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系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如果沒有經貿關系的話，中美其他關系或許早就開始失控、脫軌了。恰恰因為有經貿關系的‘壓艙石’作用，中美關系總體上才比較穩定。”盡管中美經貿關系正在經歷嚴峻考驗，但是宋國友仍然對經貿關系的重要作用抱有信心。

2000年宋國友進入復旦大學學習國際關系，從學生時代對中美關系“隱約覺得重要”，到后來近距離觀察，宋國友的學術方向始終聚焦中美關系的諸多重要問題，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正是基于這種長期的學術研究和思考，宋國友才能夠更加冷靜地對中美關系作出評判。

宋國友用“諍友”來形容美國在過去四十年中對中國發展的作用。在他看來，美國在中國的發展崛起中既施加了壓力，同時也提供了可以借鑒依循的經驗。

不過，宋國友也認識到，幾十年來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心理都在發生變化，中美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模式重塑”的階段。這其中，最值得擔憂的就是中美兩國可能陷入到一種自我實現的大國沖突陷阱中去。

“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種包容式的發展格局，”宋國友說，雙方都不應該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損害對方的基礎上，而這不僅僅是實際的利益，還包括雙方心理的感知。

2006年4月，宋國友（左四）作為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參與接待來耶魯大學訪問的胡錦濤主席一行。

從不同層面近距離了解美國

澎湃新聞：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有志于美國問題、中美關系的研究？是個人的興趣使然，還是有其他特別的機緣？

宋國友：我本科是學經濟的，后來考研，考到復旦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專業。說實話，那時候只是對國際關系這個大方向感興趣，至于到底選哪個研究方向，心里沒有底。但是，我當時隱約覺得美國很重要，中美關系也非常重要。當時中美之間“炸館事件”結束不久，中美“入世”談判已經收尾，大事很多，所以我感覺對于世界格局而言，美國是中國應該關注的重點。盡管當時中美關系還不像現在，處于一種崛起國和守成國的關系架構內，但是我覺得對于中國來講，美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國家。

另外，2001年研究生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要選導師，我選了吳心伯教授做我的導師，他剛剛從美國回來不久，被譽為是國內學界研究美國的“希望之星”，所以各種因素之下就選擇將美國和中美關系作為我的研究方向。

澎湃新聞：您曾作為福克斯國際學者在耶魯大學訪學，也曾被公派到喬治城大學做訪問學者。在這期間哪些人和事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段近距離對美國社會的體驗和觀察，是否改變了您對美國原有的認知？

宋國友：復旦大學是耶魯大學“福克斯項目”（FoxProgram）在中國唯一一家合作伙伴，每年會選拔復旦1-2名學生、學者參加這個項目。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就到了非常有名的耶魯大學，研究的方向也與中美關系相關。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了解美國，對美國有了一個大致的認識。

后來2009年到2010年我又去喬治城大學訪學，喬治城大學剛好在華盛頓，華府的整個氣氛是比較偏政治性的，和耶魯大學的學術性很不一樣。智庫性的、政策性的活動特別多，非常熱鬧。所以，我就有機會去參加一些智庫舉辦的活動，和一些美國專家學者進行交流。這些經歷給我的觸動是很大的。至少讓我知道了華盛頓特區作為美國的政治首都，它的游戲規則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了美國智庫是如何去推動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中的專家是如何來進行中美關系研究的。

所以在耶魯大學和在喬治城大學的經歷，分別是從學術和政策兩個領域、兩個維度幫助我去理解應該如何研究中美關系，也幫助我更好地懂得美國國內的一套規則、機制。

澎湃新聞：2006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問耶魯大學，您曾經作為學生代表參與陪同，對于這件事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回憶？

宋國友：事前我還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我有幸作為代表。當時，我在國內參加博士論文預答辯，突然接到耶魯大學校方的電話，通知我在那個時間一定要回到耶魯。開始我以為是福克斯國際學者項目上的事情。后來才知道，耶魯校方和中方一起選擇我和另外一位同在耶魯的中國大陸學生來作為中方代表，與美方選定的兩位學生代表，一起參加胡主席訪問耶魯的相關活動，主要是一個贈書活動，有一個儀式。

活動是在耶魯的校長辦公室，房間面積不是很大，大概30多平米，里面有一張桌子。房間門口有一條紅線，只有安保和翻譯能夠進來，很多人就在門口之外。胡主席到來后和房間內參加活動的人一一握手交流，隨后又到桌子旁邊看中方給耶魯大學圖書館的贈書目錄和一些代表性著作。

當時胡主席和我握手，問我是哪里的，我回答說是復旦大學。他聽后扭頭看外面跟我說，“你看，王滬寧同志也是復旦的。”然后他又問我，做什么研究，研究什么領域之類的問題，大概聊了七八句話吧。

那次經歷之后，我就懂得，原來中美關系從最高層面，從元首外交層面，從其他的重要訪問的層面來看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除了在圖書館進行學術研究，在完成論文，以及在民間交往的層面去了解美國之外，還從一個政治的角度，近距離地了解到中美關系大致的發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2016年8月，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傅強恩（John Frisbie）到訪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宋國友參與接待。

經貿關系依然是“壓艙石”

澎湃新聞：您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美經貿關系，2017年2月，您在《利益變化、角色轉換和關系均衡——特朗普時期中美關系發展趨勢》一文中判斷，中美經濟利益之爭不至于顛覆中美關系的根本架構。眼下中美貿易摩擦不斷，您是否還堅持這種判斷？

宋國友：對，我當時是從一些角度對中國和美國的外交政策、國際定位，包括戰略走勢，進行了比較，并得出了一些結論。其中一個結論就是，經貿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發揮“壓艙石”的作用，還是能夠幫助維護中美關系的穩定。哪怕是現在特朗普對華采取了一種非常嚴厲的經濟政策，我依然認為這樣一種觀點是站得住腳的。

因為如果沒有經貿關系的話，中美的其他關系或許早就開始失控、脫軌了。恰恰因為有經貿關系的“壓艙石”作用，所以中美關系總體上比較穩定。哪怕中美經貿關系本身出現了摩擦，也仍然是經貿關系內部的摩擦，不至于使中美關系整體發生大的變動。

至于特朗普在中美經貿上屢挑事端，其實也并不是要從根本上顛覆中美經貿關系，把中美經貿關系變成一個沖突之源，特朗普政府本質上還是想調整中美經貿關系，還是一種基于既有的中美經貿關系大框架之下的調整，沒有動本。

中美經貿摩擦發展到現在，確實有一些戰略性的因素和美國國內政治的因素，包括中美經貿關系發展到新階段的一些最新特征的表現。分析中美經貿關系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從市場、經濟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另一種是從大國博弈、權力轉移以及中美戰略互動來看，也就是政治安全的角度。兩種看法都合理，應該融合起來，只從一個維度出發看不透，看不深，得出的判斷也很可能出現偏頗。

從兩個維度來看，我認為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中美關系能夠維持穩定到現在，包括未來，如果還是總體上發展當中有沖突，沖突當中有穩定的話，關鍵的一個點還是在于經貿。因為中美缺乏其他領域共同合作的抓手和基礎。奧巴馬時期，朝核問題也好，氣候變化也好，金融合作也好，全球治理也好，都構成第三方的一種合作因素。但在特朗普任內，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大為下降。

澎湃新聞：正如您所說的，分析中美經貿關系有經濟和戰略兩個維度，很多人注意到，中美貿易摩擦的背后是美國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忌憚，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的意圖就是要對中國進行戰略上的遏制？

宋國友：國內對于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分析也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的角度，一種是現實主義的、國家權力競爭的角度。關鍵問題在于特朗普目前對華經貿政策到底是為了什么？

如果美國完全是針對中國的話，那么美國就不應該在經貿領域對它的盟友同樣也采取非常嚴厲的保護主義措施，例如對日本、韓國、歐洲等。在經貿問題上，他還是想確保美國利益優先，保證美國利益，他對外是一視同仁的，并沒有單獨針對中國。

美國之所以關注中國制造業是因為認為現在如果任由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突破，長期而言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是致命的。因為按照中國目前產業布局和結構，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完全實現了從低端到高端的覆蓋的話，美國幾乎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美國要抓住這個時機來爭取維護在高端制造業的優勢，所以就鎖定這一領域打擊。

但是，完全從經濟上理解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邏輯是比較片面的，也應該看到特朗普對華政策中的戰略考慮。從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來看，幾乎把中國定位為敵人。所以美國這么做也有打擊中國競爭優勢的考慮。在目前中美這樣一種“競合關系”之下，美國的任何一個重大政策都不會只是簡單的經濟或者戰略考量，而是綜合性的。

澎湃新聞：為了防止中美關系失控，走向對抗，我們應該怎么做？

宋國友：當務之急，就是要妥善處理這一次中美貿易摩擦，讓它軟著陸。在未來，包括在戰略層面，可以做一些事情，雙方要以目前這一次互動為新的起點，來更好地、更為直接地、更為有效率地、更為抓住問題本質地進行一個戰略互動。

第二，在經貿層面，過去的模式難以為繼了，美國需要改變，中國也要改變。中美雙方在解決當務之急的貿易摩擦之后，未來可以再從長計議，勾畫出、設計出中美未來經貿關系的發展，更好地去維護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

第三，社會交流這個層面其實也很重要。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未來我覺中美關系可以在人文交往這一塊做一些事情，設立一些機制。

只要這三方面做好了，中美關系哪怕再出現一些波折，總體上不會失控，只要不失控就是好事情。歷史上像中美關系所處的這個階段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大家都知道有所謂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美能夠以戰爭之外的方式，哪怕是痛苦的方式，來協調彼此的關系，處理好彼此的關切，對于中美兩國來講，對于世界來講，都是一個好消息。

我認為要看到中美關系目前的這種摩擦性，也要看到目前這種摩擦的合理性，甚至是有利性。如果通過這次摩擦能夠讓中美之間這樣一種情緒得以釋放，能夠去構建一個著眼于未來，比如說10年或者20年的新的互動模式的話，那么這樣一次摩擦，甚至我們可以說這次貿易戰，也是有其積極歷史意義的。

宋國友參加美國商會活動

中美要構建包容式的發展格局

澎湃新聞：在過去這40年中，您認為美國在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宋國友：兩方面的角色。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美國在中國戰略崛起過程當中的積極因素。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發展的整體和平的環境，包括中國在一些重大政策領域的調整再調整，其實和美國所設立的經驗，所提供的一種模板，包括所施加的壓力是有關系的。有美國這樣一個“諍友”或者說是對手，對中國的發展從積極的角度是好的。因為讓我們知道有一種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可循，也讓我們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之下變得更好。

但同時也要看到，中美關系現在正變得越來越復雜，已經到了一個模式重塑的階段。美國對中國所形成的負面戰略壓力，對我們的干擾在不斷地增強。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幾乎完全依靠霸權蠻力去調整中美互動，而不去從一個相對客觀的歷史演進的角度去調整中美關系，對于中國的影響確實是比較大的。

只有兩方面都看到，我們才能更加客觀理性地去看待中美關系。我覺得到現在中國應該越來越有信心。用我們的能力，用我們的價值理念，去不斷塑造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這種走向并不是我們壓倒美國，或者完全以美國利益受損為代價，而是通過這樣一種塑造，讓美國能夠更加心平氣和地接受中國的崛起。如果能夠達到這樣一種階段，我覺得對于中美兩國來講，都是非常有利的。

澎湃新聞：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生了很多變化，包括兩國之間實力對比，還有合作基礎都在發生變化。您覺得，在過去的40年中，中美關系哪些方面是在變的，哪些是沒有變的？

宋國友：首先，中美實力在變化。以前中國那么弱，現在中國的實力總體上對美國是在不斷地增強。第二，心理也在變化。中國以前總的來說是一種弱國心理。另外，能力、理念、利益都在變化。按照一般的想法，變才是正常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相對不變的因素的話，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中美兩國對于彼此的戰略重要性是沒有發生變化的。在冷戰期間，有這種戰略重要性，在現在更加如此。中美關系處理得好與不好，直接影響到中美兩國未來的發展。這是我覺得在“不變”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兩國對彼此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我們常說“以史為鑒”，面對中美關系現在以及未來可能的危機和挑戰，我們能夠從過去的40年中得到哪些經驗和教訓？

宋國友：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種包容式的發展格局。雙方都不可以、不應該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損害對方的基礎上，所以是強調包容，一定要有這樣一種大的格局意識。

我始終覺得，看過去的發展，包容性的、雙方共同得益的這種雙邊關系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在實際的利益上，而且要在心理的感知上有這種印象。這是一個很大的經驗。

第二，一定要避免以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中美雙方都是核大國，整體的實力處于世界前列。如果中美兩國用一種軍事的方式來解決彼此之間的摩擦和沖突的話，兩方都是輸家，對于世界來講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中美兩國要總體上從合作的角度，而非對抗，特別不是軍事對抗的思維，去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

澎湃新聞：對于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您認為，最讓人擔憂的是什么？

宋國友：我覺得最值得擔憂的就是中美會陷入到一種自我實現的大國沖突的陷阱里去。現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這種跡象。就是中國和美國總認為對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發展地位提升，所以總是采取各種各樣手段去打壓對方。經常發生的話，給雙方的戰略心理上的影響是非常負面的。

所以怎么樣來打破這樣一種心理預期，讓雙方都能夠接觸到，其實雙方是有足夠的合作空間的。這樣一種正面的預期建立起來，中美才可能真正地談下一步的合作共贏。

澎湃新聞：您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長期從事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研究，這期間也與眾多來自中美各個方面的學者進行交流。您認為對于當前的中美關系，這種交流對于增進相互理解作用有多大？

宋國友：在特朗普時期，智庫交流、民間交流的作用確實是越來越小。因為特朗普非建制出身，不愛聽智庫、學者提供的一些意見，他相信自己的直覺。所以在美國的這種變化之下，中美智庫的交流短期作用是相對受限的。但是，智庫交流不是在乎一時一地，它本身就是內化于心的過程。經年累月，通過這樣一種長期的發展不斷地提高雙方的戰略信任程度，來傳遞這種合作的信心。從這個長期來講，智庫交流、人文交往必須要做下去，對于中美關系的穩定能起到春風化雨的作用。

我參與過多次由外交部、商務部組織的專家學者小組赴美交流。我認為，這種直接的1.5軌的交流對話，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們通過這種交流知道美方的想法、戰略思維以及其起點是什么。國際關系也需要同理心，我們能夠通過和美國較高階層的、參與到政策設定的官員、智庫學者的當面交流，更好地去理解美國。我相信，從美方的角度也是一樣的，也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中方對于某一些問題的考慮。就是通過這樣一種交流能夠增信釋疑，能夠更好地去懂得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這樣一種智庫交流以及對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能夠直接在中美兩國精英中架起一座橋梁。哪怕中美總體關系有一些大的波折，但這些橋梁存在的話，也有助于增進中美雙方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