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 賴雯珺 崔睿澤 易笑嫣 劉瀟鴻 李爍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13歲初中生王某被殺害，犯罪嫌疑人是他的同班同學——三名不滿14周歲的少年。4月8日，河北省人民檢察院發布案情通報，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依法決定對三名犯罪嫌疑人核準追訴。

這并不是首例由最高檢對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的犯罪嫌疑人核準追訴的案件。2022年9月25日，甘肅省一名13歲男孩殘忍殺害8歲女童；2024年3月20日，最高檢核準同意追訴其刑事責任。

屢屢發生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一直是社會焦點，但與人們樸素的法律觀念不同的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且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只有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才可能被最高檢核準追訴。

誤入歧途的少年

近年來，法律對未成年人的從寬處理，隨著逐年上漲的犯罪數量被越來越多的人質疑。根據最高檢工作報告，受理審查逮捕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2022年，受理審查起訴人數較2020年增長了約43%，2023年達到9.7萬；附條件不起訴人數逐年上漲，2023年較2014年增長了約85%。

其中，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的五種主要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分別是盜竊罪、搶劫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強奸罪，占總犯罪人數的三分之二；2017年至2022年，校園暴力現象得到了較為明顯的改善，批準逮捕的人數總體下降了約88%，但有684起校園暴力事件的當事人被批準逮捕。

加害方的“教與罰”

2023年中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未成年人2.7萬，不捕3.8萬；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決定起訴3.9萬，不起訴4萬。為何半數以上的未成年嫌疑人都不捕、不訴？

未成年人觸犯刑法后，先由公安機關對案件進行偵查，并視情節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批捕申請。我國對未成年人嚴格適用逮捕，也就是“能不捕就不捕”。

但對罪行較嚴重、主觀惡意較大的未成年人，也會逮捕并進入起訴環節，人民檢察院將根據案情輕重作出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或起訴的決定。對于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嫌疑人，檢察院將設置六個月到一年的考驗期，如果嫌疑人在考驗期內沒有犯新罪，且沒有違反監督管理規定，檢察院應當決定不起訴。

而審查起訴的未成年嫌疑人，則進入法院的審理環節。出于對未成年人隱私和自尊的保護，人民法院不會公開審理。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規，“嚴格適用批捕”和“不起訴”均有詳細的啟動條件。

相關法律法規秉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以寬容的態度給予未成年嫌疑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很多時候“不逮捕、不起訴”并不意味著縱容，而是為了盡可能矯正一時糊涂的未成年人，讓他們更快回歸社會。

年齡不是“免死金牌”

但近年來，數起未滿14周歲兒童故意殺人的惡性事件引起輿論嘩然。對于犯下惡性案件的未成年人來說，刑事懲罰可能比單純的教育更為適用。

2019年10月，大連一名13歲男孩殘忍殺害10歲女孩，并拋尸灌木叢。由于加害人未滿14周歲，公安機關依法對其進行3年收容教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2020年4月，安徽一名13歲男孩殺害10歲堂妹后拋尸，再次引發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當降低的討論。

2020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調整了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在特定情形和特別程序下，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后應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對于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在必要的時候，由原來的“收容教養”改為“專門矯治教育”。同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專門矯治教育實行閉環管理，公安機關、司法行政部門負責矯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門承擔教育工作。

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至12周歲，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問題被解決了嗎？

2023年8月，湖北荊州一名不滿12歲的男孩殘忍殺害4歲女童，因未到刑事責任年齡，被公安部門撤案處理。隨著低齡未成年人故意殺人、傷人事件的不斷發生，有關刑事責任年齡是否應該繼續降低的討論仍在繼續。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淼表示，目前來看，刑事責任年齡不會繼續下降，而是要在其他配套措施方面進行補充。在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方面，真正有效的是社會環境、教育機制和方式，以及對有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的矯正措施。“之前取消了工讀學校、勞動教養等方法，確實屬于進步，但也導致了僅依靠刑法來‘懲罰’，顯然是很有限的。”

那我國能否通過提高年齡彈性來應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英美法系中有一條“惡意補足年齡原則”，即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對原則上被推定為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果有充足證據能夠證明其在實施犯罪時具有惡意，仍然可以對其追究刑事責任。

面對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頻繁發生，很多人提出在我國適用“惡意補足年齡原則”的可能性。對此，張淼指出，這一原則在我國不具有可行性。目前為止中國的刑事法律基本上都是“剛性”的規定，我國降低了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賦予最高檢察院核準權，由最高司法機構統一行使追訴的標準。而惡意補足年齡則需要第三方評估機構以及司法案例的經驗總結，我國并不具備上述條件。

低齡化犯罪背后

愛奇藝自制懸疑劇《隱秘的角落》通過講述一場“壞孩子”的冒險故事，將目光聚焦于尖銳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劇中，“全員惡人”的黑暗系人物設定讓人壓抑，主角朱朝陽犯下惡劣罪行后卻逃脫懲罰的開放式大結局更令觀眾熱議深思。然而，現實世界往往要比影視化的作品殘忍得多。

根據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從2020年至2022年，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屢見報端，“血淋淋”的事跡讓人們深思：從“祖國的花朵”到“失足少年”，是什么在推動著未成年人走向不法深淵，又是什么滋生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隱秘角落”？

家庭關懷的缺失無疑是重要的推力之一。在留守家庭、重組家庭中，父母的長期缺位造成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往往通過極端的方式獲得關注，因此步入歧途。同時，父母若存在吸毒、酗酒、暴力犯罪等不良行為模式，會直接降低孩子心中對父母的可信度，甚至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

教育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試教育單一的評價體系導致了校園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導的缺失。當校園霸凌發生時，被害者和加害者都可能通過選擇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解決沖突，從而走向極端。

社會環境對未成年人負面影響日益凸顯。社會分層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感，誘發未成年人試圖通過采取犯罪行為“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處于“形塑期”的未成年人極易接觸到不良信息，從而形成錯誤的三觀。

我國《刑法》等相關法律對未成年犯罪者采取較為寬容的處理方式，旨在保護未成年人的成長空間，給予他們更正錯誤、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然而，寬容處理可能會被某些人誤解為法律的“漏洞”，他們清楚地明白自己屬于“被保護”群體，明確知道哪些屬于違法行為，但仍知法犯法。

與此同時，相關法律制度在落實方面也存在一定困境。央視《今日說法》欄目制片人王寶卿認為，有關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目前并未完全落實。例如，我國規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但部分案件并未及時報告，而是發展到較為嚴重的程度才報告。“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制度上的改變，而是更加精準地落實、執行當前已有的法律制度。”

被害方家庭的療愈與救助

“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孩”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蔡某某的父母曾一度拒絕出面向被害家庭道歉，并因未主動履行民事賠償而被法院強制執行。

王寶卿指出，當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被曝光在公眾視野后，公眾更關注的首先是對加害方的刑事處罰，即國家公權力對其的處罰，往往會忽視對被害方后續的民事救濟。“多數惡性案件的實施者家庭經濟比較困難，被害方往往無法得到應得的民事賠償。”因此，司法和社會對被害方的救助更顯必要。

每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的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無法抹平的傷痛。湖北荊州“未滿12周歲男孩殺害4歲半女童”一案被警方撤案后，被害女童父親在微博表示“請給我一輩子的時間來接受這個結果”。

王寶卿認為，“故意殺人案件的傷害是全方位的，不僅是對生命的剝奪、家庭的破壞、可期待經濟利益的損失，還有無形的精神和心理傷害。”被害方及其家庭需要持續穩定的心理救助，但我國目前配套的制度和舉措較為有限，心理救助機構偏少。“我們期待公益組織等主體未來能夠承擔一部分這樣的工作。”

悲劇發生后，輿論的關注，司法的公正，后續的救助，每一個環節都不應缺位。年齡只是一個數字，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底線和“免死金牌”，也不會是一個橫亙在少年犯罪事件的司法和刑法之間的壁壘。

參考資料：

[1]《人民檢察院刑法訴訟規則》

[2]《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

[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4]《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5]《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22）

[6]《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7]央視網《三名初中生涉嫌殺害同學，要討論的地方有很多》

 https://mp.weixin.qq.com/s/zn0m46xLKECjDI4j_T99Rg

指導老師 | 白凈

編輯 | 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