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公使駐京

第二次鴉片戰爭在中國外交史上是一個極大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有著很多的表現方式，其中之一是外國公使進駐北京。

外國使臣長期駐京，在明清以降的中國歷史上算是破天荒的大事。因為自明朝洪武以來，外國使臣進入中國京城，都只能夠是以貢使的身份，事畢即旋，不得無故逗留。掌管藩國朝貢事務的禮部，更制訂頒布有一系列精細的規章制度來規范中外交涉。

在這方面，清襲明制，并無大的變革，但在禮數上則更為考究。在朝廷眼中，荷蘭、英吉利等國，和朝鮮、越南等國均系藩國，因此在與中國的交往方面概由禮部節制。中國與俄羅斯的交往情形比較特殊，多年來清廷將之劃為理藩院管轄之下。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訪華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允許英國代表長期駐扎北京的要求，被乾隆皇帝駁回。英國的這個愿望，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1858年通過《天津條約》，才最終得以文本上的實現，而現實中的真正落實，則要到1860年10月底《北京條約》簽訂，確認了《天津條約》有效并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為止。

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的第二款內規定，兩國“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第三款進一步保障了這一規定。就清廷所理解的中文條款而言，“秉權大員”一詞十分模糊，大體上相當于欽差大臣一類的；然而，該款的英文條款規范的十分清晰，包括了互相派遣“ambassadors”（大使）、“Ministers”（公使）或者“other Diplomatic Agents”（其他外交代表）；而且，英文中也規范了中文條款中所謂的“兩國京師”，實際上是“the Court of Peking”（北京朝廷）和“the Court of St. James’”（英國朝廷）。

當時的人并非沒有意識到這種語言差異，所以同一條約的第五十款特別規定，嗣后出現中英文差異，以英文表述為正解，這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顯然是不利的。法國也通過中法1858《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獲得了外交代表駐扎北京的權力。

1858年6月26日在天津簽訂的《中英條約》第二款和第三款內有關中英兩國互相派遣“秉權大員”駐扎“兩國京師”的規定；中英文有一些具體差別。

美國與中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卻并沒有明白的外交代表互相駐扎彼此京師的條款，與之相關的是第六款，規定說中國如果到時候允許“眾友國欽差”前往北京居住的話，美國也自動獲得同等待遇，以“同沾”恩典。英文條款內的“眾友國欽差”一詞，寫的是“the representative of any friendly nation”，即“任何友國之代表”之意。然而美國早已經獲得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因此英國和法國所獲得的外交代表駐京權力，美國自動獲得。俄國在中俄《天津條約》第12條款中獲得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因此也立即一體均沾此種權益。

就這樣，在1860年行將結束之際，英、法、美、俄四國獲得了外交代表進駐北京的權力。1861年初開始，英法美俄等國的公使，開始陸續進駐北京。自明朝以降持續了數百年的中外華夷秩序，開始了結構性的坍塌。

值得一提的是，各國除了明治初期的日本在不明底里地情況下于1873年派遣副島種臣以“大使”（ambassador）的身份赴北京之外，歐美各國并沒有派遣“大使”駐扎北京，而是派遣職銜低一等的“公使”（minister），即“全權公使”（minister plenipotentiary）或“特命全權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雖然發揮著同樣的外交職能，但卻顯示各國并未視中國為同等的文明之邦。英法等國在對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國家，也是采取同樣的政策，背后不外乎是以海外殖民主義為外在表象的近代歐美文明中心論。

“臨時機構”總理衙門成立

外國公使們到了北京，自然要有對接機構，這就涉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另一個重大結果，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誕生，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

總理衙門是于咸豐十年十一月即陽歷的1861年1月初，在恭親王奕?（1833-1898）提議之下成立的一個臨時抱佛腳的機構，用來處理同英法等國的戰后事宜。總理衙門“一切均仿軍機處辦理”，本來的計劃是等“軍務肅清”、局勢穩妥之后，即行裁撤，諸事仍歸軍機處管理。

和碩恭親王奕?，系道光皇帝第六子。英軍隨軍記者Felice Beato拍攝于1860年11月2日。這是同英法聯軍的戰事剛剛結束之后在北京拍攝的，可能是恭親王最早拍攝的照片。當時他只有33歲，面對大清入關以來天塌地陷的劇變，孤軍留守北京，他的四哥咸豐皇帝早已經逃去了熱河行宮。從他的眼神中，不難看到迷茫和無助。恭親王后來成為中國近代化的朝中支柱。他逝世于1898年5月29日，即戊戌變法開始的13天之前。

然而，英法美俄等國家從一開始就認為總理衙門是在中國新成立的歐美國家那樣的外交部，因此凡事都找總理衙門理論，并不去找傳統處理對外事務的禮部衙門，也無法找去大內的軍機處，所以總理衙門根本無法裁撤，一直充當著大清國外交部的角色，直到1901年改名“外務部”，算是轉正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歐美模樣的專職外交職能的外交部。

實際上，恭親王等人當時確實將歐洲各國的外交部理解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例如早在1858年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中方就將“俄國外交部長”（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Russie）翻譯為“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因此兩年后恭親王提請設立的這個機構定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不足為奇了。

既然是一個臨時機構，總理衙門也就不缺臨時工。總理衙門大臣都是由各個在京衙門的官員兼職的，并無專任。例如，同治元年即1862年，總理衙門一共有7名大臣，都是兼差的，包括：議政王兼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桂良、工部尚書文祥、戶部右侍郎崇綸、工部左侍郎恒祺、戶部尚書寶鋆、戶部右侍郎董恂。

在這一個時期，所有大臣不懂任何外文，也自然不懂任何國際法，萬事剛剛開始，日后怎么辦還不知道。現在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是摸著石頭過河，總理衙門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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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