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類”的困境

本周最引人注目的討論圍繞基因編輯而展開。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后人類主義”思潮中重要的議題之一。我們將在此呈現哈貝馬斯、福山和哈拉維的相關討論。

德國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述《后民族結構》（中譯本即將由文景推出）中認為，負責任的行為始終都有一個本質的條件：沒有人可以隨意支配他人，并嚴格控制他人的行為，致使處于依附地位的人失去本質的自由。如果一個人決定了另一個人的遺傳密碼，那么，這個條件就遭到了破壞。克隆人在其自我理解過程中也會把自己當作一個具體的人；可是，在這個人的軀體和個性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另外一個陌生人的意圖。有意圖地決定遺傳本質也就意味著，一個克隆人一生都要受制于別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強加給他的決斷。在這個意義上，基因編輯的問題在于僭越與奴役。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一書中，再次審視了優(yōu)生學。優(yōu)生學是懸在整個基因學之上的幽靈——它意味著，只專門生育有著優(yōu)選的遺傳特征的人類。優(yōu)生學一詞由查爾斯·達爾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爾頓（Francis Galton）發(fā)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國家支持的優(yōu)生學計劃曾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進分子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還包括費邊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和西德尼·韋伯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共產主義分子霍爾丹（J. B. S. Haldane）、伯納爾（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義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瑪格麗特·桑格爾（Margaret Sanger）。

在當時，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還因此通過了優(yōu)生學的法律，允許國家強制性對低能者絕育，而鼓勵擁有優(yōu)秀品質的人盡可能地多生養(yǎng)。用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緒穩(wěn)定、富有同情心和聰明的人，我們不需要傻子、蠢貨、窮鬼和罪犯。”

希特勒的優(yōu)生政策——滅絕“劣等民族”和在“劣等人”身上進行醫(yī)學實驗——曝光后，優(yōu)生學運動在美國才被禁止。自那以后，歐洲大陸被灌輸了反對優(yōu)生學死灰復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見。然而，對優(yōu)生學的反對并非全球性的：在進步主義的、社會民主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優(yōu)生學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止。在亞洲，除了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眾所周知的，日本軍隊在中國老百姓身上進行強制性醫(yī)藥實驗（就是臭名昭著的 731 部隊），其他亞洲國家對優(yōu)生概念并沒有強烈的反對。

以往優(yōu)生理念遭到指責的第二個原因是它由國家支持且?guī)в袕娭菩?。納粹黨把這一政策演繹到令人十分恐懼的極端地步，種族滅絕，在“劣等人”身上做實驗。即便是在美國，也極有可能將被認為低能或癡愚的人（這個專有名詞用來形容精神狀況渙散者）訴諸法庭進行裁決，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強制性絕育。

不過，很清晰的一點是，任何未來優(yōu)生學采取的方法都將與歷史上的路徑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會如此。福山不無樂觀地認為，新的優(yōu)生學可能是更溫和更友善的，而非國家強制性對其公民所施行的。他表示自己更偏好于放棄使用已經不堪重負的“優(yōu)生學”一詞，取而代之以“選育”（breeding）一詞：未來，人們將極有可能像育種動物一般選育人類，只是手法更加科學、方式更為有效，將通過基因遴選決定哪些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選育已經不必要有“國家力挺”的內涵，更適當的表達是，它顯示了基因工程不斷“去人類化”的潛質。

但他也對喪失人性存在擔心，認為正是“人性”不因世事斗轉星移，支撐我們成為我們、決定我們未來走向何處。

研究后人類主義的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則不擔心“人性”的消失，或者說不僅僅擔心。她在《賽博格宣言》呈現了生物技術的雙重性，我們可以在她對賽博格（機械與生物體的結合物）的寬泛討論中思考基因操作的未來，因為基因操作意味著對人的設計不再經過性，這也是對現有性別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挑戰(zhàn)。一方面，賽博格技術意味著控制，另一方面，賽博格世界也意味著活生生的政治現實和身體現實，在這里，人們不會對與機械有親屬關系而感到恐懼，不會對不完整的身份認同和矛盾立場的永久持續(xù)而感到恐懼。

在哈拉維看來，賽博格堅定地忠實于不完滿性（partiality）、親密性、反諷和錯亂。它是對立性的、烏托邦式的，而且完全沒有純潔可言。賽博格不再由公共和私人間的兩極對立所塑造，它定義了一個技術城邦（polis），而這個城邦則部分奠基于家庭（oikos）中的社會關系革命。自然和文化被重構了，前者不再是供后者侵占或吸收的資源。那些用部分構成整體的關系，包括兩極對立和等級制統治，在賽博格世界中都成了問題。

不同于弗蘭肯斯坦的怪物，賽博格并不期待它的父親/創(chuàng)造者（father）通過重建樂園——即是說，通過制造一個異性伴侶，通過在已完工的整體、城市和和諧整體（cosmos）中達到其完滿——來拯救它。賽博格并不夢想一個以有機家庭為模型的社群。賽博格不會承認伊甸園的存在；它并不是由泥土造的，不能夢想回歸塵土。哈拉維認為在此意義上，賽博格能顛覆指認敵人（Enemy）的狂暴沖動。

這在沉迷血與土的種族主義再度崛起的當今世界不失為一種啟發(fā)性思路。賽博格的最大問題是，它們是軍國主義、父權制資本主義的非法后代。哈拉維則樂觀地宣稱：非法后代往往對它們的起源極其不忠，畢竟父親/創(chuàng)造者對它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但她也提醒，要同時采取上述兩種視角，因為單一視線比雙重視線或者多頭怪獸能造成糟糕得多的幻覺。

隱秘崛起的民營經濟

2018年11月2日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時代優(yōu)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者表彰大會，吉利集團李書福。 視覺中國 圖

本周，虎嗅一篇《新中國民營經濟的隱秘崛起》值得關注。作者樓臺借王石之口拋出一個問題：當今活躍在中國舞臺上的這一代企業(yè)家的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似乎在一般的歷史敘事之中，中國私營經濟和企業(yè)家經歷了一個斷層，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而共和國建立之初自三大改造、反“右”到“文革”的幾場運動，曾將私營經濟消滅殆盡，企業(yè)家也作為一個階層，集體消失在共和國的歷史視野之中。

然而樓臺引用了章琦和劉明興《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中的洞見，提出了另一種歷史的可能性：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最高潮，紅色風暴席卷全國之時，在某些地方基層私有制得到了空前發(fā)展，為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進一步說，改革開放前這些運動所形成的特殊歷史條件，讓一部分的基層官僚和群眾形成了特殊同盟以對抗政治風暴，為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地方性的產權保護。私營經濟在改革開放后茁壯成長的浙江，在開放前，因南下干部和游擊隊干部的不同政治生存條件和競爭策略，而培育出了其土壤。

作者指出，農業(yè)集體化過程中，大規(guī)?！棒[退社”和跟中央政策對著干、搞“包產到戶”的主要都發(fā)生在曾經的游擊縣。游擊干部在南下干部爭相媚上時，選擇保護群眾的利益，為農民留下了足夠的口糧。而在非游擊地區(qū)，即使在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短缺異常明顯時，干部仍然嚴厲禁止“包產到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外逃。而游擊干部的群眾路線也在大躍進結束后，1963年的“四清運動”（鼓勵群眾揭發(fā)基層干部在大躍進時期犯下的錯誤）時，得到了回報——群眾們選擇庇護游擊干部。自此，游擊干部和地方群眾都更加明白自己在體制內生存的最佳策略，就是結成利益共同體，對抗風云變幻的政治形勢和連續(xù)不斷的政治運動。甚至在“四清運動”后，浙江游擊地區(qū)迅速冒出了很多黑市。

而到了“文革”時期，浙江省游擊地區(qū)的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轉折——非公有制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由于浙江游擊隊干部處于權力的邊緣位置，體制內的資源有限，所以提供的不是直接的物質福利，而是一種非正式的、地方性的產權保護。雖然在經濟總量上沒有顯現出作用（在1952~1976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都遠低于全國的人均 GDP，甚至落差越來越大），但是浙江游擊地區(qū)的經濟形態(tài)卻被深刻地改變了。寧波、溫州等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yè)在文革初期到改革開放前，比例均大幅下降到不足50%，本地干部為掩護私營經濟提供掛靠服務，大批農民開辦工廠，被稱為“社隊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雛形）。

而這不只是浙江的故事，中國區(qū)域中民營經濟中發(fā)達的地區(qū)或多或少都跟游擊隊有些關系，如泉州和閩中游擊隊、珠三角洲和東江游擊隊等。不過，章奇和劉明興進一步指出，重要的并非干部出身游擊隊或本地，而是其處于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化的位置。江蘇省支持改革的是身處蘇南的南下干部，而主導蘇北地區(qū)的華中根據地出身的干部則得益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在蘇北嚴格執(zhí)行“左傾”政策。

所以，私營經濟并非改革開放憑空造就的，而是在此前政治體制內“邊緣”與“中心”的博弈之中，如雨后春筍般發(fā)展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