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德寧的辦公室里擺滿了在美國政府任職數(shù)十年以來的紀念品：他和訪美外國領導人的合影、白宮總統(tǒng)辦公室裝修時拆下的舊地板，還有總統(tǒng)專機“空軍一號”機長簽名的乘機證書等等。他帶兒子去總統(tǒng)辦公室和小布什見面的全過程也被抓拍下來，裝裱好排列在桌椅邊的墻壁上。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隨處可見的中國元素。一張19 世紀倫敦制的中日地圖展現(xiàn)了一個已經(jīng)消逝的時代，一只飛虎隊飛機模型紀念了中美曾經(jīng)的密切合作，而正對著門口的北京奧運會海報則標志著當年協(xié)調(diào)小布什訪華觀看奧運會的難忘經(jīng)歷。

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白宮長期供職的經(jīng)歷讓他親歷了中美關系數(shù)十年的跌宕起伏，小布什政府與中國政府各層級官員的密切接觸尤其令他津津樂道。在他看來，建立在個人關系上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是促進中美良性競爭的關鍵，而兩國年輕人在全球化時代越走越近，也給中美關系的未來帶來了希望。

在父輩和前輩的影響下認識中國

澎湃新聞：您父親曾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傳教，您在兒時就接觸到了當?shù)氐暮Ｍ馊A人社區(qū)。這如何影響了您對中國的興趣？您的個人興趣是怎么轉(zhuǎn)變?yōu)槁殬I(yè)興趣的？

韋德寧：那時我父親所在的教會里有許多來自福建的基督徒，他們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事業(yè)有成。我會和父親一起去他們家拜訪，尤其喜歡去那里過春節(jié)，因為我會收到許多紅包。我學到不少中國文化，覺得非常有趣。上大學時，我先在密歇根大學學習中文，1975-1976年時再通過“耶魯在中國”項目到香港中文大學學習。我在香港時讀到了威廉.惠特森（WilliamWhitson）寫的一部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怎樣建立、如何贏得戰(zhàn)爭的作品。我因此愛上了研究中國軍隊。來到喬治城大學后，我在耶穌會神父塞比斯（Joseph Sebes）的指導下更新了這項研究。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看到我的研究，說可以給我一份工作。于是我就成為了中情局的一名中國軍隊分析員。

澎湃新聞： 您對1979年的中美建交有怎樣的印象？

韋德寧：1979年鄧小平來訪華盛頓時，我正在喬治城大學讀書，受邀作為學生代表去白宮參加歡迎鄧小平活動，看到他和卡特總統(tǒng)走在白宮草坪上，檢閱美國儀仗隊。他看上去很矮小，但我們都知道，他是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正在重塑中國。我之前已經(jīng)研究過他，所以他的形象和我想象得差不多，他顯然是個非常具有領袖魅力的人物，歷經(jīng)波折，也清楚自己要怎么做。那是令人興奮的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

澎湃新聞： 哪些人影響了您對中國的研究和理解？

韋德寧：許多中美關系中的重要人物都影響了我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當時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教的鮑大可（Doak Barnett）。在喬治城大學，我也上過亨利?基辛格的課，他談起和毛澤東、周恩來及鄧小平的會談，讓我印象深刻。在過去這些年中我逐漸和基辛格熟悉起來，和他成了朋友。

我從基辛格那里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個人政治在外交關系中至關重要，領導人之間的化學反應舉足輕重。即使兩國領導人沒有共同的歷史、語言甚至價值觀，如果他們能看到有利于雙方人民的共同利益，那他們的行動將改變世界。我在工作中曾旁聽過許多總統(tǒng)與外國領導人的會談，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這樣的過程，領導人之間化學反應的好壞，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

小布什總統(tǒng)很擅長這點。2006年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當天早上，我走進總統(tǒng)辦公室，在他踏上白宮草坪前最后給他做一次匯報。他對我說，“丹尼斯，今天我想做點不同的事。”我說：“總統(tǒng)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們不能做不同的事。”他說：“不不不，通常我會和對方領導人的妻子坐在同一桌，而對方領導人會和我妻子坐在同一桌，但我想在午餐時和胡錦濤好好談一談，所以我想坐在他身邊。”所以我們不得不全部重新調(diào)整，說服中方同意。這后來成為關于朝鮮問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對話。會談后，胡錦濤派特使赴朝，與朝鮮領導人會面，其中就談到了與小布什午餐會上討論的一些內(nèi)容。

韋德寧（右一）在白宮與胡錦濤夫婦及小布什夫婦合影。

小布什和他父親都明白建立私人關系很重要，我認為中國領導人也欣賞布什父子的這個特點。不少中國人來華盛頓和小布什會談時，也會北上去緬因州的肯納邦克波特看看他父親。一次訪問就能面見兩位美國總統(tǒng)，這也有利于中美關系的發(fā)展。

世紀之交歷經(jīng)風雨：“不打不成交”

澎湃新聞：您曾親歷過中美關系史上的許多大事件，能否談談您在處理“炸館事件”中的經(jīng)歷？

韋德寧：那是中美關系中極其艱難的時刻。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五晚上，我剛下班回家，想開一瓶紅酒放松一下，卻接到了中情局行動中心的電話。電話里說：“你聽了肯定不會相信的，我們不小心轟炸了中國的大使館。”我馬上趕回辦公室，試圖弄清楚怎么會發(fā)生如此可怕的錯誤。我熬夜讀了可以找到的所有資料，以便向局長匯報發(fā)生了什么。盡管我知道有些中國人認為美國是故意為之，但我讀了所有資料，并且相信這并非故意，而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悲劇性錯誤。

當然，我們需要面對中國人民的怒火。我的辦公室里就有這樣一張照片，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北京的大使館里，憤怒的人們向大使館投擲石塊和顏料。我們兩國最終達成協(xié)議，美國賠償了遇難者家屬，但當時形勢確實非常緊張。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國和美國是怎樣走出類似的危機的？

韋德寧：我一直相信，如果我們能妥善處理小型危機，那就可以建立某種戰(zhàn)略信任，所以小危機不一定都是壞事。

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是小布什政府遭遇的第一場危機。最終我們達成了協(xié)議，美國的飛行員回了家，中國還歸還了我們的偵察機。通過這起事件，我認為布什總統(tǒng)實際上學到了如何與中國打交道，他與中國建立了更多信任，明白了可以和中國互相諒解，中國也會信守承諾。

在中國有句老話，“不打不成交”。我認為有時的確如此。在中美關系中，我已經(jīng)目睹此類事件多次發(fā)生。有時不得不對對方發(fā)火，而友誼卻會隨之產(chǎn)生。

我一直認為，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其實非常相似，都非常勤勞，重視教育，并且都很有幽默感。因此我認為我們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化學反應。這在其他一些文化中是非常困難的。比如美國文化和俄羅斯文化就截然不同，俄羅斯人和美國人有時很難交朋友，但我注意到中國人和美國人很容易成為朋友。

澎湃新聞：小布什總統(tǒng)上任前將中國稱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人們對中美關系一度感到悲觀。那樣的緊張關系是如何得到減緩的？

韋德寧：我先講一個故事。我第一次見到小布什總統(tǒng)時，他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剛剛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tǒng)候選人。候選人可以聽取情報簡報，所以我就被派往他在得州韋科市的農(nóng)場別墅。當我們在那里見第一面時，我在他的墻上發(fā)現(xiàn)了兩張“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海報！我跟他說：“布什州長，這不符合您的形象。您給人的印象是不喜歡中國。”他說：“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我父親在擔任駐華聯(lián)絡處主任時，我就去過中國。我在北京度過了一個夏天，并從此被中國吸引。”

后來我在為他工作時發(fā)現(xiàn)，他實際上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盡管共和黨對中國立場強硬，他自己的看法卻是中美需要變得更加緊密。

韋德寧在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引薦下與胡錦濤握手。

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布什總統(tǒng)總是非常直率。2001年在上海舉辦的亞太經(jīng)合組織峰會上會見江主席時，他直接說道：“我會提出讓您不高興的議題。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每次見面都會向您提及宗教問題。我知道您不一定同意我的觀點，這沒關系，但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可以互相坦誠表明自己觀點的關系。”我覺得布什總統(tǒng)的這種風格非常有效，因為中國人都知道他不會講所謂的“客氣話”，而是會有話直說，他也希望中國人能對他有話直說。

澎湃新聞：布什總統(tǒng)在2008年到北京觀看奧運會，成為中美關系中難忘的回憶。當時他是怎么決定來中國的，有沒有遇到阻力？

韋德寧：是的，當時在布什政府中有一些和總統(tǒng)關系非常密切的人勸告他不要去北京奧運會，但他最后還是去了。這是個有趣的故事：

2005年布什總統(tǒng)要訪問北京，這之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問我能否為總統(tǒng)的北京之行安排些不一樣的、更有趣的事。

我和屬下討論后，意識到總統(tǒng)喜歡騎山地車，就給雷德（Sandy Randt）大使打電話，問他能不能安排總統(tǒng)和中國奧運自行車隊一起騎車。但當時自行車道還沒建好。我就問，能不能請中方幫個忙，在總統(tǒng)來訪前建好自行車道。中國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來準備，讓布什總統(tǒng)得以和中國隊一起騎車，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體驗。自那以后，他就說他想去奧運會。

2005年11月20日，中國北京，時任美國總統(tǒng)布什在奧運基地與中國自行車隊員一起參加訓練。視覺中國 資料

2007年，總統(tǒng)在澳大利亞悉尼APEC峰會上和胡錦濤進行了私人會談。總統(tǒng)告訴他，國會將要給達賴喇嘛頒發(fā)金質(zhì)勛章，總統(tǒng)都必須到場參加這樣的儀式。“我知道您不同意，但讓我告訴您另一件事。”他說，“我會來北京奧運會，因為我想為美國運動員加油，也想支持我們的關系。”

在那之后，每次某個顧問勸阻他不要去出席北京奧運會，他都會說：“我已經(jīng)在APEC峰會上向胡主席保證過要去，所以我會去。”他從來沒有動搖。

他去奧運會也有政治考慮，希望和中國領導人建立聯(lián)系。他很想見當時的副主席習近平。習近平當時是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布什總統(tǒng)與他見面并感謝他為舉辦這場奧運會所做的工作。那是美國總統(tǒng)第一次與習近平會面，我們這些與會者都很激動。我記得他們一直在談奧運會，談起哪個國家會得到更多金牌，還聊了美國籃球隊。

2008年8月8日，中國北京，小布什接見美國奧運代表團。視覺中國 資料

澎湃新聞：現(xiàn)在美國把中國視為戰(zhàn)略競爭者，與小布什上任前對中國的定位有何區(qū)別？

韋德寧：這確實不一樣，因為現(xiàn)在中國處于不同的位置，美國也處于不同的位置。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自己的發(fā)展模式越來越自信，而美國則失去了一些自信。我認為美國人過于擔心，應該更加自信點，因為坦白說我認為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我認為美國的創(chuàng)新能力，比如我在這所校園、在我兒子和他的朋友們身上看到的那種蓬勃的動力，讓我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美國需要放下金融危機造成的一些影響。

收入分配不均是美國亟待解決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多年沒有改善，而美國上層階級的生活卻大大提高了。我們需要想辦法確保貿(mào)易和全球化能讓美國藍領工人和中產(chǎn)階級受益。如果我們做到這點，和中國的關系就會改善。

中美政府各層級加強私交有助溝通

澎湃新聞：近來，許多美國專家就對華“接觸政策”進行了辯論，您對此怎么看？

韋德寧：我不理解這場辯論。有些參加辯論的人說，接觸政策是想把中國變成美國，通過和中國進行經(jīng)濟接觸，試圖把中國變成和美國一模一樣的多黨制民主國家。我從沒有這么想過，也從不相信這點。

我相信的是，如果中國強大、穩(wěn)定、能夠養(yǎng)活自己的人民、給自己的人民更高質(zhì)量的生活，那會比貧困的中國更好。中國政府也確實使超過1億人民脫離了貧困，這是個重大的變化。我認為那些批評者忘記了這一點。

我的目標從來不是把中國變得更像我們。我在周圍有很多中國人的環(huán)境中長大，所以我知道中國人永遠會是中國人，他們不會變成美國人。我們對中國的接觸不是試圖使其變得和我們一模一樣，而是讓中國參與國際秩序，中國也確實這么做了。

當前讓我覺得非常諷刺的是，中國正在支持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而特朗普政府則在無視世貿(mào)組織。我同意他們所說的互惠貿(mào)易需要公平，但我們不能阻止全球化，這就像試圖阻止海潮浪涌，不可能做到。如果我們需要改變世貿(mào)組織的規(guī)則，那就去改變，但不能假裝我們都可以變成本土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美的戰(zhàn)略競爭或者戰(zhàn)略對立變成一種現(xiàn)實了嗎？

韋德寧：確實存在為爭奪影響力的戰(zhàn)略競爭。但競爭有不同種類。拿體育舉個例子，足球賽中每個人都根據(jù)規(guī)則來踢球，裁判可以出示紅牌把犯規(guī)者罰下，這是友好的、良性的競爭；與之相對的是拳擊，它的目標是把對方擊敗，讓對方倒地失去意識。我們需要確保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更像足球賽而不是拳擊賽。兩個大國間的競爭可以是很正面的，讓你變得更好更強壯。所以我認為，不應該說中美間的競爭就是壞事，而應確保競爭是良性的。

澎湃新聞：您認為兩個國家可以怎么做來保證這是一場健康的競爭？

韋德寧：我在喬治城大學做的項目之一是關于戰(zhàn)略信任和戰(zhàn)略懷疑。我認為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懷疑太高了，需要降低。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努力，答案依然是坦誠對話，領導人之間的化學反應，兩國高層官員之間的個人友誼也是答案的一部分。

戰(zhàn)略對話是一個很好的渠道。當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開啟戰(zhàn)略對話時，和他的中國伙伴一起待了幾天。當內(nèi)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參與對話時，他拜訪了戴秉國在貴州的故鄉(xiāng)。這很重要。因為如果了解對方，那就更容易處理問題和危機。

比如2008年發(fā)生金融危機時，保爾森（Henry Paulson）給誰打了電話？王岐山。他們曾經(jīng)一起創(chuàng)建了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建立了友誼。所以當保爾森和他討論美國金融危機時，王岐山很愿意與他溝通，因為他們互相理解，有一定程度的戰(zhàn)略信任。

我在白宮任職時，現(xiàn)在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正在駐美大使館擔任公使，他和我處于同一級別，所以我們一起共事的時間很多，我們有時也爭吵，但我們建立了非常好的個人關系，如今我仍把他視為朋友。

澎湃新聞：在當前美國對中國有許多懷疑的時候，您認為還有可能建立這種戰(zhàn)略信任嗎？

韋德寧：如果雙方能互相進行坦誠的討論，那就可以降低懷疑，達成一致。這需要能夠私下討論，而不是全部公開。用擴音器進行的外交永遠不會成功。

中美關系是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雙方都需要明白，我們得小心謹慎，互相尊重，坦誠地面對困擾。這就像婚姻一樣。在婚姻中，如果你不和配偶交談、商量你們之間的問題，那你們只會感到對對方越來越憤怒。所以心理治療師會建議雙方交談，傾聽對方的話，而不是單純指責對方做錯了什么。

我認為我們當前遭遇的問題有一部分就是我們指責對方做的事情，但卻沒有好好傾聽對方。

澎湃新聞：在過去10年，中美軍方的接觸越來越多。您認為兩軍關系最大的障礙是什么，兩國在過去是如何越過這個障礙的？

韋德寧：軍隊是保密性很強的機構，要建立一支有效的軍隊，就需要有一些事情是對方不知道的。這不像經(jīng)濟，在經(jīng)濟問題上，你們可以對彼此在一切事情上都非常開放。但在軍事上，雙方都不想給對方看到所有的東西，透明度的問題導致建立兩軍關系很難。

坦白來說，我認為中國軍隊有很長一段時間對自己的設備感到有點窘迫。當美國人說“我們想看看你們的設備”時，中方會感覺自己沒有很多可以展示的東西，尤其是他們來美國看到了美軍的情況后。現(xiàn)在這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中國有了航空母艦、現(xiàn)代艦船和現(xiàn)代戰(zhàn)斗機，中國軍隊對自己更加驕傲了，因此也更愿意進行互訪。這是個很大的積極變化。

中國還在世界各地維和行動中扮演了更大的作用，索馬里海岸外的反海盜行動也很有幫助，因為我們兩國海軍需要協(xié)同工作面對相似的挑戰(zhàn)。

韋德寧和來自中美兩國的學生們在一起。

中美年輕人越走越近可帶來希望

澎湃新聞：過去我們常把經(jīng)濟紐帶和學生交流視為穩(wěn)定中美關系的基礎，您認為這個基礎是否受到了挑戰(zhàn)？除此之外，中美還有哪些合作的領域？

韋德寧：不，我不這么認為。中國市場正在擴大。中國的中產(chǎn)階層正在增長，對美國產(chǎn)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在增長，所以美國對中國的貿(mào)易會繼續(xù)增長。比如美國的漫威電影、特斯拉電動車等，在中國非常受歡迎。所以當一切看起來很黑暗時，我們必須記住，中美在某些方面正越來越接近，美國還有許多可以提供給中國的東西。現(xiàn)在“美國第一”的言辭非常強勢，有些可能是特朗普總統(tǒng)為了迎合在美國的基本盤和國內(nèi)政治，我要提醒中國人不要對他的一些話太過認真。

我認為中國學到的一件事情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在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它就像美國一樣有責任試著解決世界上的一些問題。中美兩個大國可以合作協(xié)助解決許多問題，比如維和、減少貧困、應對氣候變化等。

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工作之一是資助中國學者和喬治城大學的學者共同合作。我們醫(yī)學院的學者在和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國的其他大學合作應對流行病問題、發(fā)展中國家的氣候變化問題等。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jīng)濟體，有責任嘗試解決許多全球議題。

韋德寧和來自中美兩國的學生們在一起。

澎湃新聞：您認為過去40 年來的中美關系對我們最大的啟迪是什么？

韋德寧：最重要的一課是，我們會經(jīng)歷艱難的時期，這個雙邊關系處理起來并不是最容易的。我在白宮工作時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在中美關系上沒有自動駕駛系統(tǒng)，你不能像開飛機那樣打開自動駕駛，飛機就會航行，中美關系需要持續(xù)的照顧和關注。

我們很容易對對方產(chǎn)生疑懼，擔心對方所做的事情正在傷害自己。我們需要注意不要為此而擔心。坦誠的人際交往、領導人間的互相理解、共同相處非常重要。我們之間存在語言障礙，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來溝通，但總體來說我心懷希望。

澎湃新聞：您當前對中美關系最大的擔憂是什么，最大的希望又是什么？

韋德寧：我最大的擔憂是臺灣問題。我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如何改變對臺政策。他們應該非常謹慎和透明行事，這樣才不會讓北京感到驚訝。1995年李登輝訪問康奈爾大學，讓北京吃了一驚，導致了一場臺海危機。現(xiàn)在，“臺灣旅行法”為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挑戰(zhàn)發(fā)出了警告信號。

我最大的希望是兩國的新一代。我指導了一個活動，挑選5名中國學生和5名美國學生一起討論極具挑戰(zhàn)性的話題。我從中發(fā)現(xiàn)，他們天生就是全球主義者。他們生活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生活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通過手機，可以到達世界上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們這一代不像他們這么全球化。我們的學生明白，他們是美國人，但他們也是地球公民。他們到處旅行，見多識廣。來這里的中國學生也是一樣。我認為“千禧一代”面向世界，比老一輩更能理解為什么我們需要想辦法成為朋友、為什么我們需要進行良性的競爭。這正是我對我在喬治城的這些青年學生們的未來所寄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