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喜歡讀史書，撰有《讀江南錄》《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讀柳宗元傳》等文，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讀史、詠史、懷古的詩作，如：《秦始皇》《漢文帝》《孟子》《商鞅》《賈生》《張良》《韓信》《叔孫通》《司馬遷》《揚雄》《諸葛武侯》《讀秦漢間事》《讀漢書》《讀后漢書》《讀唐書》《讀蜀志》等等。據記載王安石對陳壽所修的《三國志》很不滿意，以為裴松之的注“該洽，實出陳壽上”，“蓋好事多在注中”。故“舊有意重修”。(王铚《默記》卷中)

王安石讀史品評人物往往以“唯我獨知古人心”的孤獨感品評其獨特價值，譬如孟子游學諸侯列國，時人目為迂闊，但王安石《孟子》一詩寫到：“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他認為孟子生前、身后的“寂寥”都不能遮蔽其對后世歷史的影響。他把孟子的“風標”，即品格，視為楷模和精神寄托。商鞅作為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人物，不但生前遭遇車裂的酷刑，而且死后還受到非議。但是王安石寫了《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作者正是從“取信于民”這一角度，表達了他對歷史改革家商鞅的敬仰之情，也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以及改革社會的決心。賈誼在《史記》中與屈原合傳，才高卻遭排擠，許多文人墨客都同情他的才高位下而不遇的悲慘命運，但王安石《賈生(二)》：“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贊嘆賈誼的政治謀略得到漢文帝的采納并予以施行的幸運，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王安石意欲得君行道的政治胸懷。《讀唐書》：“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為者?坐與文皇立太平。”這首詩寫的是唐太宗君臣為唐朝的建立而建功立業之事，但王安石并沒有像前人圍繞帝王與功臣贊嘆英雄造時勢，而是深刻揭示了“時勢造英雄”的歷史思想，對唐初君臣的活動做了新的歷史解讀。

如果說王安石的詠史懷古詩針對千年相沿的歷史陳見，發前人之未發，因而立意超卓，表達了自己新的獨特見解，那么他早年寫的《答韶州張殿臣書》，對過往歷史書寫的方式和評鑒更是直接予以批評，甚至否定。

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后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后而不羞，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邪？

在這里王安石對于三代以后的歷史書寫進行鞭撻，史官一意迎奉朝廷喜厭好惡取舍史料，只表達“尊爵盛位”的偏狹事跡，而那些出于一時貴人又缺乏史德的史官，以一己之私，“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品評歷史蓄意顛倒黑白，甚至“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這樣的書寫與歷史原貌相去甚遠。王安石還寫有《讀史》一詩，謂：“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黮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詩的前四句說自古以來獲得功名的人都是經歷了艱辛困苦，但他的一生事跡有誰能如實的記載下來呢?歷史人物生前可能已經被人們誤解，后世“末俗”更是眾說紛紜，難以辨別歷史的真相了。

王安石像

那么王安石為何對過往歷史書寫有這樣的看法呢？這大致有二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認為史家撰述歷史時，從諸多材料中廓清歷史的真相是有相當高難度的，“作史難，須博學多聞，又須識足以斷其真偽是非乃可。蓋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況名跡去古人已遠，旋策度之，焉能一一當其實哉！”(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好的歷史書，才學和才識是相輔相成的，一般的史官難以勝任。

其二，前引王安石《讀史》“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什么是歷史的精神呢?在他看來就是儒家經典所講的“道”或“義理”。“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宋儒以義理之學對漢唐章句之學的革新，始自宋仁宗慶歷前后的疑古思潮，從“疏不破注”，到“舍傳求經”，再到“疑經改經”，確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而王安石變法時期主持撰著的《三經新義》是義理之學替代章句之學的標識。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更定科舉法，王安石說：“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請自今“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宋史紀事本末》卷38)王安石學生陸佃也說：“若夫荊公不為《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后學《書》，學得《書》，然后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由此可知，王安石對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陶山集》卷12)

《春秋》經采取一種審慎的態度，而對解釋《春秋》的“三傳”更是以為雅不足據：“至于《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于諸經尤為難知。”(《王文公文集》卷7)王安石對經典《春秋》和三傳有這樣的看法，那么對于經、傳之外的史書的輕視和批判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王安石說“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也就是說過往的史家之筆怎能寫出高賢的思想意境，只是在史書上留給后世一點被顛倒重塑的歷史蹤跡罷了。

由王安石對史學的貶抑聯想到宋以后史學的發展，不免感慨系之。北宋仁宗朝是中國古代經學和史學均發生變革的時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經學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新史學都取得輝煌成就，不過隨著王安石新經學在北宋后期占主導地位，其尊經貶史的傾向使得新史學一度陷入低潮，及至南宋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否定，新史學在南宋才又達到一個新高潮。繼起的朱熹是新經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內圣外王的取向上與王安石不同，但在“一道德”、性命之學、對史學的貶抑等方面卻與王安石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到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學逐漸占據官學主導地位，與之相伴的則是新史學的漸次沉寂，而且一蹶不振。反倒是朱熹將宣揚倫理綱常作為主旨而編撰的《通鑒綱目》，奠定了新史學成為新經學附庸的歷史基礎，而得到元明清統治者的關注。

耐人尋味的是，朱熹完成了王安石尊經貶史、以經統史的夙愿，但是現實中他所鞭撻的三代之后史學種種離奇古怪的現象依然如故，甚至因強調“一道德”使得歷史真相更加撲朔迷離。自南宋以后，王安石及其變法基本被否定，直到清乾隆時期，同鄉人蔡上翔著《王荊公年譜考略》為其辯誣正名。蔡上翔在序中指出，王安石在南宋以降直至清朝乾隆700多年間的歷代史書中所遭受的種種詆毀和誣謗，多出于采納反對王安石私書的正史，謬傳千百年，愈傳愈難辨，并由此想到王安石早年寫的《答韶州張殿臣書》，無限感慨道：“每讀是書，而不禁噓唏累嘆，何其有似后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這難道是被置于附庸的史學對倡導“一道德”的王安石的一種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