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電影似乎很久沒支棱起來了，朋友于是組了個觀影群，不定期組織去他家看精選好片。最近選的是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看過三四遍。朋友說，那正好，你來做講解。

但《少年派》沒什么好講解的，看再多遍，它也是一部主題和故事都極致簡單的影片。簡單到導演李安幾乎已經剝奪了觀眾的發言權。我認為這正是導演和影片的厲害之處，直截了當地表達電影主題，不給觀眾作閱讀理解的機會。

拍攝《臥虎藏龍》時，李安曾想用《莊子·養生主》篇里“庖丁解牛”的原理，作為李慕白傳給玉嬌龍的用劍之道——屠夫殺牛一般一個月換一把刀，好手一年一換，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完好如新。因為他刃不碰骨，刀鋒只在牛的肌腱間游走。

這個典故其實非常貼切，李安卻認為太老中趣味，隱晦又啰嗦，選擇了放棄。但在電影的表達上，李安和庖丁一樣，都做了最簡單的事。

前年這個時候，我把自己關在40多平的住處，日日復習老片子。我發現頂級導演的功力，都在“簡單”二字上，專注于清爽地講故事，把一件事或者一種情感表達出來。技術水平限制或者畫質粗糙，絲毫掩蓋不了簡單直白敘事的精妙。或者說，他們本身就對錦上添花的東西用得比較克制。

這方面日本導演尤其出挑。小津安二郎就可以把家長里短的《東京物語》講得沒有一絲冗余；小林正樹的《切腹》題材奇詭，表達上卻毫無旁逸斜出。看這些片子，就像對面坐著個神奇老友，他的故事很精彩，但你句句聽得懂，無需糾結弦外之音。

但說話做事要做到極致簡單，其實挺難。把復雜簡單化，毋庸置疑是需要能力的，就像要在智能家電上把復雜的功能集成在一個按鈕上。但更大的挑戰在于，簡單往往要求我們高度坦誠。

看李安的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發現他是個非常坦誠的人，有自身能力做不到的事，或者有權衡利弊的瞬間，都清清楚楚寫在書里，也體現在作品上。每次看他的電影，便猶如一次交心。

從這一點來說，我并不喜歡宮崎駿的影片，他的表達太過溫良婉轉，幾乎帶著害怕冒犯他人的氣息(他的死對頭高畑勛的《平成貍合戰》，反而是我心中的動畫高分之作)。看他的片子，就會忍不住想起現實中包括自己在內的虛與委蛇的人們，怪喪氣的。

但宮崎駿比起要在電影之外用減肥備忘錄和各種剖白來戳觀眾的創作者們，又要坦誠很多。因為后者很像是把觀眾當成商品，掃描出全身的嗨點乃至付費點，再盡可能精準觸發。這種有預謀般的對待，更令人惱怒。

而宮崎駿的人生，卻堪稱率性而為的完美極簡作品，一生都在用純粹的心思做某件事，被壓垮逼瘋時，嚷嚷著不干了，卻又因為熱愛一再食言。所以即便不怎么愛他的作品，我也始終喜歡這個人。

NBA頂級教練、馬刺隊主帥波波維奇，也是一個因為坦誠而把人生變成作品的人。某次，他在季后賽接受采訪，記者問：接下來你將如何備戰第七場(比賽)呢？波波維奇回答他：我會讓球員們上車，開到球館，再讓球員下車，然后上場比賽。我們就是這么備戰的。

類似的話，波波能出一本語錄，很多人可能以為他是個油滑老頭。但他從少年熬成白頭翁，追求的就是最簡單率性的事：讓每一個來到馬刺隊的球員都遵守紀律，無論他們之前是什么刺頭；如果球隊賽后休息時間太短，就取消聯盟規定的媒體訪問；以及從1996年開始做馬刺隊教練，直到今天。

很多人可能會說，那可是李安和波波維奇，只有當一個人足夠牛時，他才能這么簡單地說話做事。我們往往都是為了少露馬腳，才把事情復雜化的。但露馬腳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前段時間去世的著名漫畫家鳥山明，幾年前在《少年JUMP》創刊50周年時接受訪談，提問者問他對今天的漫畫家有什么期許，鳥山明回答說：

“現在的漫畫家都畫得太好了，我更想看到那種，讓人看的時候，一邊大笑，一邊覺得‘這個人是傻瓜吧’的作品。”

如果一個人用如此純真的姿態，交出他的作品乃至人生，哪怕拙劣粗糙一點，像我這種觀眾，并沒有任何想要詬病的理由。

比起不完美的簡單，故作聰明的復雜，反而給人制造了更多虛妄和麻煩。就像李安說的：

“純真喪失之后，再想回頭，那也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