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們做第一份報告的時候，中國的全球治理指數排第五，2015年上升了一位。到2017年，中國排名再次上升，位列第三。”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副教授游騰飛如是說。

游騰飛口中的“報告”屬于華東政法大學2014年啟動的“全球治理指數（SPIGG）”項目，該指數系全球首次以指標體系的方式對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狀況展開評估。該系列的第四份年度報告——《全球治理指數報告2017：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時代》（以下簡稱《報告2017》）——于11月25日在華東政法大學舉行的“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研討會上發布。

圖1：2017全球治理指數各國排名總表。本文圖片均來自《報告2017》。

中國排名不斷上升的原因

《報告2017》指出，在《全球治理指數2015年報告》中，中國的排名由第五上升到第四。在《報告2017》中，中國排名更進一步，以628.3的總分超越英國位列第三，僅次于美國（727.4分）和法國（644.1分）。

《報告2017》由“機制”、“績效”、“決策”、“責任”四個部分及各項具體指標構成，旨在通過對全球數據的采集與測評，客觀衡量和反映世界189個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和貢獻度。

圖2：全球治理指數2017指標體系，在“機制”、“績效”、“決策”、“責任”四個一級指標下還有若干二級指標。每項二級指標還各有其權重。

在“績效”這一考察各國參與全球治理績效情況的指標排名中，中國的總分超過美國等發達國家，位列第一（144.5分）。《報告2017》顯示，中國在全球環境、經濟、發展和減貧治理方面都有突出表現。這為中國在總分排名上超越英國位居第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圖3：中國與美國、日本、德國相比，在“績效”的“全球環境治理”、“全球經濟治理”、“全球發展治理”和“全球減貧治理”這幾個二級指標上表現亮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績效”的二級指標“全球減貧治理”這一項中得分最高的是土庫曼斯坦。而在這一項中排名靠前的國家主要還是中亞、東南亞和南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報告2017》認為，中亞和東南亞等地區一些國家直接受益于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這說明“一帶一路”對全球減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國在“決策”和“責任”這兩項指標的排名分別為第四和第五位（這兩項指標得分分別為216和78.6分）。作為考察各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決策話語權的指標，中國在“決策”這一項的排名與上年相比沒有變動。《報告2017》認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依然穩健有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國際事務參與和決策中的話語得到世界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和認可。在評估各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人力、物力付出，以衡量各國貢獻的“責任”指標中，中國的排名從上年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五位，實現穩步增長。盡管發達國家在“聯合國會費繳納率”和“UNDP援助額”（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者注）這兩項二級指標上得分普遍較高，但發展中國家正用人力派出的方式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而中國在“聯合國會費繳納率”與“維和人員派出”這兩項二級指標的均有較高的得分。

據《報告2017》中的“各國總排名表”上的數據，中國在“機制”這項考察各國參與和維護國際機制的積極程度的指標上位列第八位。在“當年承辦國際會議”的二級指標上，中國得分超越美國和德國，排名第一。不過美國在二級指標“承辦國際會議”上仍然獨占鰲頭。《報告2017》指出，國際會議承辦是體現全球治理能力的風向標。最近三年，中國這一項得分增長174%，增幅分別為傳統國際會議主導國美國的5倍、德國的19倍。中國積極承辦北京APEC會議、推進亞太自貿區路線圖出爐、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號召設立亞投行等舉措不僅是在物質上對全球治理做出貢獻，更是在機制設定上貢獻中國力量、中國智慧。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高奇琦指出，中國是具有地緣政治影響的大國，也是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二位的大國。在世界發展議程、氣候變化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反恐、網絡安全等全球治理重點領域，沒有中國的參與，問題是難以解決的。隨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相關重要政策的出臺，可以預見，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還將獲得進一步深化和提升。

大國與小國，變與不變

游騰飛在介紹《報告2017》時指出，世界各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狀況是極不均衡。“主要大國對于全球治理的貢獻遠遠大于其他一些小國。”《報告2017》發現，在全球決策方面，得分前五的國家總分在全球總分中占比超過一半。得分靠后的63個國家加起來才貢獻了全球總分的10%。

游騰飛指出，有64%的國家未達到平均分，而與2016年各國得分狀況相比，2017年各國得分不平衡狀態進一步擴大。

2017年的總分排名前十位國家被七國集團（G7）和金磚五國中的中國、俄羅斯、印度所包攬。而二十國集團（G20）的得分總和占到了全球各國總分的45%。

圖6：G20得分占全球各國總分45%

《報告2017》指出，各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仍未出現根本改變，即少數大國主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主導力量仍然是一些全球性和區域性大國。而大多數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則是不太積極的。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對各類全球性問題旺盛的治理需求與全球治理制度的低效供應之間日益增大的張力。這成為制約全球治理進程和效度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宗教極端主義、地區主義、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思潮有所抬頭，以及英國脫歐和美國出現的孤立主義政策都為全球治理的未來發展道路增添了許多不確定性。

圖7：2017報告各國得分及平均分，大量位于平均線（黃色線）下的點表示大多數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并不積極。

盡管大國仍是全球治理的主導力量，從《報告2017》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國在個別具體指標上有較大的倒退。美國在“績效”指標的排名首次降至第二位，盡管在全球氣候和發展這兩個二級指標上排名靠前，但其它幾項二級指標均跌出前30。而英國在“責任”指標的排名則下降了103名，其在“聯合國會費繳納率”和“UNDP援助”兩項二級指標上得分也相對較低。

另一方面，從各級指標的具體數據來看，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趨勢。

比如，對比去年，北歐國家在“機制”這一項的進步明顯；從世界范圍看，排名進步30名以上的國家也多是集中在巴爾干半島和東歐的小國；中非國家近年來參與國際秩序構建的意愿也在加強。在“績效”排名前30名的國家除了北美、西歐的部分傳統發達國家外，就是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以及部分人口和地理意義上的小國。而在“決策”項前30名的國家名單中可以發現，參與和影響全球治理決策不再僅僅是富國、大國、強國的專利，一些小國也開始參與到全球治理中。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國際力量對比正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成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重要力量。”

在“責任”指標中，非洲國家進步明顯，其中盧旺達進步140名，塞內加爾進步108名，埃塞俄比亞進步90名。而且非洲各國在“聯合國會費繳納率”和“維和人員派出”這兩項二級指標上得分較高。而在“維和人員派出”項中，高分國家主要集中在亞非新興國家，排名靠前的有埃塞俄比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盧旺達、尼泊爾等國。《報告2017》認為，非洲各國近年來參與國際秩序構建的意愿逐漸增強，而新興市場國家更關注構建全球治理秩序的公正合理性，更加注重維護國際安全。

對《報告2017》做評議的兩位專家在肯定報告所取得的成績的同時，也給出了進一步完善的建議。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劉鳴研究員提出，在目前依據繳納聯合國會費、承辦國際會議數量等硬指標的基礎上，未來是否可以加入一些量化的軟指標，并在報告中體現全球治理過程中一些動態議題的發展狀況。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所所長于宏源研究員則指出，各項二級指標的重要性在不同時間段會發生變化，其權重也應做相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