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世界銀行在發布新版營商環境評價指標時，特別強調對性別平等的關注。

剛開始，我還在猜測如何在“商事破產”中考察性別平等。比如，是否會特別關注女性債務人在破產程序中的待遇？是否會特別關注女性破產法官的數量？是否會特別關注女性破產執業者的執業便利度和保障機制？……當然，要細看新版營商環境評估的《方法論手冊》的話，可以發現“商事破產”分項指標并未討論性別平等問題，上述猜測終究成為腦海里的推演與想象。

但這些推演與想象，絕非空穴來風。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研究的勃興，女性主義與各個學科都有較深入的融合。代表性的例子，比如哈佛大學教授伊麗莎白·沃倫，在其參議員任上曾試圖推動立法，要求公司董事會必須具有一定數量的女性董事。另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即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因為在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的參與方面的研究，而得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垂青。

盡管營商環境評估新指標沒有在“商事破產”指標中重點考察女性參與，但女性絕非債務史上的“失蹤者”。2023年8月，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助理教授薩拉·達米亞諾的作品《信用女士：18世紀新英格蘭城市的婦女、法律和金融》（下文簡稱《信用女士》）中譯本，由中國原子能出版社、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聯合推出。達米亞諾從債務角度對于美國早期和大西洋世界女性歷史的研究，為我們尋找早期債務史上的“半邊天”，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信用女士：18世紀新英格蘭城市的婦女、法律和金融》，薩拉·T.達米亞諾 著，麥秋林 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2023版

《信用女士》以18世紀下半葉馬薩諸塞殖民地薩福克郡（Suffolk county）、羅德島殖民地紐波特郡（Newport county）為主要背景。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方標本，是因為作者獲得這兩個郡三千多件債權人催收債務的原始檔案。

通過爬梳這些檔案，作者從中鉤沉中非常重要的結論：在美國史早期，女性已經通過充分參與金融活動，普遍且充分地參與了北美大陸殖民地時代的經濟發展。這一結論與公眾印象大相徑庭。通常觀念中，受限于社會地位和教育機會，女性往往缺乏對金融知識的了解；再加上社會地位的限制，女性直接處理或者應對債務問題的機會寥寥，不大容易成為金融舞臺上的主角。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常態。印象中，女性在金融活動中往往屬于沉默的大多數，屬于債務史上的“失蹤者”。但達米亞諾用堅實的論證告訴讀者：不是債務史上的“半邊天”不存在，而是我們對其還不了解。

對于上述結論，達米亞諾從如下六個方面展開進一步論證：

其一，婦女對信用經濟的參與。作者以寡婦與信用經濟的關系為切入點，展示了當時的信用經濟中并不鮮見的女性。按照英國普通法，女性被區分為獨身女性和有夫之婦。已婚女性沒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也缺乏民事行為能力；但寡婦和單身女性都等同于成年男性，可以獨立經營商店并參與法律糾紛的解決。但這種區分，并不能掩蓋信用經濟普遍以家庭為單位的現實，“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是她們參與信貸經濟的主要依據。女性既可能給家庭帶來財富，也增強了夫婦共同的關系網與口碑。

作者不但選擇了寡婦的例子，也選擇了其他幾位女性如何參與家庭相關債務糾紛解決的例子中。尤其是后一類例子，可謂豐富多彩：既有已婚婦女作為租戶和房東之間的經濟糾紛，也有已婚婦女向商人支付貨物欠款引發的爭議和糾紛。在整個1740年代，戰爭、海難和疾病是男性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所有和債權債務相關的糾紛也只能由其遺孀來整理和解決。作者指出，在當時男性因為生意、參軍等因素普遍居無定所且死亡率較高的情形下，允許和鼓勵婦女參與債權債務的舉借與清理，在保護當事人家庭利益、商業網絡和城市經濟方面都厥功至偉，客觀上也會讓參與交易各方獲得更大的收益。

其二，法庭之外的女性債權人。借貸是經濟活動的必需品，而借貸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也讓交易各方建立某種聯系。由于航海、兵役等事件中丈夫可能長期遠行甚至意外亡故，女性在法庭內外以自己的名義或者以丈夫的名義去“討債”，已然為各類檔案和文獻所證明。按照作者的觀點，盡管參與這些債務催收需要較高的讀寫計算能力，甚至也需要其他談判策略和技巧的輔佐，但當時的婦女們在法庭外的債務催收方面，從財務票據的熟練使用、債務協商的熟稔、記賬方法的熟練掌握以及對催收時機的精巧把控，都表現出女性債權人在與債務人打交道時的天賦。

其三，法庭上的女性債權人。如果在法庭之外的債務催收不能實現目標，對于絕大部分婦女來說，可以獲得公平和正義的另一個地方便是法庭。因此，法庭也成為女性債權人廣受矚目的大舞臺。在這個過程中，婦女既可能把告上法庭作為債務催收中對債務人的威脅，也確實能夠提出控告并在訴訟程序中采取實質性的舉措。統計數據顯示，在紐波特和薩福克郡，債務相關訴訟中女性原告數量達到10%以上，而且95%的被告都是男性。對于女性來說，法院可以說是債務糾紛中匡扶正義的重要平臺。作者斷言，正是因為參與債務訴訟，本來遠離國家機關的女性，不期然成了法院里的常客。

而在整個18世紀，全職律師的崛起也為女性在法庭上征服債務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專業支持。這也使得女性債權人在提出債務清理的訴訟中，除了和債務人打交道、和法官打交道外，還需要和形形色色的律師打交道。女性債權人既要決定聘請哪位律師，也要根據訴訟進展隨時向代理人發出指示。這要求女性能夠更為精準地計算聘請律師、不聘請律師的成本與效益。

另外，由于當時廣泛存在的債務人監獄，女性在勝訴后，在規定債務人獲釋條件方面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債務人監獄這個問題上，鑒于長期羈押債務人既會給債權人帶來成本，也會實質性降低債務人的償債能力，因此女性并不會發自內心想要羈押債務人，而是把債務人監獄羈押作為給債務人及其家人施壓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可以讓債務人的親朋好友更為積極主動償還到期債務。除此之外，有債難還的債務人，也會面臨被羈押的處境。因此，債務人監獄拓展了信用談判的重要性，也創造出另一個債權人對抗債務人的舞臺。

其四，法庭上的女性證人。除了傳統債權人在法庭內外的努力和債權清理場域的視角外，作者還特別考察了在債務訴訟中女性作證的情況。作者確認，在整個18世紀經濟法律體系中，女性以證人身份有著比較深度的參與。有些女性本身就是信貸活動專門邀請的見證人，有些則是有意無意獲得了相關信息，尤其是家庭女性或者她們的仆從。當然，按照當時的法律，奴隸不能作證，而且有色人種也不能站在證人席上。

除了前述限制，對于發生在家里的債權債務交易，女性作為在場者，最有可能在爭議事項上發表自己可能會證成或證偽某個事實的看法。女性的感性、順從、易于控制以及對細節的敏感，都可能讓男性在訴訟中更青睞女性證人。女性能夠在法庭上就債務問題作證本身，其重要意義在于打破了男性在公共場合發表言論的壟斷；另外，女性證人在出庭期間獲得的經濟補償，客觀上也體現出他們在法律上的重要性。

其五，法庭內外的債務免除。在當時，各北美殖民地都從英國移植了破產法，但都做了地方化改造，而且只能在本地適用。這導致整個北美殖民地，并沒有統一適用的破產法，陷入財務困境的債務人很難獲得新生，法庭在普通法訴訟中對程序的強調顯而易見更有助于債權人權益的維護。在這種背景下，一個人要想獲得債務免除，可能的途徑之一就是向當地議會提出請愿，在1736—1776年間，馬薩諸塞和羅德島議會共收到30份來自婦女的請愿書，占比1：18。從1730年代開始，馬薩諸塞議會和羅德島的相關請愿，都在短短30年內增長了近10倍。

除了議會因為請愿而賦予免責外，債務人還會尋求的救濟方式之一就是尋求私下和解，或者向殖民地立法機構申請個人破產。1750年代后，羅德島和馬薩諸塞才有了個人破產法。當時的個人破產，會要求債務人交出大部分財產，按照債權比例公平清償。債務人的自由財產可以包括床及被褥，個人破產程序中可以產生中止正在進行訴訟的效果，但不會免除債務人的所有債務。

其六，債務史上女性的消失。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后，和英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獨立戰爭。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戰爭引發的局勢變化，法院被關閉，而民眾生活也陷入困境。尤其是對于留守女性來說，如何通過討債來維持全家生計始終困難重重。這種情形下，一些女性債務人的償債資源從紙幣變成金銀等實物，反過來債權人的收債策略也發生了變化。隨著戰爭的加劇，波士頓等地經濟陷入衰退，部分男性為了躲債而逃之夭夭，留下孤兒寡母來應對各種債權人；部分債務人有陷入困境的危險，其債權人便不得不掀起執行競賽，在債務人徹底破產前先拿到清償或者用實物抵債。

顯而易見，在債務史上“半邊天”不僅存在，而且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之所以覺得這些女性債權人是失蹤者，是因為我們對于這段歷史的關注太有限了。達米亞諾的《信用女士》，完美填補了這種研究的空白，也為我們在知識和觀念層面合理評判債務史上的婦女地位，提供了重要參考。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