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5年1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里，蘇聯紅軍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

當自由的鐘聲莊嚴而沉悶地敲響時，蔓延在奧斯維辛幸存者心里的情緒除了喜悅，還有著無法抹除的“痛苦的羞恥”——奧斯維辛的暴行竟然存在，這樣的罪行竟然無法挽回地發生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而作為這樁罪行最直接的目睹者，他們追求正義的意愿被證明是如此軟弱或徒勞。這種羞恥感伴隨著大屠殺幸存者們重返光明、重建秩序的過程，也將永存于他們的靈魂深處。

《休戰》一書里，萊維記錄了集中營劫后余生者們長達10個月的返鄉之旅。他們乘坐顛簸前行的火車，輾轉過戰后滿目瘡痍的道路與城鎮、一處又一處的難民營，見證了飽受摧殘的歐洲土地上的眾生相。萊維將這段時光稱為“休戰期”，它像一次無邊無際的沉重生活中的間歇，無論是對外部世界，還是對幸存者的內心而言；但與此同時，萊維對一路所見的殘破的兵營、夷平的村莊、焚毀的列車、街角的墳墓的敘寫，無不在提醒著我們：戰爭和奧斯維辛犯下的罪行并沒有就此成為過去，它們的本性就像一場蔓延開來的瘟疫，存在于復仇的渴望、道德的妥協、信仰的背棄、人生的厭倦、權利的拋棄上，無法為人類的正義洗滌干凈。這讓萊維意識到一種向奧斯維辛之外的人們去講述暴行的必要性。

而若真正進入到了萊維筆下的世界，我們面對的不僅是奧斯維辛的罪行，還有打著各種誘人旗號的人性之惡、戰爭之惡、制度之惡。他的每一份書寫都在反復警告我們，應當對此抱有警惕之心。

奧斯維辛發生過了，但它的本性就像一場蔓延的瘟疫

文/普里莫·萊維

1945年1月初，迫于蘇聯紅軍的巨大壓力，德軍匆忙疏散西里西亞（Silesian）礦區。在其他地區，類似的情況下，德軍會毫不猶豫地縱火或使用武器，摧毀集中營，屠殺其中的囚犯。但在奧斯維辛地區，他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軍高層（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回收每個還能干活兒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極為可怕的條件下，前往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則被扔下聽天由命。憑著證據，人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德軍原本并不想在集中營里留下一個活口。但夜間猛烈的空襲和蘇聯紅軍的迅速推進迫使他們改變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務而逃之夭夭。

在布納-莫諾維茨（Buna-Monowitz）集中營的病區里，留下了800名囚犯，其中大約500人在蘇軍到來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饑餓。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蘇軍的救助，仍有200人陸續死亡。

1945年1月27日，中午時分，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紅軍巡邏隊。我和查爾斯最先看到他們—我們正把索莫奇的尸體搬往亂葬坑。他是我們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們把擔架傾覆在骯臟的積雪中，因為亂葬坑里早已堆滿了死人，而附近再沒有其他墓坑。查爾斯摘下他的貝雷帽，作為對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通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鐵軌上，放置的一束紀念花束。

四名馬背上的年輕士兵，沿著作為營區邊界標志的道路而來。他們小心翼翼地端著沖鋒槍，駐足于鐵絲網邊，向里張望，相互偶爾說上幾句話，把陌生而尷尬的目光投向雜亂的尸體、破敗的營房和我們這幾個還活著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與天空之間，在預示著消融的潮濕烈風之中，巋然高踞于駿馬之上的士兵，在我們眼中，顯得極為具體而真實。

可以說，我們就像流星，在充滿死亡的虛無中游蕩了十天，終于觸到它那堅實的中央，一顆凝聚的核心。四個人，全副武裝，卻并非我們的敵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們粗糙而孩子氣的臉。

他們不向我們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僅是同情，還有難以言表的局促，壓抑著他們的心靈，封閉著他們的雙唇，讓他們的眼睛久久不能離開這殯葬般的場景。這是我們所熟知的羞恥——每次篩選之后，每次我們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種暴行之后，這份羞恥就會吞沒我們。德國人并不了解這種羞恥，只有正義之人見證了他人的罪行時才體會得到。它是一種罪惡感——這樣的罪行竟然存在，這樣的罪行竟然無法挽回地發生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而目睹了這樁罪行的人們，他們追求正義的意愿被證明是如此軟弱或徒勞，他們面對這罪行卻束手無策。

所以，即使當自由的鐘聲莊嚴而沉悶地敲響時，我們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悅，還充滿了痛苦的羞恥。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們妄想洗去記憶與意識中的污穢。這痛苦如此強烈，因為我們感到這罪行原本永不該發生。但現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純潔的心靈也無法抹掉我們的過去。這傷疤、這暴行，將永存于我們的靈魂深處，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記憶里，永存于暴行發生的地方，永存于我們對這暴行的控訴中。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以及猶太民族的可怕特權，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了解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場蔓延的瘟疫，無法治愈。以為人類的正義能夠蕩滌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惡之泉；它摧毀軀體，也摧毀軀體中的靈魂——它扼殺人們的良知，讓人們變得卑鄙無恥；它是報應在壓迫者頭上的恥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千張面孔，或為復仇的渴望，或為道德的妥協，或為對信仰的背棄，或為對人生的厭倦，或為對權利的拋棄，麇集于眾人之間，而全然不顧人類追求正義的意愿。

奧斯維辛受難者的眼鏡

在那昏昏沉沉的歲月，在我們獲得解放的喜悅之余，大多數人感到，這痛苦與羞恥不過是致命的疲勞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擊。因此，很少有人去歡迎我們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謝上帝。當一些人開始拆除鐵絲網的時候，我和查爾斯仍然站在堆滿一層層蒼白尸體的墓坑邊。隨后，我們拖著空擔架，回去向我們的獄友報告這個消息。

那天沒發生任何其他事。這倒不讓我們驚訝，我們早就習慣了這種日子。在我們的牢房里，老泰爾馬上占據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鋪，這讓我的兩個法國獄友厭惡不已。

據我所知，泰爾，是一個“紅三角”，一名德國政治犯，這集中營里的“老資格”。所以，他理所當然成了集中營里的一名貴族。他不用干活兒（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從家里寄來的食物和衣服。出于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夠看見德國“政治犯”。不過，他們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種特權：最重要的是不用參加篩選。解放時，泰爾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黨衛軍任命他為第20區的頭子。在這個區里，除了我們這個住滿高傳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還有肺結核和痢疾病房。

作為一名德國人，他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靠不住的任命。在黨衛軍離開和紅軍到達之間的10天里，在每個人都經受著饑餓、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時，泰爾卻勤勉地視察他的新封地，檢查地板和碗的狀況，檢查毯子的數量（每人一張，不管死人還是活人）。有一次檢查我們病房時，他甚至表揚了亞瑟所保持的秩序和衛生。亞瑟聽不懂德語，更聽不懂泰爾的撒克遜方言，回敬他說“vieux dégoutant”（法語：老混蛋）和“putain de boche”（法語：他媽的德國人）。盡管如此，從那天起，泰爾開始公然濫用他的職權，每天傍晚都到我們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間里的馬桶。這是整個營區唯一靠近火爐并定期清潔的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爾一直是一個異類，也因此成為一個敵人。而且，他是一個掌握權力的人，所以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對于像我這樣的人，也就是集中營里大多數人來說，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其他區別—在集中營度過的這漫長的一年中，我既沒有好奇心，也沒有機會去了解集中營復雜的等級體系。各種權力組成的陰暗大廈完全凌駕于我們頭上，而我們的目光則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爾，這位在黨內外上百次斗爭中變得堅強、在10年殘酷而麻木的集中營生涯中變得僵化的老戰士，卻陪伴我度過了解放后的第一個夜晚。

整整一天，我們都忙著談論這件事，這不僅因為我們覺得它代表著我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也因為大概在潛意識中，我們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閑下來，因為面對自由，我們感到自己茫然、空虛、退化，不能勝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們都睡著了。查爾斯和亞瑟也墜入了單純的夢鄉，因為他們來到集中營才一個月，還沒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盡管筋疲力盡，卻正因為疲勞和疾病而無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腦袋里劇烈地搏動著。我感到自己發著高燒。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這個時刻，各種威脅似乎都消散了，恢復人生的希望不再瘋狂。然而，仿佛決堤似的，全新卻更劇烈的痛苦壓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緊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營的痛苦、遠離家園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邊死者枕藉的痛苦——掩蓋了這全新的痛苦，將它排擠到我的意識邊緣。

在布納集中營度過的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但我從未直面過具體的死亡。此時此刻，死亡那骯臟的氣息離我只一步之遙，它在窗戶外面，在旁邊的床鋪上，在我的血管里。因此，我處于一種病態的半清醒狀態，心中滿是陰郁的念頭。

但很快我意識到還有人醒著。熟睡的人們那沉重的呼吸聲，不時被淹沒在一陣陣粗啞而不規律的喘息聲、咳嗽聲、呻吟聲和壓抑的嘆息聲中。泰爾在哭泣，流淌著一個老人那執拗而不知羞恥的眼淚，就像老人的裸體一樣讓人難以忍受。他也許看到我在黑暗中翻來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雖出于不同的原因，卻同樣尋求的孤獨，一定也讓他此刻備受煎熬，因為在午夜時分，他問我：“你還醒著嗎？”他沒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邊，也沒請求我的允許，便坐在了我的身邊。

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不僅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也因為在那長夜中壓負著我們的思緒是沉重、驚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這思緒讓我們困惑。我告訴他，我在思念家鄉，而他在停止哭泣后，嘟囔著：“10年，10年了。”在10年的沉默之后，他以低啞、可笑卻莊嚴的聲音唱起了《國際歌》。這歌聲讓我感到五味雜陳，既茫然，又感動。

當時，未被選為勞動力的匈牙利猶太人會被隨后送往焚化爐。

第二天清晨為我們帶來了第一絲解放的跡象：來了大約20個波蘭人，男男女女，顯然是俄國人派來的。他們開始毫不情愿地四處勞作，試圖為營房里恢復一些秩序和衛生，清運尸體。大約在中午，一個嚇壞的孩子牽著一頭母牛的韁繩走來。他讓我們明白這頭牛是給我們的，俄國人讓他送過來，然后他扔下這頭牲口，像閃電一樣逃走了。我還沒弄清怎么回事，這頭可憐的牲口就在幾分鐘內被宰殺了，大卸八塊。每個幸存者棲身的角落都分到了一些牛肉。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我們看到了更多波蘭姑娘在營區走來走去，因為惡心和同情而面色蒼白：她們給病人洗澡，并竭盡所能地照料他們的病痛。她們還在營區中央生起巨大的篝火，用的是從破敗營房上拆下的木板。她們在這火上用能夠找到的各種鍋碗瓢盆煮湯。終于，在第三天，我們看到揚克爾，一名“H?ftling”（德語：囚犯），快活地駕著馬車駛進了營區：他是一名年輕的俄羅斯猶太人，也許是幸存者中唯一的俄國人，這樣的身份讓他自然成為幸存者與蘇軍指揮部之間的翻譯與聯絡官。在他鞭子的脆響中，他宣布蘇軍命令他把所有幸存者送到奧斯維辛的主營區。那里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檢疫所。他負責每天運送一小隊病人，大約三四十人，從病情最危重的幸存者開始。

同時，我們多天來所擔心的消融已經開始。隨著冰雪漸漸融化，營區開始變成一個骯臟的泥坑。尸體和垃圾讓潮濕、混濁的空氣難以呼吸。死亡也沒有停止它的腳步—許多病人死在了他們冰冷的床上。泥濘的路邊隨處能見到他們的尸體，似乎是突然倒斃。那些最貪心的幸存者，盲目地服從我們長年饑餓所導致的強烈食欲，用蘇軍配給的肉食撐死了自己。那時蘇軍仍在激烈戰斗。他們把配給的食物毫無規律地送往集中營：有時很少，有時沒有，有時卻瘋了般地豐富。

但我只能用一種斷斷續續、模模糊糊的方式來了解我身邊發生的事情。疲勞與疾病，就像兇殘而膽怯的猛獸，等著我放松戒備的時刻，從背后對我突然襲擊。高燒讓我變得麻木，處于半清醒狀態。查爾斯像兄弟一樣照顧著我，而干渴和各個關節的劇痛讓我深受折磨。沒有醫生，也沒有藥。我的喉嚨痛，半邊臉腫了起來；皮膚變得又紅又硬，像被炙烤一樣疼。也許我同時患上了多種疾病。等輪到我爬上揚克爾的大車時，我已經沒法站起來了。

查爾斯和亞瑟扶著我上了大車。車上載滿了像我一樣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陰郁、低沉的天空飄著細雨。隨著揚克爾的馬邁著緩慢的步伐拉著我走向遙遠的自由，我最后一次看那一排排營房。正是在這營房里，我遭受過痛苦，也變得成熟。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點名的操場。那些絞架與巨大的圣誕樹仍然在操場兩邊佇立著，遙遙相對。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門。大門上仍然鐫刻著那三個（如今毫無意義的）可笑的大字：“Arbeit Macht Frei”（德語：勞動使你自由）。

（文章原標題為《消融》，選自《休戰》，[意]普里莫·萊維 著，楊晨光 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1月版。）

內容簡介：一九四五年，普里莫?萊維與另一些奧斯維辛幸存者死里逃生，從集中營開始返鄉之旅。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他們經歷了一段奇妙而坎坷的旅程，途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出生在集中營的無名幼童，精明獨立的希臘人，輕快活潑的烏克蘭姑娘，向意大利人尋求庇護的德國軍妓……每一個劫后余生者都背負著不同的故事，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每一個人都依靠生之意志堅強地活著。

對萊維而言，這是一段絕無僅有的休戰期：不僅指外部世界的休戰，也是經歷了奧斯維辛摧殘之后，試圖重返光明、重建秩序之前的過渡階段。這本原名為“終戰”的記憶之書，載滿了死亡、流離與痛苦，也記錄了信仰、希望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