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探險的開始是2016年的秋季，我提著兩個沉重的大箱子飛抵曼哈頓，入住位于114街正對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的公寓。這里是紐約曼哈頓相對安靜的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街區，也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哥大師院（Teachers College）所在的街區。早晨四五點鐘，校工已經把校園清掃得干干凈凈。校工大多為黑人和拉丁裔，身穿深藍色的短袖制服，而紐約的老建筑許多都保留著百余年前的原貌，我的公寓就在這樣一所踩著樓梯就能聽到吱吱嘎嘎聲響的老房子里。

初到紐約，我的導師艾明如教授（Mae Ngai）就將她的外公、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先生的舊照一一呈現在我面前；在艾教授府上的客廳，我見到了艾教授的母親、哥大藥理學終身教授的王雪華女士以及她的胞妹、臺灣地區著名建筑師（“臺灣圖書館之母”）王秋華女士。兩位出身民國大家族、久居美國的老太太，剛剛從曼哈頓中城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聽完音樂會，加入了我們的晚餐宴席。

聽我正和艾明如談胡適，王秋華女士非常高興，隨即熱情地同我講述她們對胡適和王世杰談話時的印象：“他來家里喝茶聊天。我給他們煮茶。他們圍著茶水長談，幾個小時之后，他們還坐在那里熱烈地談著。我過去一看，才發現茶早都煮干了?！保ù笾拢┧伦趾苈屑毾蛭颐枋鲞@一情景，讓初來乍到的我感到，大名鼎鼎的胡適之仿佛此刻就坐在我們身旁忘我地談話。也是這一時期，艾教授命我們幾個博士生動筆撰寫研究論文，我于是集中讀完了藏于哥大珍善本檔案館的唐德剛編胡適口述史，也拿到了他在康奈爾留學時期檔案的微縮膠卷，假期還特意飛去臺北參觀了“中研院”近史所的胡適紀念館。也是通過胡適，我逐漸梳理出晨邊高地的中國知識分子群像。

紐約的中國知識分子

晨邊高地與百年中國學術、思想、政治淵源深矣，二十世紀初，許多中國學者遠赴重洋，前往美國尋求科學和教育知識，與美國知識界進行了一場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跨太平洋交流與對話。其中不少人曾在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教育學家保羅·孟祿（Paul Monroe）、克伯屈（William Kilpatrick）等門下學習后學成歸國。郭秉文、胡適、蔣夢麟、馬寅初、嚴鶴齡、熊崇志、張彭春、張伯苓、任鴻雋、朱經農、查良釗、凌冰、楊蔭榆、陶行知、陳鶴琴、熊佛西、陳雪屏，一大批民國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也都曾旅居曼哈頓的晨邊高地，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哥大師范學院度過難忘的留美時光。他們學成歸國后，又將一批美國知識分子邀來中國——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間在華講學，影響深遠；克伯屈于1927年和1929年分別來華；孟祿更是于1913年和1941年間，前后十四次訪華。這種跨越太平洋的思想與文化交流不僅深刻地塑造了現代中國科學教育和研究的面貌，也成為了跨國史研究中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議題。這是我在哥大師院孟祿檔案里找到的一張老照片，照片中央坐著的正是保羅·孟祿。孟祿教授身邊聚集著胡適、蔣夢麟、孫科、陶行知、凌冰等一批最知名的中國知識分子。

筆者在孟祿檔案中發現的紐約中國留學生照片檔案（引用信息如圖）

通過這些中美知識分子，我發現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輪廓。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 “中基會”，這是一個中方主導、美方參與的基金會，創立資金源自美國于1924年第二批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成立以來，中基會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科學教育和研究的發展，以科學知識服務中國社會。第一批美國庚款退還中國的款項建立了清華學堂，并從1909年到1940年資助了大批知識分子赴美深造。然而，對第二批退還庚款建立的中基會的歷史貢獻，我們目前仍了解甚少。

中基會系統性地資助了全國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所，不僅包括清華、北大、南開、武大、云大等學校，還包括一系列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社、中國地質學社、營造學社、“中研院”等。在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中，中基會又在科學研究與教學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二戰后期，新一代中國科學家在戰時接受了系統性的科學訓練，后來留美并成為世界級的頂尖科學家。二十世紀初中國缺乏系統化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環境，這批中國科學家是如何在戰時獲得優秀的科學訓練的？理解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中美之間的知識交流網絡對我們把握現代中國科學的發展的歷程至關重要。美國知識分子如何為中國科學發展設計并推行民主愿景，而在科學傳播背后他們的政治假設又是什么？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回應美國輸出的科學，他們最終從又摒棄了哪些不適用于中國的觀念與實踐？

去紐約和波士頓找尋檔案

帶著這些問題，我開始了中美之間的檔案之旅，迫不及待地想要鉆研中基會中核心的美國知識分子保羅·孟祿的個人檔案。2021年暑假，拜登宣布重新開放美國，疫情期間關閉的檔案館也隨即逐漸有序開放。我來到艾明如教授的府邸，各自戴著N95口罩小心翼翼地談了一個多小時。在接下來的過程里，艾教授全力協助我爭取到一批與中基會相關的珍貴史料。

首先，我開始系統性地閱讀孟祿檔案。我曾在位于紐約上州的洛克菲勒檔案館（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做檔案研究，接觸到他1913年的初次赴華的具體情形。二十世紀初葉，中美知識界正在越來越頻繁地往來交流。1919-1921年間，孟祿的同事杜威受胡適、陶行知、蔣夢麟、郭秉文之邀訪華，一路演說，跑遍中國大半省份。杜威返美不久，1921年，孟祿第二次來華，為中國發展科學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十分詳細的調查建議，對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該用于何處，不該如何使用，也提出了明確的、甚至是強勢的個人看法。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番爭取，尚未公開和整理的孟祿檔案終于完整地呈現在我眼前；當時全美檔案館剛剛重新開放，二十多箱檔案每天都很豪邁地預留給我一人獨享！

哥大師院的孟祿檔案（攝于2021年夏）

然而這份工作的體量也很大。連續一個多月的閱讀和整理后，我終于消化完這批材料，看到許多珍貴的手稿和相片，甚至不小心碰到了最后一個盒子里保留了近百年的教授博士袍。重回紐約做研究，經歷疫情，表面上熙熙攘攘的曼哈頓已物是人非。這一年我回到紐約時，曾經有幸邂逅的王秋華女士在臺北辭世；年末，我在哥大附近的街區撞見行色匆匆的艾明如教授姐弟三人，又驚聞王雪華教授離世的噩耗。歷史似乎離我很遠，但又發生在我身旁。而另一方面，在紐約做研究的時光非常安靜，沉浸在研究中的我因身處故事發生的街區而時常有時空穿越的錯覺。沉浸在檔案研究中，甚至夢里也會回到進步主義時代的紐約。當時正值暑假，天黑得很晚，每天結束研究后，我會從120街的哥大師院回到116街晚餐，路上，我會經過杜威位于116街的寓所、胡適位于Furnald Hall的宿舍、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嚴修（范孫）先生來紐約找張伯苓訪問時居住的公寓，晚上散步回來，螢火蟲星星點點。中基會的故事融入了這個曼哈頓街區的歷史中。曼哈頓的老建筑仍然是百年前的模樣，那些來自一百年前的老式公寓里，保存著進步主義時代的老式電梯，見證了歷史的種種印記。

完成紐約的研究，我前往位于波士頓的哈佛大學,查閱十幾箱顧臨檔案（Roger Sherman Greene Papers），更深入地研究了中基會創建之初，在同樣長期關注中國事務的美國中華醫學會（China Medical Board）執行主席顧臨（Roger Greene）與孟祿之間發生的、圍繞應當優先發展純科學還是應用科學而展開的一系列熱烈的思想辯論。這場1924年中基會創立之初的關于中國應當發展何種科學的思想辯論，可以讓我們發掘美國的科學觀念、知識，是如何在行動層面被執行，適應中國社會的本土需要，并正向促進和推動我國科學與學術的發展。

回到當時，美國國務院宣布退還第二批庚子賠款的消息傳來，在中美兩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和熱烈的辯論。那么大一筆錢，是用來修建鐵路，造一個公共圖書館，建立一所惠澤中美關系的聯合大學，建造一個自然博物館，還是將這筆錢應用于促進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兩國利益相關人士展開了熱烈的辯論。將這筆錢用于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想法最終從八九種不同的建議里勝出。然而這筆錢應當優先用于發展何種科學？最后觀點以兩方為代表，其中，孟祿和顧臨兩派立場最為鮮明對立。

孟祿認為1924年的這一大筆錢應被用于在華建立一所科學技術學校，培養中國的技術人才，只有將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不受制于外方專家，不然中國難有真正獨立的一天。簡單來說，孟祿認為在這一時期發展純粹科學的研究脫離中國的實際需求，而應用科學的發展才是迫切的。而另一方面，顧臨、丁文江為代表的董事則認為，建立這樣一個全新的技術學校耗資甚巨，不如先資助狀況良好的中國學術機構，不僅用以發展科學教育，也用以推進純粹科學研究的發展。盡管孟祿影響力巨大，但中國知識界并沒有完全采納孟祿的意見，顧臨、丁文江等的建議最終勝出。該款項既用于發展科學知識及此項知識適于中國情形之應用，又旨在增進專門技術之訓練，科學之研究試驗及表證，與科學教學法之訓練。

應用科學與純科學的路徑之爭，體現出孟祿和顧臨以及其他中國科學家對中國實際需要的不同判斷。孟祿認為中國最迫切的是用科技改良其交通、通訊、工業、醫療和衛生，促進人們日常觀念適應工業化和進步主義時代的節奏。而中國科學家之求索科學研究，并沒有因為當時國力貧乏虛弱就放棄對科學知識更深層次的追求。任鴻雋、丁文江等受過歐美系統性科學訓練的歸國科學家，并沒有滿足于從歐美舶來二手的科技知識，而更想要探究科學自然知識之玄奧，在中國做出讓世界認可的一流的、原創性的學問。借用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任鴻雋的話：“欲進知識，在明科學，在得所以為學之術；為學之術，在由歸納的論理法入手，不以尋章摘句索玩故紙為己足，而必進探自然之奧。不以獨坐冥思為求真之極軌，而必求證于事物之實驗?！?/p>

在中、美、德講中基會的故事

紐約和波士頓的旅行是我的中基會研究推進的重大進展?？上Ш镁安婚L，疫情新剝奪我們來之不易的自由。我本計劃進一步在波士頓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查找關于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的更多史料，但新一波奧密克戎病毒來襲后，檔案研究又開始變得困難。通過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我和費正清的女兒霍莉建立了聯系。冬日的紐約，我小心翼翼地戴著幾層口罩和霍莉相約在紐約環河路上的消防員紀念碑見面?；衾虻脑⑺拷医洺Ｙ徫锏膯淌线B鎖超市；費家至今和梁思成的后人保持密切往來。當時沉浸在研究中的我根本沒想到會和她有緣在曼哈頓見面。梁家和費家的深厚感情，也是我所講述的中美思想史故事的一部分，而費正清初到中國就與胡適、丁文江等相識，梁思成、營造學社在抗日時期艱苦的工作背后也有中基會的資助。霍莉非常熱情，她以母親費慰梅（Wilma Fairbank）的作品和其他相關史料相贈，真誠地期待著我一系列檔案研究成果的最終問世。

和費正清的女兒在曼哈頓見面

找到檔案只是旅行的開始，講好中基會的故事則是另一場更艱難的思想冒險。閉關寫作幾個月后，我在中美斷航前幸運地回到了國內。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思想史的課堂上匯報杜威在華訪問的思想史研究，在康奈爾大學就中基會的歷史做過兩次討論會，也在美國外交史年會（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和美國歷史學家年會（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匯報過這一研究許多方面的初步成果。與國內同行的交流同樣極大地幫助我進一步挖掘中基會的故事。我在武漢大學演講時，在談孟祿-顧臨之爭時偶然和大家談及在哈佛檔案館看到的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對如何運用中基會資金的熱情洋溢的陳述。邀我訪問的杜華教授，隨即指出這位在華奮斗了一生的美國女士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和中國圖書館事業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值得深入挖掘。經他提醒，我才意識到，在這個長達六七年的圍繞中基會的研究項目中涌現出許多類似值得深挖的跨國史課題，需要我完成論文寫作后慢慢吃透。后來，在寫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多次來到珞珈山。杜老師還曾興致勃勃地帶我步行至武大教授的舊別墅區，在他的引導下，在珞珈山頂，我得見王世杰校長一家當年寓居的別墅，秋華和雪華姊妹曾在此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

在國內其他機構交流和演講也給了我許多啟發。例如，在南開大學演講關于中基會和孟祿訪華的題目時，中基會秘書林伯遵（H. H. Lin）的后人林華標先生通過學術網絡特意從上海飛到天津，熱情地參加我的學術討論會，會后交流，我們才發現大家原來都家住上海。此后，林先生不僅來參加我在上海師大光啟中心的演講會，還帶我去外灘考證了中基會的辦公地點；此后在紐約查檔案時，我凡是讀到林伯遵相關的文獻，也都會給他拍送一份。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我還在南開大學科技史中心的線上會議里，旁聽了著名科學史家、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波莫納分校的王作躍教授的圍繞“中美科技交流史”的系列演講，而王教授也在我博士論文提交前細讀我的論文全文，給我進一步將論文改成英文書稿發表提供了專業和細致的建議。

論文終于快要完成時，延續了三年多的疫情也將近抵達尾聲。由于專注中基會的研究自然也涉及科學史，我很順利地得到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科技史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邀請，去柏林訪學半年。在馬普學會，李安娜教授（Anna Lisa Ahlers）帶領的研究課題組正在研究中國在全球范圍科學事業的飛速崛起的現象，而我的研究恰豐富了世界對中國科學教學和研究奠基之歷史淵源的認知。就這樣，我也把關于中基會的思想史帶去了柏林、海德堡和哥廷根。訪德的半年時間里，我開啟了和許多其他領域的學者腦洞大開的學術交流，結交了許多美國思想史領域和歷史學領域之外的學人。跨學科的交流非常有益于對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訪歐的經歷也促使我跳出美國為中心的敘事框架，重新思考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國際經歷以及他們在祖國開創的科學事業的長期意義。

2023年暑假，我接受了專注跨國史研究的哥廷根大學研究團隊的訪問邀請，先是前往海德堡大學作報告，暑假再前往哥廷根大學做該主題的專門報告。在歷史悠久的哥廷根老城，我與劍橋大學的范鑫教授、新澤西州羅文大學的王晴佳教授、哥廷根大學的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進行了多次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討論；紐約大學的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教授也來到哥廷根大學的課堂，參加我和蔣麓（Lucas Brang）博士的聯席演講?！案缤⒏鉀]有生活”，這段在哥廷根老城區和大學城的交流經歷也成為我做研究以來最精彩和充實的思想邂逅。也是在哥廷根，我反復思考美國科學對中國的影響及其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在向來自德國和世界各地的學者講述中基會的故事時，我意識到自己此前采取的敘事框架的局限。美國的科學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中國？所謂的美國科學輸出裹挾了什么意識形態？在擁有引以為傲科學研究傳統的德意志，我不自覺地一遍又一遍反思何謂“美國科學”，而中基會歷史里的中方自主性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在中基會的案例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西方近代的科學民主觀念、知識如何影響中國，而且看到中國人如何突破西方的影響，自主發展科學和技術。這個過程中有中美之間的對話，觀念的碰撞和沖突，也有中美共享的歷史。

中基會的獨特網絡更給了我們從中美思想交流的維度、重新思考跨越太平洋（而非美國史傳統典范里里已經談得很多的“Atlantic Crossings”）的關聯和紐帶的新啟發。中基會的董事會中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它的年報，有中文版本，也有英文版本，它的辦事處設在上海，但在紐約也有總部。它的網絡高度地國際化，運作的模式又能適應中國的本土需要。它既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產生影響，也對美國社會如何看待中國文化、中國學術和科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的成員、構架和運作模式，都帶有很深的國際烙印。此外，據我在中美兩國的未刊檔案研究發現（尤其是云南省檔案館、南京第二檔案館和哥大藏于Lehman Library的未刊史料China Institute Papers），西南聯大巨大的學術成就與歷歷輝煌，也與中基會在抗戰時期對中國科技研究教學的持續資助密不可分。

多國旅途的終點

沉浸在研究里，七年時光匆匆而逝?；剡^頭看，我的研究之旅恰逢三年疫情，在中美德之間穿梭的過程里也遇到了熔斷等復雜因素，在多國之間跑來跑去，困難重重。2022年完成美國的檔案之旅后，我曾經歷過史上最難的回國之旅，輾轉在新澤西住了一個月，再從加州回國，到上海后又遇到諸多困難。幸運的是，這些年我得到了多個國家研究機構的資助，得以心無旁騖做研究而不必為經濟發愁。

距離搬到晨邊高地七年以后，在2023年9月，我終于成功完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與從紐約、英國、臺北連線的委員會成員進行了關于中基會和中美知識界的深入討論。答辯會最終成了熱烈的跨國學術討論會，短短兩個小時，大家都意猶未盡。隨著論文在ProQuest正式上線，我也正式畢業了。紐約的老師們紛紛發來祝賀，而在馬普學會，我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一起，慶祝從此邁入人生新的階段。

有趣的是，我的七年多國旅途的終點，恰是和孟祿、哥大、中基會都深有淵源的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是中基會建立之初就一直活躍的董事，南開大學的科學教學與研究也長期獲得中基會的資助。我的論文里更是記錄了張伯苓校長從天津老火車站前往哥大訪問的興奮，以及他與嚴修、范源廉三位南開先賢從紐約告別孟祿和哥大，坐船回到國內時的欣喜——到天津時，張伯苓隨即與學生步行回到南開，并立即開始不知疲倦地向南開師生介紹他訪問美國的思想收獲——歷史的細節至今讓人唏噓不已。而邀請張伯苓校長前去紐約訪問的，正是那位博士袍把我嚇了一大跳的，中國思想界的老朋友保羅·孟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