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今天，為深入剖析2024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機遇，3月28日下午，馬洪基金會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上海凱世通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市分行、深圳龍源精造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網易科技“why星人”的共同支持下，在銀湖CDI大廈舉辦“問勢2024”理事報告會。以下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唐杰教授在報告會上的演講內容，由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李玨博士修改，現整理以饗讀者。

當我們研究當前形勢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比較優勢的框架當中，就此不斷地討論產業遷移的原因，我們為什么被拋棄，而樊綱的洞見說：初級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只能依賴較短的時間，真正能夠成為發達國家要建立后發優勢。有人討論，圍繞傳統三駕馬車討論經濟增長沒用了，投資不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當然，更核心的要素是知識。是以知識創造為核心的產業體系，要不斷的提升知識創造、知識創新形成知識積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固定資產可以折舊，知識則是累加的，國家的知識不斷成長，是可以持續推動發展的。

為什么落后區域需要更多依靠后發優勢實現追趕呢？一是二戰以來，成功追趕的案例很少，成功經濟體的經驗告訴我們，比較優勢是實現追趕的起點，自主創新是知識創造，知識溢出是知識共享，將知識節點連接為知識鏈條是轉型的核心。

二是以中國國內293個地級市，34個省級行政區為樣本，與發達國家比較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城市、省區轉型是依靠投資轉型，還是創新轉型。如何建立長期依靠創新轉型，依靠新質生產力轉型的增長路徑？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結束了依靠變異要素增長的歷史。按照全球價值鏈理論（GVC）來看垂直生產體系和水平生產體系，垂直生產體系是發達國家占據著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發展中國家承接價值鏈中的環節，發展中國家向上攀登過程中發達國家可以隨時“踢開梯子，卡住脖子”；當變成水平生產體系的時候，一國生產前端產品的一部分，另一國生產前端產品的另一部分，還存在“卡脖子”嗎？這意味著新質生產力進入創新增長一定是開放的。沒有一個國家會生產全部產品，更不可能做到每個產品生產成本都是最優。另一個問題，我們國家南北差距越來越顯著反映了什么？這與傳統比較優勢、很短期的初始價格差距的優勢喪失有關。比較優勢不是與發達國家作比較，而是與同等的周邊發展中國作比較。即雖然我們比美國低6萬美元，但深圳就是越南的10倍。比較優勢失去之后，需要創造知識、保持創新的持續優勢。后發優勢不僅僅是吸引知識“溢入”，更需要內生的擴大知識存量和提升創新能力。阿羅的洞見說，“干中學”不是干一件事就學一件，它是持續的創新過程，是個體之間交互產生創新疊加指數般的增長，是會成為知識產生的過程。在空間上，創新在一個地點上集聚更有效率，就會產生知識的更加集聚。

三大城市“你追我趕”，證明了后發優勢在發展階段轉換中具有重要作用。深圳追上廣州、重慶追上廣州、廣州又超過重慶，內在的關系是什么？進入新世紀前十年，廣州的結構轉向重型化，成功發展了汽車、鋼鐵、儀器，迅速拉大與深圳的差距。深圳那個時候最熱的詞是“深圳你被誰拋棄了”。2012年之后深圳開始超越廣州并持續拉大，內在超越廣州的是什么？深圳和廣州的研發投入差距持續在擴大，深圳走向了知識創造和知識創新的過程。廣州實際上進入了新一輪的創新過程，可以看到廣州和重慶的比較。盡管兩座城市性質不同，但廣州的R&D比重遠高于重慶，短期內甩開廣州并不容易。廣州進入擺脫傳統比較優勢，進入后發優勢的過程。

后發優勢漸進地替代比較優勢，替代過程既在產業之間也在產業內部。進一步研究一下轉型的過程，根據海關總署出口統計，2023年25類商品出口中廣東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出口主導產業都是傳統產業，最大的電腦及零部件比重不變。廣東實際上是四家終端產業，美的、步步高、TCL、格力，冰箱、空調、洗衣機占全國出口的近一半。

從左上圖（橫軸是廣東2015年的20個產品的比重，縱軸是2023年的比重）高度相關意味著結構變化從比較優勢向后發優勢是漸變的過程，依賴于傳統產業，走向新的結構。兩年結構相關性已經不是特別高，比例還是存在的。從右圖來看，橫軸以0為界，右邊是產業占比增長，左邊是產業占比下降；縱軸就是產業占全國的比重，占全國最高的比重將近一半?？s減最快的產業是鋰離子蓄電池，顯示了國內產業的競爭加??；其次玩具、家具、手機裝配下降，可以看到廣東整體上，傳統產業支撐著經濟發展，但傳統產業在全國占比中慢慢下降。真正有一個占比很高、占比增長很大的就是集成電路，李東生有一句很著名的話，為什么廣東過去不搞集成電路？一是集成電路的運輸成本近乎為零，體積很小、價值很高，運輸成本可以忽略不計。二是芯片的需求要求穩定，所以大廠很重要。三是芯片投資巨大，8寸5萬片投資105億美元，就是一艘福特號航母，它可以45年大修再用25年。而8寸線8年就折舊完了。為什么廣東現在開始做？全球芯片70%的終端使用在中國，中國的70%大概在珠三角。同時，珠三角家電快速增長以后，新能源汽車快速增長，車規級、家電級芯片的需求量大量調整。比如比亞迪和BBA相比，芯片的使用率是十倍的增長，200到2000個基礎塊的增長。廣東到目前為止集成電路變成了重要的創新產業，集成電路產業是高度知識、高度工業化、多相關知識的聚合過程。我們芯片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就卡在技術知識。整個廣東的變化，在比較長的時間內正在完成知識產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替代。替代有兩個明顯的案例，澄海玩具的后發優勢。簡單說玩具是傳統產業嗎？玩具是要被淘汰的產業嗎？不是。玩具在中國很多省都可以做到，所以廣東的玩具不再是一家獨大，不再占六成以上，現在占三成。但是廣東的塑料玩具中澄海區仍然占比50%。澄海玩具的變化是“上、中、下”全鏈條的變化，上有設計、研發、IP授權、原材料供應；下有貿易、展覽、電商、倉儲；中間就是模具，重點就是注塑加工、組裝。澄海的塑料加工件的顆?？梢宰龅郊{米級的精度，0.005mm。把塑料產品做到高精密化產品，把塑料產品做到智能化產品，把塑料玩具做成IP設計的產品，傳統產業和AI的結合就變成一種知識創造的過程。政府在其中做了什么？汕頭市澄海區發布《澄海區玩具創意產業高質量發展規劃（2023—2030年）》，引導企業與科研單位的深度合作與集成創新，加強智能制造裝備系統集成與創新。鼓勵青少年們參與學習、策劃編程，為行業提供智能積木配件與編程系統技術服務助力積木企業產品智能化。此外，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期間，澄海區玩具企業參展，有運用人工智能、編程技術表演的陣列機器人，也有航天飛船、航空母艦模型積木。傳統產業與科技創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與傳統藝術結合。這意味著傳統產業可以升級，通過知識含量，高難度、高精尖、高精密制造。還意味著原有的工人是做不了編程和設計，但是年輕一代可以做到。教育走向更多的智能化時，人才也就孕育而生了。因此，“沒有傳統的產業，只有傳統的技術”。

第二個案例是深圳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這是典型的從無到有的產業，它的發展過程凝聚了知識創造和技術創新的過程。創新的特征是更多所謂的0到1來自工程；創新大多數是漸進的，顛覆式的技術創新很少；突變是全新的賽道，漸進是把原賽道變得更流暢。政府的邊界在于如何降低創新的成本，如何提高創新收益。創新往往不可規劃，是市場中類似于在混沌狀態下試錯產生的。我們構建了一個數據庫包括了2009-2023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車技術環節3439家企業，在招投標平臺成交形成的供應鏈網絡數據。沒節點就沒有技術，也就沒有產業，產業一定有很多技術、很多企業生產零部件，比亞迪把它集成起來就變成了一臺汽車。可以看到深圳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過程中（下圖），我們可以看到2009年到2011年深圳擁有新能源汽車企業不到900家，新能源汽車還是一個雛形，在產業鏈上能夠參與的很有限，能連起來的點也較少。有一部分與2001年從華為剝離的電氣部門有關，如匯川技術、藍海華騰、麥格米特、威邁斯，欣銳科技等。

圖：2009-2011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車企業及其四級供應鏈

深圳有3439個點在巨大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有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比亞迪系，比亞迪鋰電到比亞迪工業串起來一條線有若干企業圍繞“小世界”，盡管比亞迪是一個垂直體系，到現在為止還可以生產70%的零部件，但是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比亞迪一級供應商下的四級供應商，融匯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條。深圳還有另外一個鏈條是寧德時代，可以看到寧德時代—銅陵有色的鏈條上也有大量的深圳企業參與，它們的供應商在采購深圳產品。龍頭如何成為龍頭？有人給你供貨才能成為龍頭。龍頭企業發揮一個作用是把產業鏈串起來，在深圳構成了新能源汽車的電池鏈條，比亞迪串連了電池、電驅、電控的鏈條。第二個特點在于南科大、先進院、深大與產業的融合。創新是從科學走向產品的過程，大學和企業圍繞產業鏈參與。深圳新能源汽車相關零部件企業，通過大學與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多元化、多層次的合作，將知識轉換為產業的創新平臺。第三個特點是創新鏈條上節點的位置可以被定價。當我們挖到四級產業鏈的時候，供應商之間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體系。在深圳在新能源汽車的體系里，上市公司近30家，上市公司市值超過萬億，意味著知識創造過程是可以定價的。當知識可以被定價的時候，產業才是可以被發展的。

圖：2021-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車企業及其四級供應鏈

第四個特點深圳大量創新的中小企業被定義為專精特新，特別符合經濟學的創新理論中專業化、多樣化是創新的源泉。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分散化的知識就在這里。制造業二級代碼下什么樣的企業來做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汽車生長在電子產業極其發達的城市，但是電子信息行業企業占四級供應鏈企業總數只有7.8%，它本身是汽車行業，也只有15%和汽車有關。大量做新能源的企業是混合型產業，它既是汽車，也是信息，也是機械加工，也是材料。創新過程是一個多樣化的故事，多種技術在一個時期的匯聚產生了一個創新的支持者，相關外溢和相關融合產生了一個新技術。在這一分布中，其實大學很重要，但是比例并不高，大學更多承擔了科學發現。正如任正非說，若果有人擰熄了燈塔，高校的明燈照耀著產業，大學老師的純研究，看得遠、鉆得深；我們的研究實用度強，我們之間合作，你們給我們帶來方向，照亮了我們。

現在來看深圳市政府做對了什么？一是創造了“科學雨林，無限生境”的市場競爭環境；二是支持了龍頭企業的發展，支持比亞迪的發展不在于給比亞迪多少優惠，支持比亞迪發展有兩件事，一個是比亞迪至暗時刻的5.26事件，是政府主導的權威測試，測試的結果56天，證明比亞迪e6是一臺優秀的車。第二個是政府確定了一個需求規劃，五年對公交大巴和出租車進行替換，提供了300億的大市場。第三個政府還做了嚴格的標準體系。三是政府引導各項技術的深入研發，研發的資助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企業創新的收益，最大程度縮小的創新風險，350個項目構成了深圳3439個點的核心骨干企業。挖了政府研發資助新能源汽車企業的350個項目（見下表），對應著整車、高級智能駕駛、動力電池、電機電控，其中深圳資助集中在動力系統，電池材料的資助非常多的，其中包括了德方納米、貝特瑞等等著名的材料企業。為什么重點支持動力系統呢？新能源汽車的所有技術都產生在歐美日，電池密度達不到、材料無法控制一直是重要的問題。深圳企業做到了，寧德時代做到了，這里有大量的基礎性研究。政府如何資助企業做研究應當值得重視。常識來看，中央的支持更加偏向基礎，地方的支持更加偏向應用。結果中央和省更加偏向應用基礎，地方更加偏向基礎和應用研究及產業化。

當我們走向后發優勢，是從“便宜”要素走向依靠知識集聚的過程。如何激勵創造一個全社會創造知識、分享知識，知識外溢暢通的體系是極其重要的。地方政府或是整體政府擴大知識的創新和溢出是主要的。資助企業研發、選擇研發項目，并不選擇誰是優勝者。有研發的企業才可能是優勝者，但真正的優勝者是比亞迪選的，是華為選的，不是政府選的。

表：深圳市政府創新研究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