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奢侈品品牌Dolce & Gabbana（杜嘉班納，下稱D&G）涉嫌“辱華”事件的導火索，源自該品牌面向中國市場推出的系列廣告短片。

在其中一部片子中，一名小眼睛的亞裔女性坐在幽暗、掛著燈籠的餐廳中用筷子艱難地吃“看起來太大了”的意大利食品。旁白充滿嘲諷，認為“兩根小棍子形狀的餐具”難以駕馭“偉大的瑪格麗特披薩”。還有一句似乎有惡意的話：“你以為你身在意大利，其實你在中國。”

這部向中國市場推出的宣傳片雖令部分觀眾深感別扭，但也可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直到該品牌創始人之一、設計師Stefano Gabbana與質疑他的亞裔網民的聊天記錄被公開，才坐實了該品牌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無知、理解上的淺薄，以及自身骨子里的傲慢。“辱華”由此而來，激發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憤怒。在全球范圍內，上述廣告片和被公開的聊天記錄同樣引發廣泛的批評。

兩種文明處于恰當距離，容易產生美感，被寄托以“彼岸”的向往。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距離已經被網絡空間無限縮小，彼岸情節已經消失，甚至出現此前從未有過的沖突烈度。D&G事件只是凸顯這種沖突的最新案例，可借用“文化挪用”和“身份政治”理論稍加解析。

一、文化挪用

所謂“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指的是一個文明使用了不屬于自己文明的符號和元素，而且特指在缺乏了解與敬意的情況下使用。

“敬意”是此前在文化融合中被忽視的詞。在消費主義主導的商業社會中，不同文化之間的粗糙挪用隨處可見。打著異域風情特色的產品、消費場所往往更能引起消費者的興趣與想象。哪怕是國內三四線城市的美食街，眼下也能看到各種外來的文化符號：日本壽司店、韓國烤肉店、越南菜、泰國菜、法式面包、美國炸雞等等，不少餐館里還附帶有特色的民俗表演。在早期，人們把它看作“地球村”的表現，認為家門口就能品嘗和欣賞世界各國的美食與文化。但這種文化符號的使用，可以說比較粗糙的：從裝修到風味，只能說是“意思意思”，是否帶有敬意，真的需要打個問號。

本世紀初，以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為首的一些學者樂觀地認為，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全球化浪潮下變成風格類似的青年：看NBA、吃漢堡、看好萊塢電影、喝可口可樂。不過后來發生的一切逐漸證明，這種“趨同”的判斷無疑是過于輕率了，哪怕是同樣喝可口可樂的青年，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依然存在著極大的不同。而且，越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種細微的差別就越成為不可逾越的存在。

假設這個片子出現在十年之前，未必會造成這么大的轟動，甚至有可能會變成一種正面的講述。剛剛融入世界的中國正渴望被世界所接納，只要中國人在形象片中露個臉，扮演一個路人角色，也可能在中國人那里形成一種“受寵幸感”，被視為“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案例。比如在2007年，另一個奢侈品品牌LV使用了中國元素“蛇皮袋”作為概念新品，這在國內成了令人興奮的談資。

然而，十年過去，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的核心玩家，國際地位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幾乎所有國際大企業都不得不考慮中國市場的今天，“廉價的示好”并不會獲得中國人的接納。D&G的廣告宣傳片，就是一次糟糕的文化挪用：在展示中國元素之時，缺乏誠意與敬意，似乎完全把那些元素當做了工具化的“快消品”。

因“文化挪用”而產生的憤怒，出現在當下全球化似乎失去動力之時。在文化與文化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這種交鋒逐漸變得銳利起來。社交媒體成為文化之辯的主要場域，成為民間反全球化的情緒起點。對“文化挪用”的抗議，最早出現在西方多元主義國家，因為不同文化的交鋒，很快就引出了種族之間的現實政治問題。種族問題在西方一直存在，即使是在平權運動盛行半個世紀之后。比如，在西方生活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華裔、印度裔等少數族裔，在求學和職業生涯中不可避免地會遭遇“玻璃門”；而且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也時有爆發。在西方每個少數族裔的背后，都對應著一種異質文化。他們一方面是主流社會的“他者”，被邊緣的群體；一方面又是大眾審美的賣點，被拿來作為“文化噱頭”。

一個案例是被廣泛用于美國流行音樂創作中的“黑人音樂”。眾所周知，黑人音樂為當代美國流行音樂注入了很多重要元素，比如藍調、新奧爾良爵士、搖擺樂等。眾多白人歌星、創作家都公開借鑒黑人音樂，并表達敬意。這種致敬一度令美國黑人感到自豪，但事實上，除了在少數領域，美國黑人在社會大多數行業中都處于弱勢狀態，很難躋身行業頂端。對白人歌手的所謂“敬意”，他們很可能采取更尖銳的回擊：既然在社會中，“你們是你們”，“我們是我們”，那為什么“你們”要用“我們”的音樂？道理在哪里？他們會認可玩黑人音樂的黑人歌手，但對于白人歌手玩黑人音樂，則覺得不懷好意。

黑人音樂問題，雖然只存在于美國內部，但不排除該事件的進一步發酵，以致變成種族間、區域間的矛盾，甚至變成國家間的緊張關系。比如白人群體對于墨裔美國人的鄙視，就很容易造成墨西哥的憤怒反彈；對華裔的不公正待遇，又會刺激到大洋彼岸的中國人。

二、身份政治

越是在融合的過程中，越讓人明白到自己“身份”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早期，每個人都因成為“世界一部分”而感到激動；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尤其是歷經多元社會的鍛造，最終每個人又無奈地發現，自己還是自己。你成為不了“世界公民”。

2004年，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出版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這部書當時受到部分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強烈批評和指責。但在本書初版十幾年、亨廷頓逝去也已十年之后，從特朗普上臺前后和最近世界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們是誰》真是一部有預言性的著作。在《我們是誰》中，亨廷頓提到了在全球化語境中的身份認同問題。他從美國的現實問題出發，所聚焦的是對美國的變化的深刻憂慮和不安，但其啟示卻是多方面的，對其他國家應對當下的問題也有其深刻的意義。理論的力量就在于其思考的前瞻性和預見性。應該說，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名著所揭示的問題，正是今天全球所遇到的。

另一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注意到了身份對于當代政治的重要性：“群體開始一次次地認為他們的身份——無論是民族、宗教、種族、性、性別還是其他的身份——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身份政治不再是個次要現象，僅限于大學校園內，或者為大眾媒體推動的‘文化戰爭’中的低成本、小規模沖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為解釋全球事務進展的主要概念。”

社交媒體上多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往往聚焦于身份政治問題。不可否認，“立場決定觀點”，一個人的政治訴求與政治觀點，很大程度上與其身份相關。文化挪用，實際上就是要精細區分“你們”與“我們”。潛臺詞是，“我們”和“你們”存在身份上的區別，這造成文化上的區別。2014至2016年間，我們突然驚訝于不少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多年的“穆二代”，受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蠱惑，重新回到中東參加“伊斯蘭國”發起的“圣戰”。有法國媒體指出，這些穆斯林移民來到西方后并沒有得到身份的認同感，一直以“他者”身份存在，在求學就業上都遭遇天花板。作為移民，他們對西方的理想化想象逐漸消失，甚至放棄了融入的努力。接觸到極端主義的聲音——“伊斯蘭國”的宣傳機器之時，他們的身份意識就會被重新激起。

全球化被描述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程。但事實上，良好的融合并非常態， 身份意識的強化加速了“你們”和“我們”的區分與沖突。一些特定的文化符號成了討論的焦點。

不久前，在美國某所學校里，一位白人女高中生在一次舞會中穿上了旗袍，然后她把照片上傳到社交網站。但很快，多位網民，尤其是亞裔網民激烈回嗆。他們表示：“你穿著它只是因為它穿起來好看，但你完全缺乏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與足夠的了解。”“你穿著它就是一種冒犯。”言下之意，網民會認為，以她的身份（白人），她不應該穿旗袍（華人）。也有很多網民認為，女學生穿旗袍是一種主動示好的行為，不應遭到這樣的詆毀。

不論如何，這事件展示出一個清晰的事實：輕浮的消費主義態度，很容易激發不同身份者的敵對情緒。

三、西方中心主義與反全球化

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其著作《東方學》中指出：從本質上說，東方主義是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人以西方種族文化優越論為標準，通過對東方和東方人的類型化和符號化，形成的一套妖魔化東方的權力話語體系。在這套話語體系中，西方是正面的、陽性的、先進的、文明的，而東方則是它的對立面，是負面的、陰性的、落后的、原始的（如同D&G廣告片中使用筷子的瞇瞇眼亞裔模特）。對東方的描述，實質上是鞏固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認知。

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的隱含信念。由于歐洲于18世紀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及資產階級革命，歐洲國家在生產力上遙遙領先，不斷通過殖民戰爭中將其他文明卷入資本主義商業體系之中。在18、19世紀歐洲文明占主導的時代里，西方中心主義體現為“歐洲中心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后）又體現為“美國中心論”。“歐洲中心論”偏重古典、保守、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中心主義，而“美國中心論”更為明快，強調新式的“自由民主”。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是意識形態上的“西方”。至今，西方中心主義在全球學術界各個領域依然占據統治地位。在各個文明板塊中，“西學”都長時間內成為先進發達的代名詞，同時成為欠發達國家努力追趕的方向。

盡管殖民時代已經結束，但是文化上的“后殖民”依然無處不在。西方文化對其他文化，尤其是曾經被西方殖民過的地方的文化，依然充滿優越感，雙方無法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作為當代文化批評及美學學派的一支，伯明翰學派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西方國家在文化上依然對曾經的殖民地進行著“文化上的殖民”。從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歷史觀等方面，西方文化依然強勢，令既有的其他文化顯得原始而落后。

西方中心論在拉丁美洲造成的負面影響最為深刻：主流觀點認為拉丁美洲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當作拉丁美洲歷史的開端，無視土著人已經在這片大陸生活了數千年，并發展了瑪雅文明等輝煌古文明的歷史事實；認為西方白人文化是進步的、需要提倡及模仿的，而拉美土著文化則是落后的、愚昧的，應加以排斥。實踐中，自歐美殖民者到達之后的幾百年時間里，數千萬拉美土著人遭到殺戮。在西方中心論引導之下，拉美遭遇了長達幾個世紀的自我迷失，乃至于烏拉圭評論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Hughes Galeano，1940—2015）強調：“真正的歷史在角落里哭泣。”

今天，西方文化依然處于人類文明的前沿，尤其是其科技、制度建設方面的成就，依舊是全球其他文明模仿、學習的對象。作為發展中國家，謙虛的心態一定要有。但與此同時，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總會表現出一種“唯我獨尊”的姿態，甚至展現出我優你劣的“文化霸權”。更糟糕的是，在全球主義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總會主動地“挪用”其他文化——尤其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D&G的失誤在于，在其廣告片錯誤地挪用了中國文化元素之后，其設計師又以其一貫口無遮攔的尿性加劇了矛盾，從而釀成一次轟動全球的文化事件。

這一類事件一旦累計到了一定數量，難免在勞苦大眾那里激發反全球化的想法和行動。商業巨頭靠著挪用其他民族的文化開發新的商品，賺得盆滿缽滿，而被挪用的對象（很多是原始生產者）則艱難度日。消費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在一些落后國家的中下層民眾那里激發出了“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情緒，這是我們必須提前警覺的。

在這個身份問題越來越敏感的社會，西方和非西方確實都需要調整一下姿勢。我們期待不同文化間互相尊重、充滿誠意的深情對望，而不是快餐式的、形而上的模仿。畢竟，這不僅僅是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