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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昂,自我深處的孤獨
開元、天寶時期唐詩的繁榮,是與生活年代稍早的一批詩人致力于探索詩風轉變的各種途徑密切相關的。其中首先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倡導新詩風的,是陳子昂。
陳子昂性格曠放倔傲,仕途又遭挫折,因此他的詩大都慷慨蒼涼,具有一種唐初詩歌中不多見而與漢魏西晉詩歌有較多聯系的蒼勁之風。
他的組詩《感遇》三十八首,詩旨與形式上承阮籍《詠懷》詩,又參以左思詩的骨力和手法,主要抒寫對時事及個人境遇的感慨,雖有一些篇章由于過分注重玄學式的理念而顯得詩味不足,但大都慷慨蒼涼。如第三首: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
黃沙漠南起,白日隱西隅。
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
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
以蒼茫無垠的塞上荒原為背景,將由漢及唐的數百年戰爭史納入詩境,通過暴露于荒野的不完整的尸骨、大漠里如屏障般漫天而起的黃沙等極富感情色彩的、驚心動魄的意象,對殘酷的戰爭進行了嚴肅的反思。
又如第二十九首,寫垂拱三年丁亥(687)武則天為襲擊吐蕃而下令唐軍進攻羌人,致將士毫無意義地奔走于危巖冰雪之間,風格與曹操的《苦寒行》頗為相似。
其中“嚴冬嵐陰勁,窮岫泄云生。昏曀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攀跼競萬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數句,用戰士行軍的艱苦側面描繪戰爭的嚴酷,使自然的山石、風云、冰雪都帶有一重壓抑人心的基調,從而把作者對“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的憂慮與不滿都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出來。
但從唐詩發展的歷史來看,陳子昂詩歌更具有獨特性的一面,是其中表現出的對自我的關注及其隨之而來的孤獨感。如《感遇》第二首: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此詩以香草蘭、若(杜若)為喻,寫它們“幽獨”地生于“空林”,春、夏間茂盛、美麗,但時光迅速流逝,終至凋謝,任何希望(“芳意”)都無法實現;由此來抒發其在冷漠的環境中的孤獨和絕望,滲透著深重的失落感和高度的自傲。
感情內涵甚為豐富。而在此類詩中最突出的則是其千古絕唱《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除了廣闊的天地,詩中沒有任何多余的背景或道具,所有的,只是一個孤獨的自我。
這一自我置身于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場景中,眼前與心中所呈現的,是時空的無盡、歷史的悠遠,以及個人生命的短促,這怎能不使人悲從中來,為自己一腔的抱負與熱血灑一掬痛切之淚!
值得注意的是,陳子昂所描繪的這一在中世文學拓展期具有士大夫通性意味的自我及其孤獨感,其創意很可能受到阮籍《詠懷詩》第四十六首“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等詩語的啟發,因為阮籍在登高而望時也只看到曠野和失群的鳥獸,卻看不到人類;
但陳氏在表現方式上突破了阮詩的通體五言,而采用五六言交替并且句式相對拗口的形制,以反常規的詩歌形式,呈現不同尋常的詩歌境界,從而凸現文學中的個人形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創舉。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陳子昂又是一位力圖改變、扭轉唐初詩風的文學理論家;其理論要旨見于《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仆亦以為知言也。故感嘆雅制,作《修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序中十分引人矚目的,是其“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感嘆和對齊梁詩“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不滿。而從序中看,陳子昂提倡的,是“漢魏風骨”和“正始之音”。

《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第二版 章培恒 駱玉明 主編
兩者作為詩歌風貌,在陳子昂的詩中有明顯的表露,再結合序中所說東方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等語,可以體會陳氏的宗旨是希望唐詩的發展回到以建安、正始文學為代表的比較注重內質的道路上去。
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將“彩麗”與“風骨”相對立,將齊梁與漢魏、正始之風相割裂,則不免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這中間另有一問題可以討論,即陳子昂的這篇序中所言及的“興寄”、“風雅”究竟是指什么?這就需要來讀一讀他于作序同時“感嘆雅制”而作的《修竹詩》:
龍種生南岳,孤翠郁亭亭。
峰嶺上崇崒,煙雨下微冥。
夜聞鼯鼠叫,晝聒泉壑聲。
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泠。
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
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
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
春木有榮歇,此節無凋零。
始愿與金石,終古保堅貞。
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
遂偶云和瑟,張樂奏天庭。
妙曲方千變,簫韶亦九成。
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靈。
驅馳翠虬駕,伊郁紫鸞笙。
結交嬴臺女,吟弄升天行。
攜手登白日,遠游戲赤城。
低昂玄鶴舞,斷續采云生。
永隨眾仙去,三山游玉京。
詩將修竹稱為“龍種”,當其為“伶倫子”所取而制成簫后,對于不能保持“終古保堅貞”的初衷并不感到特別遺憾,反而有“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靈”、“永隨眾仙去,三山游玉京”的慶幸與表白,對于“張樂奏天庭”、“結交嬴臺女”等等亦感到無上光榮而頗加渲染。
如果說這樣的詩有“興寄”,則其“興寄”所在必是作者本人對于身列朝班的得意,帶有極強的功利色彩;如果說這樣的詩“風雅”,則這種“風雅”也并沒有超出齊梁以還文人感謝圣恩之作中常見的那種麗辭堆砌的套路(這種堆砌從文學史上看可以追溯到漢賦)。
因此,在肯定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確為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時,如認為其所云的“興寄”也有崇高的內涵,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其實真正能代表陳氏一生文學成就的,還是像《登幽州臺歌》那樣充分表現了自我及個人孤獨感的詩,以及像“懷挾萬古情,憂虞百年集”(《秋園臥疾呈暉上人》)這般凝聚了時空、歷史和個人深刻感受與沉郁感情的詩句,而不是《修竹詩》一類的作品。
*本段內容選自《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第二版第七章第一節,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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