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是“我們”

【加】戴維·戈德布盧姆、皮爾·布萊登

2024-03-30 11:48

【編者按】

自2015年起，每年的3月30日為世界雙相情感障礙日，因為這一天是荷蘭后印象派畫家文森特·威廉·梵高的生日，他生前可能患有雙相情感障礙，并因此離世。雙相情感障礙，又稱躁郁癥，是一種精神疾病，患者會經歷躁狂和抑郁兩種極端的情緒狀態。本文摘自最近出版的新書《我能幫上什么忙？——一位資深精神科醫生的現場醫療記錄》，該書展現了作者、精神科醫生戴維·戈德布盧姆的真實診療過程，其中就包括了雙相情感障礙。本文為該書引言，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戴維·戈德布盧姆，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

我在1982年投身精神科的生涯，是和安德魯一起打壁球五年之后的事，當時我對這個選擇所代表的意義抱持著天真的態度，我不知道我正踏入一門受到誤解最深——而且最不受信任——的醫學專科。我出身醫生世家，而且受到擔任精神科醫生的岳父的啟發，以為每個人看待精神醫學的方式都和我一樣：它是一門醫學專科，能提供最復雜的診斷、最深刻的醫患關系，以及最光彩奪目的科學新解。當時我年紀尚輕又經驗不足，有這種想法可說是情理之中。

數十年來，我對精神醫學的熱情不曾稍減，盡管我的觀點和理解已然不同：精神醫學對我而言，仍然是智識上最具挑戰、最兼容并蓄且最多樣化的醫學專科。精神醫學的態度最開放，能考慮不同的致病理論，并且能將生物、心理、文化及社會因素融為一體，做出解釋。我對我帶教的住院醫師說，無論是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他們先前受過的所有教育，都將與他們在精神科的工作產生關聯。而且，我鼓勵他們大量閱讀，如此才能跟得上精神醫學的腳步，因為這個領域的知識一直在擴展，智識范式也不斷在演進。

更主觀地說，我的性格充滿好奇而且無藥可救的外向，我醉心于精神醫學賦予我的機會，讓我每天工作時都能遇到不同的人，聽他們說故事，試圖幫助他們。我熱愛這份工作的多樣性：能在不同情境下為患有各種精神疾病的患者看診、教學，與不同專科的同事共事、參與研究，并就精神疾病及治療的主題進行演說。我的個性實在靜不下來，也很容易感到無趣，無法每天重復做相同的事。

但是三十年后，我以為的大家都對精神醫學擁有熱情的天真想法早已不復存在。現在的我能認清隨著大眾對精神醫學及精神科醫生的觀感而產生的強大影響力，這些力量逐漸累積，最終匯聚為一個充滿不信任的環境，質疑我們幫助精神疾患者的能力。

當然，某些對公眾信任造成的傷害，是來自精神科醫生這個行業本身。精神醫學的發展史上包括了各種流行的狂熱、治療的死胡同、違背和濫用倫理的作為……持續塑造了負面的形象；如果不愿承認這點，無疑是不誠實的。此外，這些負面觀感也在影視文化的推波助瀾下，使得精神病患和精神科醫生的角色遭受嘲弄或丑化。現代精神醫學與制藥產業之間的緊密關系（有人形容為“與惡魔的交易”），同樣無可否認地對誠信的觀感造成傷害，而我們治療的可信度，正是立基于這些誠信之上。

1950年代以前，對焦慮、抑郁、精神病癥和躁狂的治療都尚未發展出有效的藥物，我認識的精神科醫生中，沒有人想回到那個年代，就好比沒有人會懷念抗生素還沒有發明的年代。可是目前的藥物雖好，卻仍然不夠好。我們需要找出藥物發展和臨床評估的新途徑，使試驗結果的正當性不被利益沖突所折損。同時，我們需要加強非藥物介入措施的治療效果——當然是心理治療，但也包括居住、就業、收入補助和社會參與等方面的介入。

社會對于精神醫學的矛盾心理，部分出自這門專科在歷史和法律上被賦予的權利，包括違反患者的個人意志，將患者留置醫院，或是對特定的個案施予強制治療。然而，這些權利與公眾的恐懼或不信任，其間的關系并非一道簡單的方程式，因為在多數加拿大領地內，包括我所身處的安大略省，所有醫生——不只精神科醫生——都有上述權利，至少在特定期間和謹慎評估且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境下是如此。特別令我關注的一點是，家庭醫生、產科醫生或外科醫生能將患者留置醫院七十二小時進行精神科的評估，以判定該患者有無能力為治療做決定，而不會引發公眾辯論或抗議活動，但是精神科醫生對病人實施同樣的權利時，卻會引來許多批評。

我認為，剝奪人的基本公民權會引發相關的哲學思考，但疊加于這種思考之上的，卻是對精神疾病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時常使得剝奪基本公民權具備了正當的理由。就個人完整性和身份認同而言，再沒有比精神疾病更能威脅到這些感受的事物了。如果你的腿斷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腦袋壞了，你還是你自己嗎？

精神科醫生在這方面似乎怎么做怎么錯。有些批評者認為，精神科醫生太少使用留置病患的權利，使得那些處于急性期的患者無法獲得治療，直到疾病將他們推往災難的邊緣，甚至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有些評論者則認為，精神科醫生只不過是社會控制的代理人，把那些不服從和異于常人的生活方式，當成需要強迫介入的疾病來治療。

多數社會長久以來都有隔離、回避及加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傳統。雖然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這種情況大幅改善，但現今流行文化中，諷刺精神疾病患者的情況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而換作其他形態的失能，這些諷刺方式早已是政治不正確的做法。

就算在健康照護工作者的社群之中，我也遭遇過太多專業人士帶著懷疑或輕視的眼光看待精神病患及精神健康領域的同人（雖然對后者的批判程度較輕微）。令人難過的是，有報告指出，健康照護專業人士，甚至某些精神健康照護者，多少也對精神疾病患者抱持著偏見和負面的觀感。

許多力量破壞了社會大眾對精神醫學的信任，其中最廣泛，而且可能是最強大的力量，源于主流媒體傳播關于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的錯誤信息、迷思、偏見和污名（更別提治療他們的人了）。你可以輕易聯想到許多負面描繪精神病患或精神科醫生的影視作品（例如定義了數個世代觀感的電影《飛越瘋人院》），但要從記憶庫里搜出一部從正面著墨的影視作品，卻頗為困難。而且，就算是正面描繪的影視作品，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此外，為了引發觀眾的同情心，病患的癥狀時常被浪漫化了，影響力被減到最輕。至于那些相對受到肯定的心理專業照護者，他們時常是不用藥物的心理治療者，而非一直逼人吞藥的邪惡精神科醫生；倘若他們是精神科醫生，他們對患者展現的關心，也多半跨越了長久建立起來的專業界限。

電影《飛越瘋人院》劇照

近年來神經科學的研究在腦部影像學和遺傳學上大有進展，大眾傳媒不斷強調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部分。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反映出科學發現帶來的興奮，但代價卻是媒體無法聚焦于更平凡的介入措施，諸如住房、就業、社交網絡，以及適當的臨床照護。然而，相較于神經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上述措施其實更能對精神病患的生活品質和前途帶來重大而迅速的改善。

有好幾股力量試圖污名化精神病患及照顧他們的專業人士，強調精神疾病并非真正的疾病，因此，精神醫學也不算是一門真正的醫學。這種論述所造成的危險在于，許多因病而苦的人會害怕到不敢去看精神科，也不敢嘗試治療。這些病人的癥狀可能是出現自殺意念，腦中有聲音警告他們被追蹤或監視；害怕反復發作的心悸與喘不過氣代表了心臟病發而非驚恐發作；比起癥狀，他們更害怕吃藥、接受心理治療或考慮住院治療。等這些病人被轉介給精神科醫生時，他們可能早就求助過其他醫生或健康照護者，而且被告知他們的難題超出了現代醫學的能力范圍。或者，這些病人身邊的親友可能會以同樣不信任的口吻告訴他們，精神科醫生只是一直教人吞藥，你們應該要多交朋友、上教堂、去跑步、做志愿者——提供除了看精神科醫生之外的各種建議。

本書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擊退這種恐懼，讓病患及家屬安心，理解在他們需要尋求治療的時候，將可以由受過豐富訓練及督導的醫生看診；這些醫生的職責是使病患身心得到照顧，而且他們會秉持專業，留意個人的論斷，不會將（可能出于無心的）偏見加諸病患身上。當代精神科醫生對自身專業的理解，不僅包含了過往精神醫學史上的虐待案例，也必須清楚那些對精神醫學研究造成損害、至今仍存在于體系中的利益沖突。同時，他們也了解以熱切尋求對病患更好的治療為號召的諸多作為具有絕對的風險，而身為精神科醫生，不能無視這些風險。

這本書并非意圖粉飾或簡化現代精神醫學，這個領域的確需要處理困難而且有時嚇人的疾病，同時面對許多質疑。本書試圖為精神疾病及精神科醫生在幫助病患時所遭遇的問題提供誠實、有據且最終是個人的解釋，并且刻畫出精神醫學這門專科的成就與強項。這么一來，我們希望有機會使那些潛在的病患、病患親友，以及轉介他們進行治療的專業者，了解到精神科醫生是一種怎樣的工作，如何養成、如何治療、如何處理那些屬于醫生工作一環的悲劇及恐懼，并且能理解所有用以支持診斷與治療的科學證據的本質。

我何其幸運能邀請皮爾·布萊登醫生與我共著本書。我們在二十年前認識，當時她是精神科第二年的住院醫師，我則是精神科主治醫生，在她訓練期間擔任督導。在我們一起寫作的過程中，皮爾和我一次次反省各種信任的核心議題，包括醫患之間、精神醫學與社會之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以及我們與讀者之間。我們都同意，如果要與讀者建立起信任的關系，承認我們對精神醫學的偏見和論斷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傳統形象中全知全能卻永遠保持客觀的精神科醫生，并不能妥善盡到這一行的職責，也因此，傳統傾向于將他們描繪成冷漠傲慢，甚至有點沒人性的形象。

正如你即將在書里看到的，我在工作與生活中一點也不客觀。我有時麻木、傲慢、缺乏耐心，是個無藥可救的表演者，也常常講些無趣的笑話。一如你即將看到的，我的專業志趣與行事作風，絕大部分受到家庭的影響。但是我希望，當時那個（至少對我的親友而言）無法預料的生涯抉擇所帶來的結果，使我得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更好的醫生，以及更好的老師。這個選擇不僅符合我天生好奇外向的性格，也讓我能夠更加了解苦于精神疾病的個人及家庭經驗，并且幫助我更加了解自己。這個抉擇也讓我能夠懷抱謙虛的態度，在專業中坦承能力之極限，以及作為醫學專科之一的精神醫學所能成就之極限。

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改變了我對精神醫學及其他醫學領域的想法，也改變了我自己。在諸多討論后，皮爾和我決定把這些事件納入本書中，以凸顯精神科醫生與患者的生命交會之處。精神科醫生的自我反省，使我們得以保持誠實，并幫助我們與病患建立信任的關系。我認為，如果希望患者能夠主動尋求并接受醫生的幫助，相較于醫患關系的其他面向，信任感才是最重要的。

為了使讀者了解我們這一行，皮爾和我將帶領你到現代精神醫學的最前線——我工作的精神科醫院，也是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我們會到急診室、急癥監護病房、住院病房、電痙攣療法治療室，以及門診處。我們會介紹每天與我一起工作的護士、社工、第一線工作人員、精神科住院醫師（合格醫生得接受額外五年的訓練，方能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及行政人員，這家醫院每年為三萬名以上的病患提供照護。

書中不諱言精神醫學領域過去令人不齒的作為，也會介紹許多精神醫學界英雄的故事，這些人以努力不懈、充滿創意且符合倫理的方式，推動了精神醫學的研究，進行人道且富有想象力的治療革新，更改善了病患的生活品質。他們的故事成為精神醫學界傳承的標志。我們將以下兩者并列：精神醫學領域最令人興奮的神經科學發現，以及不那么新潮卻更具實用價值的創新作為，包括遠程精神醫學、住房計劃，以及實證心理治療。

最重要的是，你即將見到我的患者。本書出現的案例，有些是獲得病患本人同意的真人實事，有些則是以我多年經驗為背景所創造出來的虛構故事。這些人現身于我工作的醫院，而我的職責是要說服他們接受幫助，即使他們似乎不可能完全接受。

為什么一個聽到聲音說自己受到激進宗教團體監視的中年男子，要向一個陌生人（盡管他是醫生）吐露自己的瘋狂？為何一位陷入產后抑郁深淵的母親，雖然擔憂吃藥會影響哺乳，還同意每天吞下藥丸？為何一位與成癮搏斗的醫生，在可能失去執照的情況下，愿意信任精神科醫生，坦承病情？是什么讓一位受到家人性侵的十五歲原住民少女，愿意對醫生透露她無法跟父母開口的事？為什么這些人會來求助？答案是什么？這些人都在受苦，而正確的精神科照護能夠提供理解、信任、支持，及希望。

在我執業的三十年歲月中，我曾經多次想起那一次見到安德魯的事。精神醫學仍然無法回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人生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得到一份熱愛的工作，擁有支持我的家庭，以及讓我得以順利生活的身心健康；而我大學的壁球搭檔，卻因為精神疾病而被奪走這一切。

身為精神科醫生，我們有能力也有義務去解釋我們這一行在做什么、對精神疾病的理解，以及我們的治療。同時，我們也必須不吝于承認這門專業在過往所發生的虐待及當前的錯誤；將熱情與希望分享給病患、病患的親友、公共政策制定者、潛在的贊助者，以及大眾媒體。唯有通過履行這些義務，才能化恐懼與懷疑為信任，并鼓勵受精神疾病之苦的人來尋求我們的幫助。

這本書便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所做的努力。

歡迎認識我的一周生活，與我一起走向這門最受人誤解的醫學專科第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