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 | 政邦智庫理事長

有不少朋友問我，你的“調研筆記”有新聞要素，有現場觀感，有閱讀體會，有行走隨想，有文學語句，有系統思考……這與傳統的文體類別都有明顯區別，算是什么文體？

很多時候來不及細說，我都簡單回答算是“雜話”。但這并非應付敷衍，確實是有出處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以“雜話”的形式比較自由地表達了他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特點的看法。

2022年，我在清華大學參加“墨點半日談”學術研討時，偶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呂文浩先生，他長期研究費孝通先生等社會學家。期間我們談到“雜話”這種形式，他認為“雜話”不像專業期刊論文那么規范和嚴謹，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可以不等作者思考成熟和表述完整，即時地向讀者傳遞出其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但這種方式的不足是引證和表述都不甚完整和規范，給讀者留下了很多可供繼續思索的空間。

規范的說法，“雜話”也可以算作是“雜文”，我之所以采用“雜話”，而不是“雜文”，一方面，“雜文”這個概念因為使用廣泛，已經形成了固化的印象，容易限制在這一特別文體下的想象力與延展性，另一方面，“雜話”這個說法，因為費孝通先生的使用與闡釋，也有了社會學意義的內涵。“調查研究”，本身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式。

當然，“雜文”也好，“雜話”也罷，文本形式的背后是“雜學”。記得20年前，讀周作人的《我的雜學》，甚為嘆服。周作人一生閱書無數，古今中外皆有涉獵，其一生所學的思想路徑，都可在其“雜學”中追根溯源，他以中土、西洋、東洋為界，包括從中土的八股、散文、小說、筆記、佛經等，到西洋的神話學、人類學、生物學、醫學、性心理學、妖術史等，還有日本的民俗學、浮世繪、川柳、俗曲與玩具等，如數家珍。

也因此，他更看重行文的“見識與趣味”：“要在文詞可觀之外再加思想寬大，見識明達，趣味淵雅，懂得人情物理，對于人生與自然能巨細都談，蟲魚之微小，謠俗之瑣屑，與生死大事同樣的看待，卻又當作家常話的說給大家聽，庶乎其可矣。”

無獨有偶，魯迅亦如此。陳平原先生說，魯迅、周作人之所以成為現代中國散文最主要的兩種體式——“雜感”與“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與思維方式的差異外，還與其尋找的“內應”不同有關。

“雜感”與“雜學”，本質上是一脈的。學者孫郁認為魯迅的背后，是他的“暗功夫”。所謂“暗功夫”，即詞語背后的存在，它不顯現，但在無形里存在著，而且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詞語厚度的有無。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虛的存在，但爆發起來，卻有大的內力。（《魯迅的暗功夫》，孫郁）據統計，除了文學之外，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文字學、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歷史學的著作都有，這構成魯迅知識譜系的全面。魯迅的藏書被完整保留下來，有14000多冊。

最近，我與作家梁衡先生對談，談到他的作品《數理化通俗演義》，他認為就像是典型的三邊地帶，“三邊地帶打天下”，一個是文學，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教育。科學家不會寫，作家也寫不了，老師同樣也寫不了，反而是我這個經常采訪學校的記者，能寫這個東西，因為我又接觸科學家，又進行文學創作。梁衡先生也自稱“雜家”。

說到“雜家”，其實歷史上是有的，他們沒有明確的學派歸屬，兼采各家，匯合雜糅，獨立為派，被稱之為“雜家”。有觀點認為，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雜家”融貫諸家學術，又批評諸家學術。不過有意思的一點是，關于雜家是否成一個學派，學術界也有爭議，梁啟超先生認為“既謂之雜，則已不復能成家。”

最近二三十年的知識界，“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李澤厚語），在這種時代背景與演變趨勢向下，“雜家”是否算一個學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創造，則需要“雜家化”。

無論“雜話”“雜文”“雜感”，還是“雜學”“雜家”“雜家化”，關鍵是能雜而不亂，雜而能通，雜而務實，博學于文，以雜為專，專以求精。

基于“雜家化”思考撰寫的“調研筆記”，根子上說，還是延續了中國的文章傳統。

就像周作人在《我的雜學》中所言，一個人做文章，要時刻注意，這是給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這樣寫出來的無論平和或激烈，那才夠得上算誠實，說話負責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