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接連浮現的內外部風險，給中國經濟的前景蒙上了陰影。在這一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教育賦予人們知識和技能。辦好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一方面能為產業升級提供人才儲備，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收入不均等，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經過多年的政策努力，義務教育已經在城鄉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基本在城市普及，今天中國教育的短板是農村少年的高中階段教育。據計算，在2015年，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應在67% 到82%之間，離“普及”尚有一定差距。在這一背景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成為十九大報告中一個明確的政策目標。教育部等部門也在去年拿出了《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未來一段時期內，高中教育供給將是政府的一個工作重點。（本研究涉及的農村少年，不一定身在農村，而是出身于農村，或者說戶口在農村。因為出身于農村，他們的義務教育條件較差，從而導致在受教育方面一路落后。但從所在地來看，他們可能在城市地區上高中或者打工。）

然而要普及高中教育，光有供給的決心是不夠的，還要考慮教育需求。農村少年有上高中的需求嗎？這種需求又有什么特點呢？如果這些根本的問題得不到回答，恐怕很難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教育史也許能帶來一些啟示，幫助我們認識農村少年的教育需求。

大約從2000年開始，中國高中入學率曾有一個快速增長的階段（參見圖1），尤其是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從2000年的27%急升到2005年的43.5%。另一方面，中國自1999年開始實施大學擴招政策，大學招生規模大幅增長（參見圖2）。在時間上重合的這兩件事，是否會有內在的關聯呢？（本文所使用的“高中入學率”，是指初中畢業且未高中畢業的適齡少年的入學比例，略微不同于教育部門所統計的“高中毛入學率”。本文提供的“高中入學率”是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得到的。）

附注：“初升高”升學率和高中入學率是高度相關的，由于高中入學率的數據有缺失，這里采用“初升高”升學率來展示高中入學率趨勢。

不難設想，不論對農村少年還是城市少年及他們的家庭來講，讀高中的一個主要動機都是考上一個好大學，以后找個好工作。現在上大學的機會增加了，與輟學相比，繼續讀高中變得更有吸引力了，高中入學率就有可能提高。特別是對農村出身的學子來說，上大學堪稱“命運轉折點”。一旦有機會上大學，來自農村地區的學子不僅能在城市非農產業中找到一份收入較高的工作，通常還能把自己的戶口從農村地區遷到城市地區，從而實現徹底的城市化。所以，大學擴招很有可能激發了農村少年讀高中的需求，從而在全國范圍內提高了高中入學率。

上述猜測是否確實成立？筆者與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我們的研究始于一個前提：如果大學擴招確實能影響高中入學率，那么農村少年被影響的程度一定大于城市少年。至少有兩點理由支持這個前提。第一，農村少年的義務教育條件較差，在中考中沒優勢，很難考入好高中，進而又在高考中缺乏競爭力。大學擴招更加有利于高考中排名較為靠后的學生，因而更有利于農村學生。第二點可能更加重要，通過上大學獲得城市戶口只發生在農村學子身上，所以上大學給農村學子帶來了額外的回報。因此，如果大學擴招確實提高了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我們就應該觀察到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比城市增長得更快。

我們的研究的確發現，在剔除替他因素的影響后，2000年至2005年間，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比城市少年多提高了18個百分點。

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在2000年到2005年間上升更快，還不足以說明確實是大學擴招提升了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比如，這個結果也有可能是同時期的其他因素促成的。再比如，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的追趕趨勢在1999年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對這些可能性，我們分別在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上做了因果關系檢驗。我們發現，一方面，在大學擴招力度更大的省份，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相對于城市學生提高得更多。另一方面，農村和城市兩個組別的“初升高”升學率一直有差距，但是這個差距在1999年之前是穩定不變的，從1999年開始，差距明顯縮小（參見圖3）。

也就是說，恰恰從1999年開始，相較于城市初中畢業生，農村初中畢業生越來越傾向于繼續讀高中了。因此，不論在空間維度還是時間維度，我們的結果都和“大學擴招助推農村少年入讀高中”的假說相吻合。可以認為，2000至2005年間，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的提高確實是大學擴招的結果。

大學擴招和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提高之間的因果關系建立了，但我們假想的作用鏈條是成立的嗎？確實是由于上大學的可能性增加，讀高中的預期回報提高，農村少年才更愿意讀高中，從而推高高中入學率的嗎？

如果大學擴招提高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的作用是由未來讀完大學后的預期回報驅動的，我們就應該觀察到，農村學生預期讀完大學后的回報越高，這種作用就會越強。

對農村學生來講，讀大學的回報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回報，也就是高校學習本身能提高多少收入；另一部分是通過轉變戶口獲得的福利提高，這一部分可以用由戶籍分割造成的城鄉收入差距來衡量。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高等教育回報率越高的地區，以及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區，大學擴招促進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的作用的確越強。這樣，我們所設想的教育需求驅動教育參與的作用機制也得到了數據的驗證。

根據我們的研究，自2000年到2005年，大學擴招通過提高高等教育的預期回報，將農村少年的高中入學率提升了18個百分點，這相當于2000年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的三分之二。可見，農村家庭對高中教育是有強烈需求的，而這個需求建立在讀大學并獲得回報的預期之上。想要在農村少年中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就要讓教育供給側適應教育需求的這個特點。

不可否認，上世紀末以來持續多年的大學擴招的確滋生了一些弊端。其中之一是，一些農村家庭因供養子女上大學花費巨大而更加貧困，加上那些農家子女大學畢業后并未找到收入較為合理的工作以彌補先前的巨大花費，由此，不少農村家庭對子女上大學的價值產生了不小的懷疑。

但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評價大學擴招本身，而是要通過對大學擴招與農村少年高中入學率提高之間機制的研究，深入理解農村家庭的教育需求。此外，相關研究顯示，即使大學擴招大幅增加了大學畢業生的供給，但擴招之后中國的高等教育回報率并沒有下降。原因可能在于，新世紀以來加速進行的城市化通過優化人力資源的匹配和學習，不斷提升著高等教育的回報率。

雖然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十多年前的事，但是該研究結果對中國當下教育事業的發展仍具有借鑒意義。就教育領域本身而言，既然讀大學的機會對農村家庭的教育參與如此重要，那就應該想方設法提高農村學生在中考、高考這類選拔性考試中的競爭力。因此，面向農村學生的義務教育的質量必須提高，這既包括加強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也包括向定居城市的“流動兒童”開放城市的教育資源。

在教育領域之外，中國諸多壓低教育回報的體制機制弊端亟待解決。比如在高等教育回報率最高的幾個一線大城市，城市規模被戶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因素嚴格控制，城市創造就業的能力被嚴重抑制。如果這些制度性障礙能得到解決，讓大城市充分遵循市場規律，更多吸納人口就業，人們對高等教育回報的預期自然會提高，普及高中教育將事半功倍。

可以看出，中國今天的人力資本積累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資源的空間配置問題，這既包括教育資源本身的空間配置，也包括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我們團隊一直強調，空間資源錯配，即經濟資源如用地指標、公共服務和基建投資的配置方向和人口流動方向不一致，是當今中國經濟的一個根本問題，但如果下決心糾正，也是不難解決的問題。違背空間經濟規律，效率與公平皆失；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效率與公平兼得。上述研究再次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視角佐證了這一點。

眼下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變數增加，越是這種時候，越要下決心修煉“內功”，即遵循經濟規律，進一步深化對內改革，建立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系。

[本文據作者與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合作撰寫的一篇工作論文改寫，該文已進入學術期刊《Economic Systems》的審稿和修改流程。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Lu, Ming and Zhang, Xi, 2018. Towards an Intelligent Count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Rural Children’s Se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tion, Working Paper.作者郵箱：819416845@sjtu.edu.cn。本文由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聯誼會（YES）獨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