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產業是城市經濟的重要基礎和支撐，產業的結構、區位和競爭優勢也決定了城市的競爭力和能級，那么該如何測度城市的產業與區位呢？本期解釋城市將從區位商角度解讀國內外重點城市的產業與空間關系。

1970年，新城市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城市經濟學》中寫道：“城市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一個在舊工作的基礎上產生新工作的過程發生地”。相比于鄉村經濟，正是這種跨界的融合創新產生了多樣性的產品和需求。 

一、從城市中產業集聚的三種外部性談起

筆者曾介紹過城市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產業的集聚和多樣性。其實，在城市經濟學中，有三種產業集聚的外部性一直被廣泛認可。

一種是“劍橋學派”的馬歇爾(Marshall)與羅默（Romer)、阿羅（Arrow)提出和完善的“相同產業”的外部性（即MAR外部性），他們認為相同的產業集聚會產生規模經濟、知識溢出、壟斷市場等效應。正是由于這種外部性的存在，我們看到國內外各式各樣的產業園區和產業集聚區。

另一種是上述的簡·雅各布斯提出的“不同產業”的外部性（即Jacobs外部性），她認為不同產業多樣性會帶來知識流動、跨界融合和創新溢出。造手機的小米也在造車。比亞迪從生產電池逐步發展為生產汽車。其實雅各布斯說的產業多樣性正是對應了城市經濟的本質特征。如果說產業是從事相似工作的不同企業的集合，那么城市就是地理距離上相近的不同產業的集合。

第三種外部性由波特提出，整合了前兩種外部性。他認為產業集群中同產業和不同產業之間的競爭都有利于知識溢出和創新。比如硅谷的電子信息產業集聚所產生的全球影響力，既有專注于信息產業本身魅力的作用，也有信息產業融合在其他產業中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紐約金融產業的全球競爭力，既是金融業本身資本運作的結果，也是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相互融合所產生的效能。 

二、從區位商視角測度城市產業的專門化

既然產業集聚能產生如此的外部性，那么如何測度產業集聚就是一個重要問題。

1965年著名地理學家彼得·哈格特在他的著作《人文地理中的區位分析》中，提出了簡單又實用的標準—區位商（location quotient）。所謂區位商就是一個城市中的某一產業人口（或產值、增加值等變量）占這個城市總就業人口（或產值、增加值等變量）的比重與國家層面的同一產業比重的商數。舉個例子，2022年末上海的制造業就業人數約為109.8萬人，占總就業人數（918.4萬）的12%，而同期中國制造業就業人口比重約18.1%，那么上海的制造業區位商即12%/18.1%=0.67。因此，從就業人口方面看，其區位商比1低，說明制造業并不屬于上海的專門化產業。從增加值方面看，區位商也同樣低于1。

從區位商的定義就不難看出，其傳達的是一個區域的產業比重與全國產業比重的比率，如果說全國產業的比重是一個基準，那么區位商測度的就是該區域的某一產業在基準線上下的關系。某地區的某一產業的區位商越大表明在該產業在該地區越集中。 

三、國內外大都市的區位商如何？

筆者計算了紐約都市區2022年企業數量、就業人口以及總體和平均收入四個口徑下的各產業區位商，不難看出紐約最具優勢的金融業企業數量、就業人口以及收入都高于美國的平均占比，具有明顯的集聚優勢。此外，從就業人口上看，信息服務業的專門化程度已經超過金融業，成為紐約就業區位商最高的產業，而收入區位商方面，金融業仍然明顯高于其他產業。

表1  紐約都市區2022年不同口徑下各產業的區位商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整理。

從國內主要城市各產業的區位商來看，信息服務、金融業、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科技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在主要大城市具有較高的區位商，比如北京的信息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是全國的4.4倍，上海是全國的2.1倍，深圳是全國的2.8倍，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同樣在一線城市具有較高的區位商，甚至與金融不相上下。在杭州、南京、武漢和成都等新一線城市，金融和房地產具有較高的區位商，也表明這些城市以不同形式發展成為了金融和房地產的集聚區。

表 2  2022年國內主要城市各產業的區位商（以增加值計）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城市數據計算，部分數據未公布。

四、城市該如何利用區位商提升決策能力

從城市管理和決策的角度，區位商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識別城市主導產業，尤其關注那些區位商高于1的產業及其細分行業。這些產業往往就是城市的主導產業，應發揮比較優勢，提升城市產業的能級。

二是優化產業布局。我們在經常聽到各城市提出“X+Y+Z”的產業口號（比如上海的“3+6+X”，深圳的“4+7+5”等），這些產業結構實際上也部分來源于城市區位商的結果，城市可以根據區位商的大小，合理調整產業布局，將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集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形成產業集聚效應，提高整體產業競爭力。

三是引導產業轉型升級，通過各產業的發展階段和趨勢，對于區位商處于降低的產業，城市可以積極引導其進行轉型升級，向更具競爭力的方向發展。同時，通過發現區位商的提高，挖掘城市中新興的、具有潛力的產業，加大扶持力度，促進其快速發展。

四是促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當前，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等區域一體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如何避免區域內城市產業陷入相互同質競爭是一個重要話題。可以通過比較不同地區的區位商，發現各自的優勢和不足，促進區域之間的產業合作和協調發展。

（作者程啟源系上海社科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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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城市”專欄由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戴躍華博士主持，關注城市科學發展的前沿趨勢，解釋城市科學以及城市中人類行為動力學的一般特征和規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學理論優化城市治理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