

（作者郝宴偉為大學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