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貪官，被立案查處后，他最關心的是什么？當一名官員聲敗名裂、仕途折戟之后，他最在乎的，很可能是法院會追繳他多少財產。這是最近出版的《三人談：刑事實體若干熱點問題的再思考》一書中，作者之一賀小電的觀點。

賀小電系湖南省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南省律師協會刑事辯護專業委員會主任，曾為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庭審判長、副庭長。他曾擔任過部級官員受賄案的辯護人，為40多名落馬廳官辯護或提供過法律服務。在該書中，他說，“在我的辯護生涯中，不少貪污受賄者對于違法所得的追繳尤其是罰金判處的多少，非常在意。”

他介紹，在貪污受賄的數額達到300萬～7000萬元之間時，實際常在10～15年之間裁量刑罰，量刑已經非常透明，輕重之間相差就是一年半載。在量刑比較確定的情況下，犯罪者及其家人關注的，更多是違法所得的追繳及財產刑的適用。他舉了個例子，在一起廳級干部的受賄案件中，“他的愛人每次見到我時，所提的就是財產刑如何減少，從來不關心丈夫可能會判處的刑罰情況”。

《三人談：刑事實體若干熱點問題的再思考》一書的第五章“反腐之雷霆”，通過前陜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前司法部政治部主任盧恩光等人的腐敗案例，談到當下反腐形勢及刑法對貪官的規制。

該書介紹了貪污賄賂犯罪從“79刑法”1980年1月1日施行至今40余年間，定罪量刑標準經歷的3次修正、呈現的4種情形。

在“79刑法”中，收受賄賂造成國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嚴重損失的，最高刑期15年，而如果沒有造成損失，無論受賄多少，最高刑期為5年。

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規定，貪污受賄5萬元的，法定主刑量刑幅度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其中，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倘若沒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貪污受賄5萬元，最低刑期為10年。

1997年3月修訂的“97刑法”，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的，法定主刑量刑幅度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若無自首、立功等減輕處罰情節，貪污受賄10萬元，最低刑為10年。

2015年11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規定，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法定主量刑幅度為“10年以上有期徒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并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則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而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數額特別巨大”一般情況為貪污受賄300萬元以上，出現“特別情形”的，貪污受賄數額在150萬元以上。這樣，要是沒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一般情況貪污受賄300萬元、具有“特別情形”的貪污受賄150萬元的，最低刑期為10年。

而對于“特別情形”，貪污罪和受賄罪分別有各自的情形。“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是受賄罪的“特別情形”之一。

該書由此總結，貪污受賄犯罪在不同時段的量刑，按照法律規定出現失衡。1997年10月1日至2015年，貪污受賄10萬元就判處10年，數百萬元就會被判處無期甚至死刑，但至2015年11月1日后到現在，受賄300萬元以上7000萬元（甚至更高）以下一般都是在10～15年之間量刑，受賄上億元才可能被判處無期，有的還是被判處有期。

而這種自由刑的裁量幅度，導致的一個情況是：受賄300萬元與受賄1000萬元、2000萬元、3000萬元，在量刑上可能就是一年半載的區別。“因此，在一些人看來，就還不如多收受點：沒有抓到，自是賺的；抓到了也就是多判一兩年，而且還有減刑、假釋的機會，實際還沒有那么大的區別。這正如，衣服弄得半濕不濕反而比全身弄得透濕更不舒服，故在受賄數額相當巨大而量刑卻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就容易促使他‘一旦濕了身，不如洗個澡’，如此就會因為規則規定的不協調，而導致對貪污受賄犯罪的懲罰作用難以發揮的現象。”

基于此，賀小電認為，強化對官員財產刑的適用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財產刑的適用會給犯罪者乃至家人帶來財產上的損失，而使之長期痛苦，有的因為相當高的罰金，還會極度痛苦。

根據法律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中罰金刑的判處，有最低限制，最高則可以達到貪污、受賄數額的2倍。

具體為2016年4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對貪污罪、受賄罪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應當并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金；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應當并處二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的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應當并處五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的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對刑法規定并處罰金的其他貪污賄賂犯罪，應當在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判處罰金。”

然而，該書指出，在司法實踐中，罰金數額通常是遠遠低于上述規定。受賄1000萬～6000萬元，判處罰金一般就在100萬～600萬元之間。

書中羅列了15名前官員的受賄案罰金判處情況，除周永康之子周濱案外，其余均低于上述規定。周濱受賄9804萬、利用影響力受賄1.24億元，分別判處罰金1.9億元、1.6億元，其他的罰金數額大約在受賄數額的1/20～1/10之間。

此外，因貪污受賄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緩的罪犯，將依法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但擔任過高級法院刑庭法官和數十起貪腐案件辯護人的賀小電在書中介紹，除了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經查明其家庭所有的財產外，法院在審判時幾乎未對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財產進行認定。這樣，“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往往缺乏可操作性。這里的“個人全部財產”為多少，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加以認定；如何認定也沒有監督，從而出現真正追究起來沒有依據而隨意處置的現象。

“其實，在審判后再要去查清其家庭財產也不可能，尤其是在罪犯的財產未登記在自己名下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所以，實際執行時，往往也是讓犯罪者自愿繳納部分財產來加以解決。另外，即使因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已經查清所有財產，但也未通過法院判決將之個人財產與其他家庭成員的財產加以分割，同樣是事后在沒有法定程序且缺乏監督的情況下確定數額。”賀小電認為。

《三人談：刑事實體若干熱點問題的再思考》一書，采用澎湃新聞首席記者譚君對賀小電以及湖南綱維律師事務所律師賀律川進行訪談的方式，就近年來多個重大新聞熱點事件背后的刑事問題進行分析討論。

2019年10月23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對2014年以來人民法院在加強刑事審判工作上的10個方面進行全面總結時，披露了兩個數據。2014年至2019年5年間，人民法院依法審結故意殺人、搶劫、綁架、放火、爆炸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21.9萬件，判處罪犯22.5萬人。各級法院審結一審貪污賄賂、瀆職等案件19.4萬件20.7萬人。

該書提到，2014年至2019年5年多時間內，貪污賄賂、瀆職等案件與故意殺人、搶劫、綁架、放火、爆炸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數量已經接近。貪污賄賂犯罪只有官員才能實施，而其他犯罪一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實施。如此，就可能實施犯罪的人群而言，職務犯罪者占官員干部的比例遠遠大于其他犯罪者占能夠犯罪的公民比例。對此，賀小電認為，在法治的軌道上反腐，設置寬嚴有度的反腐違法犯罪體系，是反腐得以長久持續進行的基礎。

《三人談：刑事實體若干熱點問題的再思考》一書共五章，除上述談到腐敗問題的第二章“刑罰之威”、第五章“反腐之雷霆”外，該書第一章為近年發生的多起正當防衛案背后的“防衛之衡”、第三章為假疫苗、毒奶粉事件中的“偽劣商品之治”、第四章則為關于民間金融犯罪的“傳銷非集之解”。

與該書同步發行的還有程序篇《三人談：刑事程序若干熱點問題的再思考》。此書從近年發生的冤假錯案出發，指出冤案發生的原因及預防措施，此外還討論了減刑假釋規范使用，刑辯律師的地位，以及呼吁進一步發揮刑事訴訟程序對維護司法公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