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系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81 年，17歲的蘇州少年朱鋒機緣巧合地開始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學習。彼時，中美兩國之間交往正變得日益活躍。北京大學里的中美學術交流氛圍濃厚，令他認識到美國是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切入點和背景因素。

1991 年，朱鋒博士畢業后留在北大任教，不過他很快感覺到國內學術訓練還有不足，于是開始尋找繼續學習的機會。從北京到香港，從日本到英國，后來又到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用他自己的話說，“逮著機會就往外跑”。在這樣的背景下，朱鋒的學術生涯與中美關系的成長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

對于過去幾十年的中美關系，朱鋒保持著一種相當公允客觀的態度。在他看來，過去40 年，美國因素是影響中國發展最大的國際因素。中美互動的過程，不僅是過去40 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義的活動，而且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于當下和未來的中美關系，朱鋒不無憂慮。在他看來，隨著中國力量的增長，美國對中國的心態已然改變，害怕失去世界主導地位的美國日益對中國崛起的勢頭感到擔心。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關系已經不能簡單地以問題為導向來界定合作或沖突點，而是在多個領域既有競爭也存在共生共存的依賴關系。因此，我們需要冷靜、清醒、客觀、科學地看待兩國關系，不僅要看到其中的國際權力結構因素，也要在雙邊互動中更加靈活。

治學四十載，與中美關系同行

澎湃新聞：您1981 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習，當時是怎么想到去學國際關系？后來為什么把美國作為自己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

朱鋒：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更多的是想要學文史哲，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后，未來的發展肯定更多地需要政經法等實用的社會科學人才，所以當年我的第一志愿報的是北大經濟學。機緣巧合的是，那年來江蘇招生的老師把我調劑到了國政系。剛進北大的時候我還考慮過轉系，但是學習了一段時間以后，我覺得國際政治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學科，所以我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可以說，這是一種命運的選擇，我就這樣留在了國政系。

后來自己的研究興趣跟美國有關，我想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是，80 年代來北大做訪問學者、教英語的外教，都是美國的訪問學者和教授。加上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對知識的渴求非常旺盛，如饑似渴地學習，而那時和中國進行學術交流最多的，恰恰又是美國教授，所以我們受這些來訪的美國教授的影響很大。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碩士論文是關于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1982年中美發布《八一七聯合公報》，臺灣問題當時是影響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后，我一直對美國的東亞政策、美國外交、安全、軍事戰略關注比較多。博士畢業后，我更多地關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因為對中國來講，整個發展進程中的外部安全挑戰，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或者說如何去化解與美國在地區政治，包括國家的軍事安全能力發展中的各種安全議題。

所以這么多年來，我的研究一方面以地區安全為重點，另外一方面，美國又是最重要的切入點和背景因素，是中國不得不去面對的一個最重大的國際挑戰和壓力。

朱鋒（左三）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活動上談中美關系。

澎湃新聞：您后來也到美國的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去訪學，包括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等，當時是什么讓您產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朱鋒：我記得大學時看過央視播出的一個片子，印象特別深，片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紹美歐日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工業化程度、社會秩序等等。從這種紀錄片中所感覺到的美歐日發達國家與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完全不一樣。我們那一代大學生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影響下，有一種強烈的意識，就是追求知識的精神渴望，去探求中國落后的原因。所以，打開國門以后，意識到中國和西方之間巨大的差異，是激發我們去學習、去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動力。

讀完博士留在北大工作以后，我強烈地感覺到國內接受的學術訓練確實有限制和缺陷：一是文獻閱讀量不夠，二是語言訓練不夠，三是對國際關系學科的基本范式和理論掌握不夠。所以我就開始想各種辦法出境學習，先后到香港及日本、英國、美國去進修，能逮著機會就往外跑，去練外語、讀文獻，把自己投身到更高水平的學術環境中。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學的時候，老一輩的學者如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義（Ezra F. Vogel）等都在，還有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去聽他們的課，一有問題就去探討，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經歷。

我的個人成長經歷很有意思，反映了80年代初那一代大學生求學的一個代表性經歷。我是國內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國際關系博士，后來感到有欠缺，又抓住機會彌補短板。所以說，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反映了中國這40年來的變化過程，與中國這40年的改革開放非常契合，與中美關系這40年的發展也高度契合。

澎湃新聞：您多次參與或組織中美之間的一些“二軌”對話，您覺得這些“二軌”對話對中美關系有什么樣的作用？

朱鋒：通過兩國的學者和一些退休的官員來對一些重大議題進行更加深入、靈活、開放的探討，“二軌”對話可以進一步培育和發展兩國政策領域的智庫、研究機構之間緊密的合作關系；最重要的是，“二軌”對話的成果可以形成政策建議，去影響政府和社會，或者倡導某種觀念和方法。所以，在促進中美兩國合作交流，特別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避免錯覺誤判方面，“二軌”對話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

我參與了傅瑩大使主持的《中美智庫研究報告》，美方由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總裁何幕禮（John Hamre）和資深研究員麥克?格林（Michael Green）等牽頭，該報告非常有影響力。我還主持了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中心關于海上安全問題的對話機制，以及中美海洋安全“二軌”對話等。另外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去參加美方組織的各種“二軌”對話。

作為一個學者，特別是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要靠接觸、對話才能形成真實客觀的判斷和了解，才能更好地進行實證研究。任何良好的政策研究，一定要有良好的學術和理論研究作為支撐。同時，好的學術理論研究一定需要有政策研究實證的深厚經驗。可以說，學者參與“二軌”對話本身就是做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美國是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大國際因素

澎湃新聞：回顧中美建交40 周年的歷程，哪些事情可以真正稱得上是中美關系中的轉折？

朱鋒：從我們這代人的理解來講，1979年中美建交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80年代我在北大求學時，很多美國學者都到中國來，他們不僅是要做中國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也很有興趣。

另外一個轉折就是冷戰的結束。冷戰結束后，關于中美關系的去向產生了很多的疑問。但那個時候中美雙方政治和社會基礎都比較牢固，經歷了八十年代末的短暫波折之后，老布什政府很快做了調整，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訪問北京，雙方關系又重新開始趨向穩定。其實當時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的辯論已經展開，布魯金斯學會的何漢理在1992年出版的《非友非敵：90年代的對華政策》（Neither Friend Nor Foe）一書就對冷戰后人們對中美關系的認知和定位有很重要的分析。

整個90年代，中美關系經歷了一個新階段。在后冷戰時代，克林頓政府希望借助接觸政策更好地推動中國變革，讓中國變得對美國友好，并在地區安全和全球事務中都有所貢獻，進而從中美關系中受益。所以，在中國“入世”問題上，美國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引導者角色，也扮演了施壓者的角色。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也出現不少問題，但是總的來講，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對中國來說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合作方，還是一種重要的壓力來源。合作和壓力產生的作用都是雙重的，一方面當然給中國帶來挑戰，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拖著拽著讓中國向前走。

“9.11”事件使小布什政府扭轉了其上臺之初的對華強硬政策，將恐怖主義定性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與世界主要國家組成反恐聯盟。

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雙方就如何共同推進全球和地區反恐產生了廣泛共識，對中美關系帶來了一些新的活力。在此之后的兩個重要事件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奧巴馬上臺以后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過去40年，美國因素是影響中國發展最大的國際因素。中美互動的過程，不僅是過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義的活動，而且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美關系，也注定是一種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我們一定要看到，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有維護這種“一超”地位的決心。因此，中國今天在處理對美關系的時候，同樣需要更新我們的思路，要具備新的戰略高度，對于中國未來的利益目標要有整體的規劃。

澎湃新聞：90 年代到現在，中美關系經歷了很多危機事件，在危機處理方面，您覺得中美雙方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朱鋒：在危機處理方面，我覺得有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如果出現不測事件，雙方還是要冷靜，避免過激的行為，避免誤判。危機出現后，靜一靜緩一緩很重要。

第二，要有及時有效的溝通機制。2001年空中撞機事件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訓，沒有預先設計好相關機制，沒有迅速介入危機處理。

第三，未來危機可能出現的性質、范圍、影響大小，都會和前幾次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一定要預先有“二軌”對話或軍事交流合作管道。

2001年中美在南海海上力量對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但今天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空中軍事力量對比有比較大的改觀。在中國軍事能力取得實質性長足進展之后，如果再發生類似的空中撞機或者海上撞艦，這種危機事件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我們怎么去預判今后可能會出現什么危機？危機發生后第一時間該作何反應？如今的情況與20年前“炸館”和“撞機”事件相比都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認為現在處理中美危機更需要雙方保持溝通和交流的渠道，能夠有一些熱線電話。同時，作為第一反應，雙方仍要繼續強調自律、克制。

中國崛起后導致的中美結構性矛盾亦非無解

澎湃新聞：您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的不可降服，是美國最大的心病”。中美之間的種種摩擦可以歸因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嗎？

朱鋒：美國的戰略選擇是一定要保證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所以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擔心，不只是對中國軍事能力的擔心，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勢頭，看到了中國在未來10年到20年間有實質性縮小和美國實力差距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國對于今天中國政治的判斷。美國覺得現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可能真的是在瞄準美國。不是簡單的追趕美國，而是要超越美國，有著“勃勃野心”。

所以，從去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到《國防戰略報告》以及《核態勢評估報告》，美國擔心或者恐懼的不只是今天的中國，而是擔心中國力量崛起會使得美國失去其在國際關系中的主導性地位，失去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講，與其說美國是在擔心中國，不如說美國是在擔心自己，這恰恰也是國際關系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利益競爭關系。

美國這次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稱作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其實并不是美國對中國定位的一個巨變，這個過程從2000年以后一直都在延續。但是，報告把中國稱為“修正主義國家”，這是第一次。“修正主義”在國際關系中是指一個國家違背原有的條約承諾，想要改變領土現狀，甚至不惜通過戰爭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把“戰略競爭者”和“修正主義國家”放在一起，代表了美國對中國看法在觀念上和戰略上的根本變化。

澎湃新聞：隨著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崛起，未來中國和美國該如何互相調整各自的位置和行為，達到一種平衡？

朱鋒：中國軍事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崛起確實很快，但美國又不愿意收縮自己在太平洋的勢力范圍和影響程度。奧巴馬就曾稱自己是“太平洋總統”。美國現在不僅不愿意收縮，而且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動向高度懷疑，積極著手對中國進行新的防范戰略，就是“印太戰略”。美國要著眼“印太”這個更加廣大的地理概念，來實現進一步防范中國的目的，必要時遏制中國的地緣戰略目標。

對于未來的海上形勢到底會有什么樣的急劇變化，或者說將出現什么新的危險性因素，是中國現在對美研究必須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所以四年前我離開北京大學，到南京大學來主持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也是因為我在學術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預判，就是中美已經不可能再打一場地面戰爭。隨著中美雙方在遼闊的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不斷成長，中美如何更好地和平相處，避免新的地緣戰略分裂和地緣政治競爭甚至對抗，這還是一個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歷史上也沒有先例。所以中美在西太或者印太地區的海上安全問題，是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也是我現在努力在做的研究工作。至于到底怎么去避免出現對抗，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這確實是未來20年中美關系最大的戰略挑戰。

朱鋒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活動上發言。

澎湃新聞：過去我們常說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穩定器”， 現在卻已成為中美摩擦的一個焦點。未來中美新的合作領域在哪里？

朱鋒：今天的中美關系不是簡單地以問題為導向，來確定什么是中美關系的緩和因素，或者什么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中美今天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國際體系中，“老大”和“老二”的關系常常是最復雜、最敏感、最具有沖突性的關系。所以如何去穩定未來的中美關系，不能簡單地靠以前的一些經驗，因為現在中美在經貿領域競爭性也在上升。

但是，當今的中美關系面臨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現實，這也是中美關系復雜性的背景因素。中美在經貿、社會、文化、教育，包括在外交和政治方面都有難以避免的相互依賴，這種相互依賴還在深化。今天不管全球化出現了什么樣的挫折，國際體系向全球體系發展的進程是不會被改變的。

所以，今天中美關系不能簡單地說是悲觀還是樂觀。中美關系不斷發展，既有傳統地緣戰略意義上的競爭沖突，又有全球化時代共生共存關系的依賴加深這些因素，它導致了從政策、社會心態，到戰略等很多具體的變化，我們應有足夠清醒、準確、科學、客觀的判斷。

因此，我們今天對中美關系的研究不能簡單地去重復一些歷史的經驗，要根據當今全球和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新現實，給中美關系提供新的診斷，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政策認可的解決方案。

澎湃新聞：您對未來的中美關系有哪些期待和擔憂？對中國的中美關系研究的發展有什么期望？

朱鋒：作為一個學者，我們對中美關系的學術研究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也反映了我們這代“60后”學者對于整個國家未來的一種思考和擔心。今天中國所有的工作，說到底就是統籌國內建設和對外關系的兩個大局。而對于一個崛起的大國來說，它的戰略挑戰或者崛起進程發生根本逆轉的原因，往往是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出問題。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中美關系研究不僅僅是要穩定兩國關系，更深刻的一個話題是，在未來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整體發展變化過程中，我們究竟將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做什么樣的戰略設計和調整，讓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可以延續下去。

因此，未來的中美關系到底怎么發展？美國研究應該怎么做？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我們要科學、客觀、準確、清醒地解讀美國因素對中國方方面面的影響和沖擊。雖然我主要研究中美海上安全，但我也非常關心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思考它未來可能對政治和安全帶來的影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歷史上大國對抗常常是起因于經濟、市場和貿易的沖突。其實中美就是一個整體，需要我們有一種高度的戰略透視力來觀察這層關系。

第二，我們必須面對的是今天中美關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美國不僅經濟實力是第一，在科技等方方面面都領先，最重要的是美國還有強大的同盟體系。所以，我并不覺得中國崛起已經開始實質性地改變中美力量對比。因為，判斷國家間力量對比的不僅是兩國的實力，同盟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中美關系的研究需要超越中美關系。我們需要穩定中日關系、中韓關系，需要穩定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需要去改善和印度的關系。越是要穩定和發展中美關系，中國越是要在周邊外交有作為。我們周邊外交越有作為，周圍的鄰國對中國就越信任，美國可以牽制中國的戰略抓手就越小。

第三，中美關系是一種互動關系。如果我們覺得美國人不好，那首先我們要問問自己好不好？如果我們要求美國人對中國好一點，我們也要問自己，能不能對美國人好一點？如果我們要讓美國對中國的擔心下降，同樣要問我們能不能去有效及時地回應、建設性地引導，甚至調整自己，來應對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