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類”的困境

本周最引人注目的討論圍繞基因編輯而展開。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后人類主義”思潮中重要的議題之一。我們將在此呈現哈貝馬斯、福山和哈拉維的相關討論。

德國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述《后民族結構》（中譯本即將由文景推出）中認為，負責任的行為始終都有一個本質的條件：沒有人可以隨意支配他人，并嚴格控制他人的行為，致使處于依附地位的人失去本質的自由。如果一個人決定了另一個人的遺傳密碼，那么，這個條件就遭到了破壞。克隆人在其自我理解過程中也會把自己當作一個具體的人；可是，在這個人的軀體和個性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另外一個陌生人的意圖。有意圖地決定遺傳本質也就意味著，一個克隆人一生都要受制于別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強加給他的決斷。在這個意義上，基因編輯的問題在于僭越與奴役。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一書中，再次審視了優生學。優生學是懸在整個基因學之上的幽靈——它意味著，只專門生育有著優選的遺傳特征的人類。優生學一詞由查爾斯·達爾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爾頓（Francis Galton）發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國家支持的優生學計劃曾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進分子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還包括費邊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和西德尼·韋伯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共產主義分子霍爾丹（J. B. S. Haldane）、伯納爾（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義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瑪格麗特·桑格爾（Margaret Sanger）。

在當時，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還因此通過了優生學的法律，允許國家強制性對低能者絕育，而鼓勵擁有優秀品質的人盡可能地多生養。用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緒穩定、富有同情心和聰明的人，我們不需要傻子、蠢貨、窮鬼和罪犯。”

希特勒的優生政策——滅絕“劣等民族”和在“劣等人”身上進行醫學實驗——曝光后，優生學運動在美國才被禁止。自那以后，歐洲大陸被灌輸了反對優生學死灰復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見。然而，對優生學的反對并非全球性的：在進步主義的、社會民主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優生學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止。在亞洲，除了太平洋戰爭期間眾所周知的，日本軍隊在中國老百姓身上進行強制性醫藥實驗（就是臭名昭著的 731 部隊），其他亞洲國家對優生概念并沒有強烈的反對。

以往優生理念遭到指責的第二個原因是它由國家支持且帶有強制性。納粹黨把這一政策演繹到令人十分恐懼的極端地步，種族滅絕，在“劣等人”身上做實驗。即便是在美國，也極有可能將被認為低能或癡愚的人（這個專有名詞用來形容精神狀況渙散者）訴諸法庭進行裁決，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強制性絕育。

不過，很清晰的一點是，任何未來優生學采取的方法都將與歷史上的路徑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會如此。福山不無樂觀地認為，新的優生學可能是更溫和更友善的，而非國家強制性對其公民所施行的。他表示自己更偏好于放棄使用已經不堪重負的“優生學”一詞，取而代之以“選育”（breeding）一詞：未來，人們將極有可能像育種動物一般選育人類，只是手法更加科學、方式更為有效，將通過基因遴選決定哪些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選育已經不必要有“國家力挺”的內涵，更適當的表達是，它顯示了基因工程不斷“去人類化”的潛質。

但他也對喪失人性存在擔心，認為正是“人性”不因世事斗轉星移，支撐我們成為我們、決定我們未來走向何處。

研究后人類主義的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則不擔心“人性”的消失，或者說不僅僅擔心。她在《賽博格宣言》呈現了生物技術的雙重性，我們可以在她對賽博格（機械與生物體的結合物）的寬泛討論中思考基因操作的未來，因為基因操作意味著對人的設計不再經過性，這也是對現有性別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挑戰。一方面，賽博格技術意味著控制，另一方面，賽博格世界也意味著活生生的政治現實和身體現實，在這里，人們不會對與機械有親屬關系而感到恐懼，不會對不完整的身份認同和矛盾立場的永久持續而感到恐懼。

在哈拉維看來，賽博格堅定地忠實于不完滿性（partiality）、親密性、反諷和錯亂。它是對立性的、烏托邦式的，而且完全沒有純潔可言。賽博格不再由公共和私人間的兩極對立所塑造，它定義了一個技術城邦（polis），而這個城邦則部分奠基于家庭（oikos）中的社會關系革命。自然和文化被重構了，前者不再是供后者侵占或吸收的資源。那些用部分構成整體的關系，包括兩極對立和等級制統治，在賽博格世界中都成了問題。

不同于弗蘭肯斯坦的怪物，賽博格并不期待它的父親/創造者（father）通過重建樂園——即是說，通過制造一個異性伴侶，通過在已完工的整體、城市和和諧整體（cosmos）中達到其完滿——來拯救它。賽博格并不夢想一個以有機家庭為模型的社群。賽博格不會承認伊甸園的存在；它并不是由泥土造的，不能夢想回歸塵土。哈拉維認為在此意義上，賽博格能顛覆指認敵人（Enemy）的狂暴沖動。

這在沉迷血與土的種族主義再度崛起的當今世界不失為一種啟發性思路。賽博格的最大問題是，它們是軍國主義、父權制資本主義的非法后代。哈拉維則樂觀地宣稱：非法后代往往對它們的起源極其不忠，畢竟父親/創造者對它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但她也提醒，要同時采取上述兩種視角，因為單一視線比雙重視線或者多頭怪獸能造成糟糕得多的幻覺。

隱秘崛起的民營經濟

2018年11月2日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時代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表彰大會，吉利集團李書福。 視覺中國 圖

本周，虎嗅一篇《新中國民營經濟的隱秘崛起》值得關注。作者樓臺借王石之口拋出一個問題：當今活躍在中國舞臺上的這一代企業家的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似乎在一般的歷史敘事之中，中國私營經濟和企業家經歷了一個斷層，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而共和國建立之初自三大改造、反“右”到“文革”的幾場運動，曾將私營經濟消滅殆盡，企業家也作為一個階層，集體消失在共和國的歷史視野之中。

然而樓臺引用了章琦和劉明興《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中的洞見，提出了另一種歷史的可能性：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最高潮，紅色風暴席卷全國之時，在某些地方基層私有制得到了空前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進一步說，改革開放前這些運動所形成的特殊歷史條件，讓一部分的基層官僚和群眾形成了特殊同盟以對抗政治風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地方性的產權保護。私營經濟在改革開放后茁壯成長的浙江，在開放前，因南下干部和游擊隊干部的不同政治生存條件和競爭策略，而培育出了其土壤。

作者指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大規模“鬧退社”和跟中央政策對著干、搞“包產到戶”的主要都發生在曾經的游擊縣。游擊干部在南下干部爭相媚上時，選擇保護群眾的利益，為農民留下了足夠的口糧。而在非游擊地區，即使在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短缺異常明顯時，干部仍然嚴厲禁止“包產到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外逃。而游擊干部的群眾路線也在大躍進結束后，1963年的“四清運動”（鼓勵群眾揭發基層干部在大躍進時期犯下的錯誤）時，得到了回報——群眾們選擇庇護游擊干部。自此，游擊干部和地方群眾都更加明白自己在體制內生存的最佳策略，就是結成利益共同體，對抗風云變幻的政治形勢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甚至在“四清運動”后，浙江游擊地區迅速冒出了很多黑市。

而到了“文革”時期，浙江省游擊地區的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轉折——非公有制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由于浙江游擊隊干部處于權力的邊緣位置，體制內的資源有限，所以提供的不是直接的物質福利，而是一種非正式的、地方性的產權保護。雖然在經濟總量上沒有顯現出作用（在1952~1976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都遠低于全國的人均 GDP，甚至落差越來越大），但是浙江游擊地區的經濟形態卻被深刻地改變了。寧波、溫州等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在文革初期到改革開放前，比例均大幅下降到不足50%，本地干部為掩護私營經濟提供掛靠服務，大批農民開辦工廠，被稱為“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雛形）。

而這不只是浙江的故事，中國區域中民營經濟中發達的地區或多或少都跟游擊隊有些關系，如泉州和閩中游擊隊、珠三角洲和東江游擊隊等。不過，章奇和劉明興進一步指出，重要的并非干部出身游擊隊或本地，而是其處于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化的位置。江蘇省支持改革的是身處蘇南的南下干部，而主導蘇北地區的華中根據地出身的干部則得益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在蘇北嚴格執行“左傾”政策。

所以，私營經濟并非改革開放憑空造就的，而是在此前政治體制內“邊緣”與“中心”的博弈之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