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進步派而言，剛剛過去的中期選舉是喜憂參半的。一方面，民主黨在“藍潮”的推動下重奪眾議院，這其中就包括如Alexandria Ocasio-Cortez與Ilhan Omar等新銳進步派眾議員。但另一方面，多位進步派政治新星，如德州參議員候選人Beto O’Rourke、佛州州長候選人Andrew Gillum等則選情受挫。本文將從此次中期選舉的結果出發來討論進步派在美國政治中未來的策略與前景。

進步派的異軍突起需要歸功于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政策上，更多的進步派政策開始為民主黨選民所接受，而政治上，更多的進步派社運組織開始投入選舉政治。2016年希拉里競選總統失利之后，民主黨一度陷入權力與意識形態上的空窗期，而進步派則借此在民主黨中有了較選前更大的影響力。為順應民主黨選民的改變，全民醫保與進一步控槍等進步派政策開始為Kristen Gillibrand等一些建制派民主黨人所接受。而類似“正義民主黨人（Justice Democrat）”的諸多進步派社運組織，也在2018年中期選舉的民主黨初選中開始挑戰原先的建制派候選人。上文提到的進步派候選人，便是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民主黨的提名。從這個角度看，進步派的崛起一度大有茶黨運動2010年在共和黨中崛起的態勢。

然而從選舉結果上看，進步派候選人的選情卻不甚樂觀。盡管進步派在民主黨重奪眾議院的過程中獲得了一些席位，但大多數的翻轉席位來自于較保守的“藍狗”民主黨人。這些候選人雖然愿意接受民主黨提名與民主黨的基本政策，但卻往往與進步派政策劃清界限，從而在較保守的選區贏得競選。從人口結構上看，民主黨這次吸引的，主要是不滿特朗普的白人中產階級郊區選民，而他們也往往對進步派的政策抱有懷疑態度。在佐治亞州、佛羅里達州和得克薩斯州這些較為保守的州參選的進步派候選人Stacey Abrams, Andrew Gillum和Beto O’Rourke都選擇了支持進步政策、鞏固自身基本盤、吸引少數族裔投票的競選策略，但最終都以小于3%的差距落敗。和2010年的共和黨茶黨運動運動相比，進步派仍然缺乏新的人口結構層面的基本盤選民，僅能通過意識形態與社會議題吸引到民主黨選民的支持，這與茶黨運動當時對共和黨白人中產階級選民的大規模動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期選舉的結果說明了以下兩個關于進步派的基本事實。第一，進步派在民主黨選民中獲得了足夠多的影響力。他們已經有能力在民主黨的基本盤中贏得競選并挑戰建制派。第二，進步派尚無法直接與共和黨對決，暫時更沒有撬動共和黨選民的能力。這是進步派當前需要接受的事實，也是下文中所有分析的基礎。

由于民主黨奪取了眾議院，民主黨必將在未來兩年推動屬于自己的立法議程，而非單純被動地反對共和黨立法。但同時，由于共和黨依然控制參議院，這使得任何進步派政策的通過都異常的困難。進步派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眾議院中擴大其政策影響力，支持各項進步政策的立法，并推動如醫保、環保與控槍等進步議題的立法討論。盡管在這兩年中，實質性立法可能無法達成，但切實的方案是可以出爐的。尤其是醫保政策方面，只要進步派能夠提出務實的全民醫保方案，通過維持現有的平價醫療法案（ACA）框架，繼續擴大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覆蓋范圍，提供公共選擇（public option）降低奧巴馬醫保保費，對醫療價格實行監管等方式，就可以達成醫保的全面覆蓋目標。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一方案并不涉及更為激進的 “單一付款人”醫保方案，因此面臨的政治壓力也較小。從這點上看，鑒于進步派政策在民主黨內獲得的影響力，推動務實的進步派政策是完全可行的。

在立法進程中，進步派顯然一方面要繼續同建制派民主黨合作推動立法議程，提供盡可能雙贏的局面。本次選舉后，進步派基本上支持了Pelosi擔任眾議院議長，而同時Pelosi已經宣布，民主黨新眾議院的第一次立法將解決政治獻金和選民注冊等選舉政治議題，這無疑是同時有利于進步派和建制派民主黨的。基于中期選舉的結果，進步派無法從綁架國會的行為中獲得任何好處。但另一方面，進步派也要時刻向民主黨施加一定的壓力，以防止政策上的倒退。由于進步派在基層社運中的力量，進步派需要同時利用自身立法機構內外的部分，從而獲得較為滿意的結果。

民主黨接下來面臨的第二個任務是2020年的總統和國會競選。最首要的目標就是挑戰特朗普的總統寶座。2016民主黨失利后，民主黨進行了“團結”改革，使得整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運作更加開放透明，減少了”超級代表”的數量，擴大了初選的范圍。這使得進步派能有更大機會挑戰建制派候選人。目前，民主黨內對于總統候選人的爭奪已經默默開始，卻又魚龍混雜，甚至一度傳出希拉里重新參選的新聞。桑德斯無疑是最符合進步派政策與價值觀的一位，也是最受進步派支持的一位。但同時，他并不是進步派唯一的選擇。就這一情況而言，聚攏支持也許是進步派可以采用的策略，但具體策略當然取決于具體政治人物的個人取態和競選戰略。如果民主黨能夠推出一個大家都滿意的候選人，這無疑是雙贏的結果。當然，初選的過程和結果，最終還是由地方選民決定并檢驗。

國會方面，眾議院的情況比較簡單，如果進步派能夠挑戰建制派贏得一個席位的初選，那么這個進步派候選人往往就有贏得這個選區的選民基礎。反之，在選民基礎較保守的選區，進步派能夠贏得初選的能力本身也較為有限。Ocasio-Cortez最近在推特上鼓勵地方候選人投入選舉，如果進步派候選人選擇瞄準深藍地區，這一選擇也許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多席位，但挑戰現任眾議員的做法畢竟效果有限。參議院方面則對進步派更加復雜，因為挑戰現任民主黨參議員基本沒有可能性，而在紅州又往往難以贏得中間選民。進步派若想在參議院有所斬獲，只能寄希望于進一步擴大選民注冊、少數族裔投票等傳統的手段。當然，參議院選舉往往受候選人個人的形象特質所影響，而大選年的選舉又同時受總統競選的雙重影響，因此目前做出對2020年參議院選舉的判斷還為時過早。

從現在開始，進步派必須開始思考長遠的戰略。如上文所說，進步派目前的選民基礎還是來自于傳統的民主黨選民，而不能開拓新的選民基礎。進步派當然可以選擇維持這一現狀，繼續以社會議題做基礎，在民主黨黨內“挖墻腳”。這樣機會主義的策略是2016年之后進步派所采取的，并使得其獲得了如今的規模。如果進步派繼續這一策略，就必須繼續從當前的民主黨中爭取支持者，從而構建屬于自己的票倉。長此以往，這一策略無疑會最終導致進步派和建制派的分裂，甚至有分裂民主黨的可能性。對于進步派來說，分裂也許能夠減輕來自建制派的黨內壓力，使得進步派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民主黨分裂，在美國政治目前的體制下，進步派很難維持一個持續的、大規模的“第三黨”，而是會進入新一輪的政黨重組。

當然，進步派還有另外一條路線，那就是主動開拓共和黨現有的部分選民，特別是產業工人和中下層階級選民，從而重建“新政”式的多數，而開拓的關鍵則在于經濟政策。這些選民失望于過去30年兩黨主導的自由貿易與產業衰落，因此在2016年選擇特朗普作為他們對經濟復興的希望。換句話說，爭取這部分選民的關鍵，就在于一套完整的經濟復興方案，也許是基建，也許是其他主動性勞工政策。這樣的方案對進步派無疑更加困難，因為它需要重新耕耘新的基層，代替原有官僚化的工會，將福利國家的概念去污名化，甚至改變現有的美國經濟結構。這才是進步派最終需要面對的政治考量，也往往是世界大多數進步派和社民政黨所面臨的難題。盡管他們的選擇我們不得而知，但進步派的確需要開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