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長篇小說《立秋》新書首發暨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

《立秋》新書首發暨研討會 主題海報

《立秋》是作家杜陽林繼半自傳體小說《驚蟄》（單行本2021年出版）后，奉獻給新時代的又一現實主義長篇力作。2023年11月，刊發于當年第6期《收獲》雜志；2024年4月，單行本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小說以出生在四川農村的有志青年凌云青進入大都市后的奮斗史，串聯起了有理想、有抱負的一代人順應改革開放潮流，與時代共舞的追夢歷程。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有限公司總編輯芮宏在致辭時表示，“如果說《驚蟄》是萬物初醒，《立秋》則是果實飽滿，不變的是那份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這部小說以新時代的文學形式對于鄉村振興、對于城鄉共融、對于共同富裕這些問題都給出了非常真摯而且非常切實的回答。” 

杜陽林在發言時介紹說：“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起落奔涌的時代，無數激蕩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滿了向往和憧憬。在文學前輩高曉聲的《陳奐生進城》、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現已經進城的一代知識分子和農民在城市對夢想的追逐、他們在城市的掙扎，以及他們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離感，于是有了《立秋》。”

杜陽林

談到自己的創作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夢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選擇，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機遇，我希望通過長篇小說《立秋》、通過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進磅礴的時代，去探尋在時代中人性的底色。”杜陽林還透露說，自己的下一部小說將命名為《大雪》。

透視中國式現代化城鄉關系新樣態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在發言時肯定了《立秋》的現實價值和時代意義，并對作品所涉及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做了深入分析：首先，當下的城鄉關系已超越了傳統城鄉二元對立的簡單劃分。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杜陽林在《立秋》中展現的城鄉經驗，無法完全被舊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所概括或限定；其次，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們內心深處普遍存在著對鄉村的負疚感和虧欠感，“這種虧欠既是倫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歷史的、社會的。”無論個人是否意識到，鄉村作為根系所在，深深烙印在人們的潛意識、文化構造、情感層面；最后，《立秋》這部小說寫出了鄉村在現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再是唯一發展方向，鄉村不再僅僅是被拋棄的對象。李敬澤呼吁，鄉村寫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現手法，以更為成熟和從容的態度處理豐富的素材。

《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認為，如果說《驚蟄》的寫作時還是杜陽林，到《立秋》時則既是杜陽林又不是杜陽林了，“他已經從單憑個體經驗出發，拓展到了其他人群的經驗。”“《立秋》選題用心之處在于敏銳地捕捉到餐飲業，這一結構最為復雜的社會關系載體，凸顯了其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小說內容涉及到城鄉文化巨大差異性的問題，還涉及到城市商業文明規則，不僅揭示了這些矛盾，還嘗試給出自己的解答。”

魯迅文學院教研部主任郭艷指出，在強大的資本和技術席卷的市場經濟時代，城市與鄉土已不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凌云青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在現代化進程中，個體與故土關系的新形態——既承載鄉土重負，又深陷城市生活的矛盾與挑戰。這為中國文學現代性敘事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深度。”

《立秋》書封

文學母題與時代精神的生動詮釋

2021年，在《驚蟄》的研討會上，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就曾斷言：“一個叫杜陽林的作者橫空出世。”“三年前的《驚蟄》講述農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經歷，三年后的《立秋》則關注人物出走后又回歸的心靈歷程。”潘凱雄指出，從上世紀初以來到現在，“出走與回歸”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一個“母題”。“杜陽林用《立秋》這部新作延續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許多經典作品對此的探討，這也是這部作品最為重要的價值之所在。”

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看來，《驚蟄》像是傷痕文學，以一個農村少年的視角展開；而《立秋》則像是改革文學。“凌云青的經歷映現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改革史和一代人心靈史的互動。而且小說打破了國企視角，采取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視角敘述。從這一點上說，《立秋》比《驚蟄》境界更高。”楊慶祥還提出，“路遙之后，以中國城市為背景的改革故事中經典作品并不多，杜陽林的《立秋》成功接續并拓展了這一敘事傳統。”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陳福民則從《立秋》這部小說中感受到一種“史學的寬廣度”。“它首先是一部當代史，同時是中國鄉村演變的一次側寫，還是改革開放史的一部分——小說接續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百年來未竟的問題，以凌云青為代表的新鄉土人形象，回應了新的商業文明對文學寫作的時代召喚。凌云青身上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大愛之心與鄉土世界‘貧愚弱私’現象的對照，為小說賦予深刻的時代價值。”

《立秋》實體書

因扎實而豐沛，因真誠而動人

《驚蟄》與《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奮斗過程中的苦辣酸辛，讓有著同樣農村出身和進城經歷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深受觸動。他同時看到，杜陽林的寫作沒有一味展示苦難，小說人物始終在苦難之下尋找生命的亮色，尋求一條解脫之路。“凌云青不僅與過往的苦難和解，寬恕那些傷害過他的人，甚至回饋愛意。他的經歷展現出一個身上具有豐厚鄉村遺存的人，進城后如何面對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立秋》首先的意義，是對于杜陽林個人的意義：對生命過往有一個交代，起到一種療愈的作用，這是他寫作的精神動力。”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敏銳地捕捉到杜陽林小說創作背后深層次的心理動因。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同樣看到，杜陽林的創作動機源于個人生命歷程的回望，“這種回望與時代變遷和社會現實緊密相連，形成個人、時代、社會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織呈現。杜陽林的小說既是個體經驗的書寫，也是對特定時代風貌和社會現象的深度反映。”

《十月》雜志執行主編季亞婭在閱讀杜陽林的《驚蟄》與《立秋》后，深感其作品貼近生活、情感飽滿，正契合當下讀者對于“汁水豐盈”且“接地氣”文學作品的喜愛。《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贊賞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立體性與情節設計的現實主義色彩，同時也對小說的潛在改編價值給出了積極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