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適逢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百年誕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為更好地梳理傳統、致敬前賢，2018年9月7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組織召開了“新陳代謝：陳旭麓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傳統”學術研討會，邀請老中青三代學者深入研討陳旭麓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深遠影響，并選取部分于近日刊發于學報第六期“致敬大師”的專題策劃中。本文系此專題文章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文章原題《“設置問題”與“無法之法”的史學大家》。

陳旭麓先生

今年是陳旭麓先生誕辰一百年，他離開我們也有三十年了。我記得1987年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幾篇關于知識分子的文章之后，陳先生就讓他的學生周武帶話給我，請我到他家里與我談談。一個30歲的年輕人，見到陳先生，是如何的誠惶誠恐，他的一口濃重湖南話我也大部分沒有聽懂，如今記得的，大致只是對我的勉勵和夸獎。1988年我碩士畢業，答辯委員會主席是陳先生，論文題目寫的是張君勱的政治思想，雖然稚嫩，也受到了陳先生的謬贊，先生還在給友人的書信里提了一筆。

陳先生走得那樣快、那樣早，是誰也沒有想到的。70歲，正是他研究的巔峰時期，許多還沒有來得及形成文字的想法和思考，就隨著他的生命離開而被帶走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界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陳先生身后的這三十年，史學界的變遷何其迅速，各種思潮各領風騷三五年，昨天還是洛陽紙貴的暢銷書，今天就無人問津，被遺忘在歷史的故紙堆了。但陳先生的遺作，不溫不火，成為穿透歷史時光的暢銷書，幾乎每一個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的學生都讀過他的書。陳先生以“新陳代謝”為核心的研究，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經典范式。

今天我們紀念陳先生的史學思想，有兩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第一，陳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史學界，他的學術與思想突破在哪里？第二，陳先生的史學遺產，對于今日的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哪些是值得繼承的傳統？陳先生最活躍的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無論從國家政治，思想文化、還是學術層面都是撥亂反正的轉折年代。那個時代是開放的、自由的，同時又是保守的、教條的，新舊兩種思想的沖突一點也不亞于清末民初。作為一個老學者，就看你站在哪一邊了。

按照我的20世紀六代知識分子的劃分，陳先生屬于“后五四”一代學者，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完整的教養。一些民國過來的老學者，很想趨新，但幾十年的洗腦，思想已經僵化，提不出新的、有價值的看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陳先生不一樣，他在民國期間打下了扎實的史學底子，以后也沒有隨波逐流，停止自己的思考，于是，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來臨，就有了學術上的大爆發。

最近我重新閱讀《陳旭麓文存》，這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寫于20世紀80年代，在那個年代，能夠達到那樣的高度和深度，有那樣獨特的視野和角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為什么？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史學界還是“三次革命高潮”、“階級斗爭推動歷史發展”是“政治正確”的主流意識形態，要突破那些僵硬的研究模式，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

突破是當時許多學者都在努力的事兒，但陳先生以六十歲的年齡，比大部分人都走得更遠。他一直在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什么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內在脈絡？在階級分析方法依然是主流傳統的時候，他提出要將歷史研究分析方法與階級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在當時可容忍的尺度里面，提醒大家要注意歷史本身的內在理路，而不為僵硬的教條所束縛。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躍的，許多年輕人都在玩從西方引進的新理論、新概念，比如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陳先生不玩理論，但他會注意這些新思潮，內化到自己對歷史的思考之中，不露絲毫痕跡。

陳先生是有自己的歷史觀的，他不滿足于史學的碎片研究，試圖從整體的歷史演化中提煉出基本的規律和大思路、大脈絡。你看他發表的文章，都是一些能夠提綱挈領的大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與賣國》《一與多、體與用》《論中體西用》《傳統、啟蒙、現代化》等等。這些都是20世紀80年代具有公共普遍性的重要話題，陳先生不僅是思考者，而且是引領者，他是走在那個時代前面的大家。

在他的晚年，他提煉出了著名的“新陳代謝”的中國近代史演化觀，并且以這一核心主題串講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陳先生最完整、最具體系性的一部著作，至今為止影響也很大，成為近代中國研究的經典范式之一。

這一“新陳代謝”的研究范式，顯然受到了20世紀80年代現代化模式的影響。近代中國的歷史，不再是革命、再革命、通過階級斗爭推動的歷史，而是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實現與世界接軌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在當時，這是一個范式的大突破，大革命。

現代化模式自然有其內在的限制。我在1995年與一批國內的學者共同撰寫《中國現代化史》的時候，用的也是這一敘述模式。二十多年過去了，史學界已經對這一模式有了許多反思，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性和吊詭性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體會。我相信，假如陳先生活到今天，也會對自己的“新陳代謝”分析范式有進一步的思考和完善的，他不是一個簡單的、直線論的進化論者，可能更接近章太炎的“俱分進化化”，善在進化、惡亦進化，他一定會注意到歷史發展中的多面性格，這在他留下的多處文字中可以看到端倪。

我重新閱讀陳先生的遺作，最大的感嘆是他是一個設定議題的大家，史學界后來成為熱點的許多研究領域，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已經發現了，而且有了相當成熟的看法和論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學的研究，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研究，以及中等社會的研究等等。

這幾年來我經常向學生提一個問題：是陳景潤偉大，還是哥德巴赫偉大？一般人會以為陳景潤偉大，因為他接近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了。但在我看來，最偉大的人物，不是解決問題的高手，而是提出問題的大師。胡適所說的 “做學問要從不疑處有疑”，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鼓勵學者們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的大家，雖然很有可能一輩自己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正是他設定了議題，開創了新的研究論域，讓無數后來的人來討論與攻克難關。什么是有大價值的創新？不是解決了已有問題，而是開創了新問題、新空間。關于這一點，我們的大學教育至今似乎依然還不明白，總是要求學者和學生去解決問題，而不是鼓勵提出問題，引領研究的新論域、新方向。

回過頭來看陳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幾個大話題，在我看來可能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研究。就舉一個例子，陳先生有一篇《神道與圣道》的文章，就提出了一些大問題，中國歷史上有孔夫子為代表的上流社會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圣道，也有社會底層的民俗信仰的神道，它們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文化結構。但是，神道與圣道又是如何互相鑲嵌的？圣道是如何神圣化的？比如，儒家究竟是人文教化還是一種宗教？相信圣道的儒家士大夫，為什么依然迷戀“怪力亂神”的神道？在民國初年，康有為搞孔教會，還有包括嚴復在內的另一批知識分子在搞靈學會呢！陳先生在三十年前注意到的重大問題，至今，史學界的研究依然是單薄的。而類似有價值的題目，在陳先生那里還有不少。

陳旭麓《浮想錄》

陳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到今天還有這么廣泛的影響，不一定在于其具體的結論，在我看來，而是有兩個，一個是我前面提到的議題設置的能力，我們今天的不少研究，還是在陳先生提出的大問題、大架構之內。第二，是陳先生獨特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陳先生的史學研究方法？我的理解是一種“無法之法”。20世紀80年代，為了突破僵化的傳統理論，稍微趨新一點的學者都很迷戀新理論、新方法，似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像自然科學一樣，只要有了一種科學的方法，就包治百病，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位研究科學出身的青年思想史學者，就很得意地對我說：“你看，用西方的方法論，找中國思想的問題，一抓一個準！”

不用說，當年初出茅廬的我，也很迷信這套新理論、新方法，好像沒有理論，就無法提升。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史學界的風向又變了，從迷信理論轉向迷信史料，似乎只要找到獨家的史料，特別是終極性的核心史料，歷史學就此終結，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那么，陳先生又是如何做研究的呢？我發現，他雖然重視史料，也關注理論，但絕不迷信史料和理論。他既不以史料見長，也不玩弄各種理論。作為一位老派的歷史學家，他重視的是對歷史本身、特別是歷史的內在脈絡和深層意義的體會和解讀。陳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幾乎每一個重要的問題上，他都有獨到的見識，而且不是一般的見識，而是大見識。

這種大見識，基于對基本史料的理解，也可能受到了理論的啟發，但陳先生絕不賣弄理論，更不堆砌史料，而是以自己理解的歷史內在脈絡為經緯，將歷史事件、人物娓娓道來，穿插于獨到的大見識。這種功夫，很難提煉出一種科學的、形式的、規范的方法，那是靠幾十年的史學積累和人生閱歷慢工細活，煎熬出來的。看起來似乎沒有方法，其實是一種最高境界的研究大法——無法之法。

學問做到今天，我才真正體會到，研究最后比拼的，不是史料，不是理論，而是境界，既是對歷史理解的境界，也是對人生體驗的境界。陳先生的晚年學問，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就像他的人格一樣。作為曾經得到他親炙的學生一輩，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學術日趨規范化、模式化的今天，陳先生留下的許多好傳統反而失去了，被我們丟掉了、忘記了。我認為，對陳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將他的史學研究傳統提煉總結出來，化為自己的研究實踐，并盡可能地感染、傳授給自己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