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共生與交融：中國新聞文體的當代演進（1949-2019）》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劉勇教授所著，于2023年11月正式出版。本書跳脫單純的新聞業務編年史的寫法，由具體問題切入，在展示當代中國新聞文體演變的實存狀態的基礎上，觀測文體演進背后觀念的變遷，探尋促發文體嬗變的關聯因素和基本規律，繼而為互聯網時代新聞呈現方式的變革、新聞實踐的革新提供借鑒。

本期，我們通過訪談的形式，在對話中了解中國新聞文體70年的發展史以及本書背后的故事。

劉勇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新聞史學會應用新聞傳播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首批“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19年度），首批“國家一流本科課程-新聞采訪”主持人（2020年度），安徽省省級“教學名師”（2020年度）。曾任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安徽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輿情與區域形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安徽大學“輿情與區域形象研究創新團隊”首席專家。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2項，中宣部、教育部等省部級項目10余項，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出版《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嬗變（1978-2008）》《媒介素養概論》《當代媒介素養教程》《網絡新聞學：新媒體的報道、寫作與編輯》（譯著）等，主編學術論文集、輿情年度報告集等10余部。

Q1：您在本書“后記”中提到，新聞文體史是一個“冷門”的領域，而您在其中已深耕多年。最初您怎么會關注文體史這一領域？又為何決定在這一領域“深耕”？

研究者與研究領域/選題之間常常是因緣際會的。2005年我考入復旦新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時常陷入迷茫：讀書沒有方向，論文選題沒有著落。彼時，恰好讀到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仿佛看到了一束光，豁然開朗。

米爾斯在書中提出了一對深具啟發意義的概念：“環境中的個人困惑”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他指出前者是樁“私人事務”，后者是件“公共事務”。

我們每個人對現實、對專業等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個人困惑，只有把這些困惑放到社會結構中去，把它和公共問題勾連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才能發現它的意義和價值。

所以，依據個人困惑發現的問題，常常可以啟發我們的思路，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而社會結構中出現的問題，才可能具有公共性和普適性。對于研究者來說，只有從“個人研究中的困惑”與“本領域研究中的專業論題”契合處尋找的選題才具有研究價值。

就我而言，之所以會關注當代中國新聞文體史，首先源自我多年來從事新聞寫作教學與研究形成的一系列“個人困惑”，譬如：“為什么新聞文體常常被化約為新聞體裁？為什么新聞寫作學的教學和研究僅僅停留在新聞寫作技巧層面？為什么新聞寫作學乃至新聞業務的研究難以深入？新聞文體歷經了怎樣的變遷？哪些因素促發了新聞文體的嬗變？新技術加持下的新聞文體將如何演化？”……與此同時，新聞寫作乃至應用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又似乎存在著與我這些“困惑”相關聯的“專業論題”。基于此，考察中國改革開放30年（1978-2008）的新聞文體史構成了我博士論文的選題。

相比于其他領域或選題，新聞文體史的確相對“冷門”。我之所以專注這一領域，一方面是興趣使然。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從新聞中我們可以觸摸、感受和反思歷史。不同年代的新聞作品（文本）串接了歷史，展現了豐富的歷史圖景。我從小就喜歡歷史，能在新聞文體研究中體悟歷史，我自然樂在其中。另一方面，透過千差萬別的新聞作品（文本），尋找新聞文體背后的特點乃至規律，這是一個有意義、有意思且頗具挑戰性的工作，值得堅持。

Q2：您認為新聞文體史研究在新聞學研究中處于什么位置？有何發展潛力？

作為新聞業務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新聞文體史不僅是勾連新聞學研究中“學”與“術”的一個重要契合點，也是新聞學研究中一個基礎且頗具“張力”的領域。

首先，將新聞文體研究置于歷史、理論與業務的立體網狀的研究框架中，從新聞文體的內生邏輯出發，立足歷史視域探源測流，從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考察新聞文體的實存狀態和發展脈絡，能夠從理論上厘清新聞文體發展中的諸多問題，探尋文體演變背后的規律性要素，解決新聞文體研究領域“縱”（新聞文體史）、“橫”（新聞寫作技法）兩個維度不平衡的問題，進而夯實新聞文體研究基礎，打通新聞史、新聞理論與新聞實務三大領域。

其次，新聞文體史研究強調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不僅可以勾勒出新聞觀念的演進軌跡，而且能夠“深描”新聞觀念演化與政治、文學（文化）、技術等多元因素的互動關系，從“實然”中探索“應然”，從而為新聞從業者、新聞研究者和新聞學子提供深刻理解當代新聞實踐、反身打量新聞觀念嬗變的另一種思路。

最后，“源自實踐、回歸實踐”是應用新聞學研究最根本、最重要的意義。新聞文體史研究可以從歷史維度觀照新傳播時代的媒介實踐，探索新聞文體的未來趨勢，對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新聞實務的教學改革均具有重要價值。

近年來，新聞文體史研究正逐漸受到學界重視。2017年、2022年度的國家社科基金申報指南中都收入了與新聞文體史相關的研究選題，學界的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一批聚焦諸如新聞文類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漸豐富。這些都彰顯了這個領域的研究潛力。

Q3：本書聚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1949-2019）的文體發展史，年代跨度較大，材料豐富龐雜，您引入了“范式”這一概念，跳脫出單純的新聞業務編年史的寫法。您是如何想到用“范式”這一核心概念來架構全書內容的？

2008年寫完博士論文后，我開始將研究重心聚焦到當代新聞文體史上，其時雖尚未厘清具體寫作思路，但兩個基本想法已然形成：其一是既要有歷史的視角，又要跳脫出傳統的新聞編年史框架。其二是寫法要區別于博士論文。

經過很長時間的爬梳和思考，我發現在當代新聞文體實踐中常常存在“作為宣傳的新聞”“作為文學（故事）的新聞”“作為信息的新聞”等諸多文本樣態并置的現象，這些文體的結構方式與話語體式不盡相同，有時又相互融合與雜糅，難以統一到純粹的獨立新聞文體專業規范之中。用報道模式、報道方式、報道規律似乎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具備更理論化的解釋力。于是就想到了“范式”概念。

“范式”（Paradigm）源自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用以解釋科學發展的機制。庫恩認為，“范式”是指“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它必須同時具備兩個基本特征：其一是能夠“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其二是“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

我在《“范式”共生與交融：中國新聞文體的當代演進（1949-2019）》中挪借“范式”概念，是希望能夠為深描新聞文體的本質與演變設置一個新的視角：一方面，不同時代、不同媒體、不同記者生產的新聞文本恒河沙數，種類、形態也千變萬化、不勝枚舉。“新聞文體范式”則是對單純新聞文本的提煉與超越，從而能夠更加清晰地呈現1949-2019年我國新聞文體演進的脈絡與文體觀念的移位。

另一方面，“新聞文體范式”能夠為我們尋找不同文體樣態創變與發展規律提供一個新的理路。換言之，新聞文體范式的變換與遷移，依循新聞與政治、文學（文化）的互動關系，也契合新聞文體內生邏輯的自洽性。

《“范式”共生與交融：中國新聞文體的當代演進（1949-2019）》劉勇 著

Q4：本書提出當代中國新聞文體演進中的三大“范式”，包括“宣傳范式”“文學范式”“專業范式”。三種范式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它們如何影響當代中國新聞的文體史演化與發展？

新聞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體性特征、內在機理、規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體范例等，結合不同媒體的性質與風格定位、中國新聞文體的文化傳統、媒介技術等其他因素，構成了本書判斷、劃分范式類型的重要標準。

作為當代中國新聞文體的主導范式，“宣傳范式”著力突出新聞文體的宣傳取向，其邏輯起點與功能指向都以宣傳為根本目的，其實質是一種“用新聞進行宣傳”的新聞觀念，強調新聞承載的是意識形態功能，體現的是政治力量對于新聞話語的“征用”。

“文學范式”顯示的是文學之于新聞文體的影響，強調的是新聞對文學觀念和創作手法的征用與借鑒，展現了新聞與文學的互動，凸顯了文學之于新聞文體的意義與價值。

“專業范式”即源自新聞職業化進程中逐漸形構的專業理念以及由此產生的一整套新聞操作規范與技巧，客觀性是其核心理念，“信息模式”與“深度模式”則是其核心話語體式。當然，這種“抓大放小”的劃分方式似難逃“化約主義”的魔咒，因為現實（尤其是歷史事實）并不可能完全按照人類設定的標準而呈現出涇渭分明的樣貌。這就像科學實驗中的條件限定一樣，分類只是為了研究便利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簡化方式。倘若我們能夠據此大體厘清中國新聞文體嬗變的歷史軌跡與實存狀態，則亦不失為一種相對有效的方式。

從歷史維度看，新聞文體三大范式雖各自獨立，但其界限又難以涇渭分明，彼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終處于不斷互動與交融之中，當代新聞文體也正是在三大范式的互動與交融中得以不斷演進。

一方面，“故事”成為連接三大范式的重要元素，作為“文學范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故事模式”被“宣傳范式”與“專業范式”廣泛征用，由此也展現出三大范式的交光互影。“宣傳范式”挪借“故事模式”，更多源自宣傳目標和傳播效果層面的考量。“專業范式”對“故事”的強調，源自新聞業對新聞本質的專業認知。

另一方面，雜交文體的生成，本身就是范式交融的產物。例如，“散文式新聞”是“宣傳范式”借助“文學范式”突破僵化的“新華體”模式、尋求革新的一種“調適性文體形態”。又如，在非虛構寫作的發展歷程中，從報告文學、大特寫到特稿、非虛構，每一次新的文體樣態的引入，都包含著新聞向文學的“求援”，包括調用文學資源以及文學潛移默化的影響，就連“非虛構寫作”的命名也是新聞界從文學領域直接照搬過來的。

與此同時，新聞文體的發展又具有某種專業“自洽性”，每一次文體創新，也是新聞掙脫文學束縛、尋求獨立的文體理念與敘事技巧的過程，這背后彰顯了新聞人對于新聞文體獨立性的捍衛與堅守。

總體看，在70年中國新聞文體發展歷程中，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時間線索漸次出現，也不是簡單迭代關系，相反，它們有時會共生于同一階段，有時會共存于一家媒體之中，有時甚至會出現在同一篇新聞文本之中。

Q5：:本書的研究樣本包括1949至2019年70年間的消息、通訊、特寫、特稿、報告文學等內容，并輔之以對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領導人的講話與指示、國家新聞政策條例、新聞人自傳和報道總結的分析。在寫作中，您如何處理如此豐富的資料？

新聞文體史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熟悉、研讀各類新聞作品（文本）的基礎上，同時，還需要對大量歷史文獻進行梳理與比對，這些材料確實浩如煙海，但研究又無法繞開，所以只能用笨辦法、下苦功夫，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是而已。

Q6：在本書的結語部分，您將在“新媒介實踐”和“媒介新實踐”共同促發下生成與形構的文體概念化為“新聞文體雜合范式”。如何理解“雜合范式”的內涵？

依循文體學的基本原理，“文體既在變化，又在延續，變化是延續的保證，延續則使變化變得可以理解。”因此，新聞文體范式必然會有所變化。

21世紀以來，伴隨全球新聞業數字新聞實踐（包括傳統媒介的新實踐和新媒介的傳播實踐）的不斷普及與深入，“液態”新聞業得以生成，主體的多元化與節點化成為新聞生產的重要特征。與之相對照，新聞的敘事方式與話語體式也隨著“流動的新聞業”和“流動的新聞實踐”而不斷發生改變。

近10年來，中西方數字新聞實踐中都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多元新聞生產者并存、新聞文體形態融合、新聞客觀性與個體情感并置、多樣化敘述方式共生等。國外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雜合新聞業”“雜合新聞體”等。于是，我在本書的結語部分也呼應了這種表達，將“新聞文體雜合范式”概念化為數字新聞時代的文體范式。

該范式的生成源自數字新聞實踐的泛在化與流動性，專業人士、普通公眾與非人類實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新聞生產，融合“宣傳范式”“文學范式”與“專業范式”的不同特質，雜合觀念、信息、故事、情緒等多樣化內容，接合主流敘事、技術表達與大眾話語，展現了數字化語境中的新型新聞文化。當然，這種范式尚處在變動與形構之中，其內涵、特征有待進一步研究與提煉。

Q7：今后，您會繼續中國新聞文體史的研究嗎？

事實上，有關中國新聞文體史的后續研究已經展開了。2022年，我以“百年中國新聞文體史（1921-2021）”為題，申報并獲批了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這是一個新的征程，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豐富，困難也更多，我希望能夠比前兩個研究（《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嬗變（1978-2008）》《“范式”共生與交融：中國新聞文體的當代演進（1949-2019）》）做得更好！

目前的想法是由具體問題切入，在展示百年中國新聞文體實存狀態的基礎上，觀測新聞文體演進背后的新聞觀念、社會思潮的變遷，探尋促發新聞文體嬗變的關聯因素和基本規律，著力聚焦正在進行中的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文體變革和新媒介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