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適逢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百年誕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為更好地梳理傳統、致敬前賢，2018年9月7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組織召開了“新陳代謝：陳旭麓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傳統”學術研討會，邀請老中青三代學者深入研討陳旭麓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深遠影響，并選取部分于近日刊發于學報第六期“致敬大師”的專題策劃中。本文系此專題文章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文章原題《陳旭麓先生史學中的理論思維》。

自1985年初秋我入陳旭麓先生門下學史，到1988年歲末先生溘逝，其間不過三年有半。時至今日，學生已經白頭，而回憶老師，則尤不能忘的，仍是這三年有半在此后三十年里對我影響和造就的既深且厚。

20世紀80年代的史學界，陳旭麓先生的著述因其鮮明的個人特點而引人注目。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其用心處尤在論史，因此留下的文字里尤多史論。即使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以時間而論，已連頭帶尾跨越了近代中國八十年，但我們當年聽他講授，所涉八十年之間的史事，則重心都在由史論串結起來，并在史論中顯現出來的歷史過程、歷史轉折和歷史段落之中。史論出自史實，所以史論只有在累積地讀史之后才可能產生。但論史之不同于記述歷史，蓋在于后者之所重，是具體而寫實地敘錄史事的由來，始末和情狀；而前者之所重，則是從史事開始，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鍥入史事之中，以認識、理解和說明史實背后和史實內里的歷史因果、歷史脈絡和歷史內容。兩者之間的這種區別，說明論史的過程里會有更多的思想內涵，從而論史的結論里會有更多的理論性質。與之相類而可以比較的，是同一個時期里馮契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雖然常常被外觀地看成是一本中國哲學史，但其中最富深度的，其實是馮先生在串結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過程中，以通論所表達的個人學識和個人智慧。作為一本哲學著作，《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也因之而顯然不同于一般的中國哲學史。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反思的時代，從而是一個思想深入學術和學術產生思想的時代。所以，像陳先生和馮先生這樣的第一流學人，積多年學養而身在這個時代之中，便更容易形成自己以深度思考為治學路徑的個人特點。

陳旭麓先生以其著述中所達到的思想內涵和學理深度，已自成一種他稱之為“思辨”的學術風格，由此表現出來的理論思維屬性是非常明顯的。但陳先生對學生作講授，以及由文字發為論說，則從來沒有專門講過自己在理論和方法意義上的史學構架和體系。用心讀過陳先生著作的許紀霖教授于此感慨甚深，遂以“無法之法，是為大法”相推許——與之相類似的表述，在他之前，也常常聽到有人說過。在見慣了各色各樣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之后回望20世紀80年代，則“無法之法”所對應的，正是今日學界眾生之好以理論和方法為自己立標幟，又好以理論和方法為別人作歸類的無所用其技。而后是作為一種事實，陳先生留下的著作醒目地表現了其學問中歷史與思想交融的特點；而同樣作為一種事實，又是歷經二十多年之久理論和方法的浸灌與訓練，我們仍然沒有辦法用一種套得住的理論，為陳先生具有理論思維屬性的學問作歸類。因此，以“無法之法”描述陳旭麓先生，同時也說明了今時被看成是無遠弗屆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并不真能涵蓋史學和史學研究，其間走到高處的人，常常都在范圍之外。

與二十多年里隨西學東漸而來的理論和方法相比，古時中國人論歷史著作和歷史學家本自另有一種視野和另成一套理路。唐人劉知幾作《史通》一書，開中國和世界史學理論之先河?！杜f唐書》里有一節說：

子玄（劉知幾）掌國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也?！?/span>

后來清人章學誠繼之引申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蓋“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則三者的要義在于“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顯見得他尤重史識，因此，又以此發端，言之更深地說：“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span>

這些話雖然與今天的學界已日去日遠，但卻曾長久地影響過中國的史家和史學。而在一篇短文里之所以作此長幅引述，則立意在于說明，此日被稱作理論的東西，因其范式化和程式化，所以可仿而效之，化為人人能用的方法。而理論一旦化為方法，則方法已未必再具有理論思維的屬性。與之相比，中國人的史學理論之重識、重才、重學、重德，其“得一不易”和“兼三尤難”則都是自我養成的，從而是附著于個體的。因此，理論和方法，本質上都是治史的工具，而識、才、學、德則都是治史的能力。相對于主體而言，工具可以是公共的，所以是外在的；但能力卻只能是個人獨有的，所以是內在的。我想，陳旭麓先生的史學之所常常被視作“無法之法”，其實正是以今人熟知的理論觀念無法為之歸類的事實，反照了他在自己論史過程中所彰顯的史識、史才、史學、史德，以及這種個體能力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能達到的程度。馮契先生曾把這種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稱為“長袖善舞”，以見這個過程里既有著足夠深刻的見識和論說，而這個過程本身又無法范式化和程式化。因此，雖然以新陳代謝貫連中國近代歷史的變遷，已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中自成一家之言，而陳先生教學生卻并不注重陳述自己整體的構架和體系，其理由應在于此。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他更著意和更著力的，是在講課和著作中一遍一遍地演示自己怎么選擇問題、怎么思考問題、怎么深入問題、怎么串結問題、怎么論述問題的功夫，而通過選擇、思考、深入、串結和論述能夠具體而見的，便是其個人的史識、史才、史學、史德在歷史研究中的展開。其境界的深處能夠體會而無從宣述。他所想要傳授給學生和能夠傳授給學生的，大半也正在于這種須體會而得的境界，以及境界背后的能力。陳先生的功夫是可以學習的，但與理論的仿而效之能夠轉變為方法不同的是，史識、史才、史學、史德都需要個體在內化中的自我養成和自我升華。三十年之后重讀陳先生的著述，于此感受益深。章學誠說過：“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挽救，無為貴著述矣。茍欲有所挽救，則必逆于時趨”。然則時處今日，崇尚理論和方法正骎骎乎成為“世俗風尚”，讀懂陳旭麓先生史學中的這一面，至少可以使我們看到：治史之際，與外在于主體的理論和方法相互對待的，還有內在于主體的史識、史才、史學、史德；與可以化為方法的理論相互對待的，還有“無法之法”的理論思維能力。在這種相互對待里，內在的一面和外在的一面都會以自己的合理性影響今日的史學，但每一種合理性同時又都是一種自我限定的度，若一成“時趨”便一定會“必有所偏”。其間的分野和關聯在于，能夠養成內在一面，則內有所立和內有所恃，主體能夠運用理論和方法；沒有養成內在一面，則內無所立和內無所恃，主體只能被理論和方法所支配。就認識歷史、理解歷史和解釋歷史而言，兩者的結果顯然不會一樣。三十多年來，我以讀史為業，而資質魯鈍，領悟陳先生所教常常后知后覺，獨于此端之理，獲益稍多。

作為老師，陳旭麓先生以學問立身，對于學生，學問便成為一種真實的感召。中國人的文化以實至名歸為理所當然，而人生舛錯，名之為名，常常與勢相纏，又常常與利相纏，名實之間有時未必盡能相合。我們當年入陳先生門下，讀的是碩士。記得1986年或1987年間，黃逸平老師曾私下對我說，陳旭麓先生正在申報博士招生資格，等批下來，我們準備推薦你提前畢業，報考博士研究生，言次，對于這件事期望甚殷。然而這件事最終如泥牛入海，全無聲息。當日此類申報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過程之間環節重重，我始終不知道其中的因果，但以人比人，由此而得的結果對于陳先生的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與黃逸平老師不同的是，陳先生本人從未在學生面前提及過這個話題，而學人生涯經此一劫，此中的滋味則是可想見的。由于旁觀了這一段曲折，以及由此顯現的七顛八倒，陳先生謝世之后我遂無意再讀博士，所以至今仍然功名不全。而作為一種附帶的影響，也因此而獲得了一種“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自由、自立和自主。相隔了三十年之后返觀當初情狀，這些往日舊事已成過眼煙云。亦見一時之七顛八倒和促成了七顛八倒的人經不起時間的磨洗，至今已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與此對比而見的，則是陳旭麓先生的著述三十年來在學界流布不絕，歷時彌久而彌顯其經典意義。流布的過程已不僅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并且影響我們之后的一代。而曾經的名實之間不能相合，也因此而在歲月的流逝中達到了名實的相合。所以，今人好以刊物之等類、人物的名位以及格式化的評議為學術作品分優劣，比較而言，我更相信，從而更敬畏的，卻是春去秋來，年復一年的時間。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畢竟已不止一次地看到過曾經的滿天煙花（中國煙花和外國煙花）在光焰熄滅之后化作一地灰燼。而以陳先生的生前身后為實例，顯見得學術人物和學術著作之價值的判定，其實只能是在光陰的過濾和淘汰中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