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y Quinn是生活在都柏林的一位單親母親，她有一份全職的秘書工作，原本和兒子租住在城郊一處兩室公寓。直到2017年初她的父親被確診為癌癥，接下來是一連串的悲劇。她很快丟了工作，房東又決定結束租約賣掉房子。市面上一套差不多條件的公寓月租超過了1500歐元，Quinn沒辦法及時申請到公屋，他們只能成為無家可歸者。

11月底，《衛報》的專欄作家John Harris采訪了Quinn，此時她和10歲的兒子已經在一個十平米的房間內住了兩年，屋內最基礎的家具是一套雙層床。

這里是愛爾蘭政府劃歸的無家可歸者“中心”，Quinn居住的這棟樓共有35戶，其中大多數和她一樣都是單親母親。

但這處庇護中心卻有著一段頗為黑暗的歷史。20世紀，愛爾蘭天主教會建立了數個濟貧院，超過一萬名單親母親和性工作者被禁閉于此，他們被強制進行義務勞動，無償，沒有社會救濟金，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1993年，人們還在這里發現了一處亂葬崗，內有155具女性尸體。

“這里的墻面都向外滲著負面情緒”，Quinn稱她能做的只是盡力不讓兒子知曉這段恐怖歷史。最近，十歲兒子已經有了焦慮癥，“他不再相信圣誕老人，他不是一個易怒的小孩，卻很孤獨”。庇護中心里沒有同齡的孩子，大部分還是嬰兒，兒子每天放學回家只能和游戲機作伴，戴上耳機和同學們聯絡。

除了這處中心，Quinn也有其他選擇。有的救濟會可以提供少量資金作為過渡，但她表示這于事無補，即便她能勉強找到一處居所，但當有限的救濟金用完，或是房東決定出售房產，她和兒子只能重回老路。

Quinn并非個案，她告訴Harris自己朋友們的狀況?！拔矣袃蓚€朋友，他們都有全職工作，三年前他們從新西蘭搬來都柏林，現在還住在父母的小房子里。還有個朋友，三十多歲也沒辦法搬出去住?！?/p>

原本收納雜物的小木屋成為如今許多年輕一輩的常見住處。

年輕的大學生們也面臨同樣窘境。Conor Reddy是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大學生，眼下他還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告訴Harris這在都柏林普遍，在市區有地方住已經很幸運了。他的一個朋友住在農村，大一、大二，每天花在通勤路上的時間超過4小時，開車或是搭巴士。

“人們通勤的距離和時長都太可怕，他們沒辦法參與校園生活，因為通勤之外，他們壓根沒有時間。”

據統計，2017年至今，都柏林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增長了20%。整個愛爾蘭境內無家可歸者超過一萬人，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他們只能借助在父母或親友家，或是如Quinn一樣暫住在條件糟糕的庇護所內。

矛盾的是，這座城市并不缺住所。另一項統計表明，光大都柏林區就有三萬套房產長期處于空置狀態。

但對于房東而言，心儀的租客永遠不是Quinn或Reddy。

Harris拜訪Quinn的前一晚住在市中心的一處Airbnb，一整晚房費95英鎊，其中包含43英鎊的清潔費。有產者更愿意通過Airbnb這樣的短租平臺獲取收益。

這只是危機的一部分，無家可歸者的競爭者們還包括高薪的外來者。由于愛爾蘭對企業收取較低的稅收，都柏林成為諸多跨國企業的總部位置，包括Facebook、TripAdvisor、LinkedIn、Twitter、Google、eBay、Airbnb。這些企業的高薪雇員們使得都柏林的租金水漲船高，目前平均月租已經超過了1900歐元。

而隨著英國脫歐，一些人擔心，更多企業會從英國搬去愛爾蘭，加劇Quinn們的悲劇。

無家可歸者住旅店，游客和外來者才有權住在“家”里，人們抗議，這是21世紀都柏林的悲劇。

Harris采訪了長期研究住房政策的Rory Hearne，Hearne比較了不同時代的公屋建造數量，1970年代，都柏林有三分之一的房屋都由公共部門建造，但到了2006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5%。

一面是持續減少的公共住房，一面士紳化、游客和跨國企業帶來的高薪者都在抬高租金，本地低收入者不斷被驅逐。

這場住房危機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今年夏天，這些被驅逐者開始了抗議。

8月，一群抗議者舉著 “奪回城市”（Take Back the City）的旗號占領了一棟建筑，這里名叫“夏季山莊”，此前一直被用作留學生公寓，450歐元一個月，一個房間可以住四五個人。

“奪回城市”的第二站是另一棟空樓，12天的占樓行動最終被保安和警察驅逐。

10月，他們聚集在都柏林碼頭，在Airbnb公眾開放日占領了這間公司的總部辦公室。

11月底，愛爾蘭無家可歸者及住房聯盟組織了一次抗議，他們希望吸引數千人集聚市中心，他們想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恐懼，強調居住是一項基本人權。抗議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將都柏林閑置的土地和房產進行強制交易，作為公共住房的補充，保障租戶的利益和租金公平，空置房租，以及在都柏林完全禁止Airbnb及其他短租平臺。

都柏林的抗議仍在持續。當然，這并不只是愛爾蘭首都的危機。

去年，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Matthew Desmond出版了《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討論美國愈演愈烈的住房問題。

同樣的危機正在各個大城市上演。英國至少有32萬人無家可歸，其中17萬就生活在倫敦。哥本哈根，2009年后，年輕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增加了75%。2013至2017年，華沙的無家可歸者增加了37%。而雅典，每70人中就有一個人無家可歸。即便是在被認為社會福利較好的德國，人們同樣在擔心住房危機，特別是當政府將大量公共住房賣給私人開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