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國經濟的過去與現在，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必須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來思考，必須要有開放型經濟的思維。因此，探討、理解開放型經濟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戰略意義。

理解開放型經濟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如何理解我國當前的開放型經濟。我們的基本觀點是，我國的開放型經濟建設成就斐然。自1978年以來我國出口的世界占比持續增長，2009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21年出口的世界占比達到15%，是1960年代中期以來單個國家出口占比的最高紀錄。

但是，我國當前也面臨著兩重主要挑戰。一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在傳統產業上的競爭和發達國家在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上的激烈競爭，我稱之為“兩頭夾擊的競爭”；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由于世界各國對貿易不平衡的警惕，中國和全球的貿易與發展模式很可能都發生了系統性變化，一定程度上都降低了對外貿的依賴，意味著貿易的市場相對變小。近些年的地緣政治緊張進一步加劇了這兩個挑戰。我國的開放型經濟建設需要尋求新的突破，而這個突破的方向只能是產業向上升級。產業的向上升級需要新質生產力支撐。

第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與實踐內涵。每一個時代的發展，都是由那個時代的生產力決定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好的理論則可以用于更好地指導新的實踐。新質生產力就是來源于高質量發展實踐，也用于指導未來高質量發展實踐所需要的新的生產力理論。盡管之前我國一直有各種促進創新、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專門政策、論述，但均為實務層面，并未形成系統性的頂層指導思想、理論，發展至今，我們需要有一個更高層次的理論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就是這個理論。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容易理解，新質生產力強調創新的主導作用，要符合新發展理念，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關鍵在質優。經濟發展的結構、效益、效能、質量要有效提升，而不僅僅是量的增長。

事實上，“質”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例如，根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測算，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約32.9%，英國為5.2%，規模優勢明顯。但我國當時農業社會的特征決定了GDP的“質”不夠高，再精巧龐大的木質艦船終究抵擋不住工業世界的鐵甲炮艦。

在實踐上，新的科技革命、產業變革正在發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能源科技、生物科技等方面正在發生著顛覆性的突破，能否抓住這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將直接決定未來的國家前途及世界格局。歷次科技革命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當前科技革命的緊迫形勢，需要有一個專門的理論來統一思想、聚焦資源。我們需要在此思想引領下“聚精會神抓科技革命”。

簡單總結而言，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依靠三個因素驅動，一是原創性、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二是生產要素創新性的優化配置，三是產業的轉型升級。事實上我們國家在實踐層面為推動這些變革努力了至少20年，但進展仍然不盡如人意。當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是需要思考清楚兩個問題：一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真正比較優勢來源是什么，二是怎么促創新。

第三，在開放型經濟下發展新質生產力尤其需要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未來一段時期，我國需要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的背景下加快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認為，需要以全面依法治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引領開放型經濟下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這一論斷，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高質量的契約執行力度與產權、知識產權保護，是高科技產業比較優勢的最重要來源。這是因為，越是高端的產業，涉及的產業內、產業間分工越是細密、復雜，產業鏈越長，產品內涵的知識屬性越重要，也越需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最優質的資源，從而越是依賴于國內以及國際企業之間的相互協作配合。公平、公正、有力的契約執行，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是降低企業間交易成本、促進企業之間順利協作的根本保障。

其二，法治化的市場制度是實現“以競爭促創新”的前提條件。創新具有高投資、高風險的本質屬性，在市場競爭越激烈的環境下，如果缺乏知識產權保護，企業不能充分享受創新帶來的潛在知識產權收益，則企業更不會從事創新冒險。這一點在我國當前擴大進口、擴大開放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其三，法治化的市場制度是實現“以開放促創新”的前提條件。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降低中間品與資本品進口關稅，一方面可以促進外國技術轉移與本土企業自主創新，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企業采取“拿來主義”，更多地依賴于外部產品、技術。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夠時，企業創新的收益無法得到保證，企業會更多傾向于“拿來主義”，以進口來替代自主創新。

其四，法治化的市場制度是要素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條件。資源配置關鍵還是靠企業的投資決策，企業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體，企業的投資過程即是社會中經濟資源重組與配置的過程。法治化的市場環境，有助于企業以最優的方式在最廣泛的范圍內組織、利用最優資源，有些資源的最優獲取方式是企業自身投資生產，有些資源的最優獲取方式是外包，不一而足。相反，當契約執行力度不足、產權保護不足時，企業可能時刻擔心外包時被獨立供應商敲竹杠、卡脖子、提供劣質配套，于是企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取“全產業鏈模式”，造成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好的市場制度能盡量減少這種損失。

其五，經濟政策、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是創新的重要阻礙。對創新來說，政策不確定性是一個巨大阻礙因素。完善的市場制度、經濟法治可以給企業較為穩定的經濟預期，而經濟政策則通常較為易變和不可預期。就促進創新而言，我國在治理經濟時，需要盡可能以完善的經濟制度、法治來代替各種臨時性的經濟政策。

總之，在新的開放型經濟環境下，我國需要在新質生產力思想的指引下，聚精會神抓科技革命、抓產業革命。發展新質生產力，道路千萬條，法治第一條，我國需要以全面依法治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來引領開放型經濟下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創造“新時代的新改革紅利”。

[作者劉青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著有《失序的美國》（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