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玟、喬任梁、高以翔……近日，用AI技術“復活”已逝明星的行為愈演愈烈，也備受爭議。在視頻評論區，有博主打著溫情的名義，趁機做AI推廣、收費服務。3月16日，喬任梁父親表示，不能接受，感到不舒適，希望對方盡快下架，“他們未征求我們同意，這是在揭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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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近幾起引發熱議的“復活”案例來看，包小柏是復活自己女兒，表示有很強烈的情感需要，遭受的爭議也最小。當有博主“復活”李玟時，爭議已經開始大量出現。雖然素材來源于公開網絡，但公眾人物就可以隨便被“復活”了嗎？

AI“復活術”并不新鮮了。此前媒體就曾報道，電商平臺已出現不少AI“復活”服務，有商家售出超400單，少則幾十元一單，多則數千上萬元。如果說，之前的AI“復活”基本還屬于家屬私人定制、無可厚非的話，現在隨意“復活”已逝明星，就涉嫌侵權了。

我國民法典第1019條規定，何組織或者個人，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偽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第994條規定，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現在，喬任梁父親明確表示反對，其權利主張就應得到尊重和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用AI復活李玟的博主，自稱是因受到粉絲請求義務做的，“只要不用做商業用途，就不會有被逝者家人追責的風險”。這顯然是一種誤判。暫且不說，視頻區的商業推廣有利用“復活”明星做營銷的嫌疑，擅自用AI“復活”他人，這既是消費逝者，也可能傷害生者。

不同的人面對被“復活”的親人，有不一樣的感受，我們并不能確定帶來的是安慰還是傷害。也正因此，更應該謹慎對待AI“復活”。正如喬任梁父親所說，這是在“揭傷疤”。把選擇權交給逝者最親近的家屬，這一點應該成為當下的共識。

其實，這一波“復活明星”的操作中，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沒來得及也無法詢問那些逝者，他們自己愿意被復活嗎？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可以立下相關遺囑，并對“復活”習以為常。但眼下這個“過渡期”，其實更考驗我們的自制力和權利敏感度。這里顯然存在一個權利排序問題：首先是被“復活”者的個人意愿，其次是其家屬，外人未征得前兩者同意，壓根沒有這項權利。

法國哲學家薩特曾說，“某一天，我的生命將會終止，但我不想讓生命受死亡之累。我希望我的死永遠不會進入到我的生活中，不要限制住我的生活，我始終希望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一個人活著時，要做自己的主人，離開這個世界后，也希望能得到尊重，能主宰自己的身體和精神。

然而，當我們得知死后可以被“復活”時，自我主宰權已經受到威脅，所以我們也需要一種確定性。

社會當然應該鼓勵技術創新發展，也樂見一些新場景、新應用滿足正當的情感需求。但一切都不應是盲目的、無序的，法律法規是不能觸碰的紅線，公序良俗和社會倫理也應得到充分尊重。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一個顯見的與AI共生、彼此融入的時代撲面而來。AI只是工具，科技沒有善惡，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使用它。在興奮和期待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足夠的審慎。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也是刻在人類骨子里的習慣和認知，很多時候，接受“復活”，或許比接受死亡更難。

在新技術應用初期，確實會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帶，法律法規和監督管理也會有滯后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一些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搶跑”。它不是一場游戲，而是一件關乎法律、倫理、人文等要素的嚴肅事件。保持敬畏，守住邊界，為了逝者，也為了活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