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系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回顧中美關系四十年，兩國有過交往停滯的“寒冬”，有過打破堅冰的“暖春”，有過密切合作的“盛夏”，也有過危機四伏的“涼秋”。

時值九月，上海已是一陣秋雨一陣涼的時節，中美關系似乎再次步入“多事之秋”，令兩國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在這樣一個秋日的午后，我們迎來中國社科院資深美國問題專家倪峰老師，解讀中美關系四十年風云變幻。

一份《參考消息》點燃對國際局勢的好奇之心，一本《光榮與夢想》打開對美國社會的認知之門，從西北大院工人子弟到京城學府天之驕子，再入國家智庫成為頂尖學者，倪峰親歷中國社會巨大變遷、中美關系跌宕起伏。一個多小時的訪談，倪峰從個人經歷中揭示大歷史，從智庫視角觀察大外交，從現實紛爭中思考大戰略，為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大智慧。

美國初印象：從銀幕上的總統到社會實錄書刊

澎湃新聞：1979 年中美建交，您當時還處于青少年時期，對此是否還有什么印象？對外部世界的變化有什么樣的感受？

倪峰：中美建交的時候，我才16歲不到，對外部世界還處在比較懵懂的狀態。如果說對中美關系的最初印象，可能是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我是軍工廠的子弟，工廠每周六晚會放一些電影，在電影播放之前會放新聞簡報，就是把國內發生的重大事情做一個簡報，比如說毛主席會見了誰、做出了什么指示等等。我記得毛主席會見尼克松的新聞簡報在一段時期內被不斷播放，尼克松可能是我在影像中見到的第一個美國人。總體而言，我在青少年時期，對中美關系并沒有多少了解，也沒有想到后來會從事研究中美關系的工作。

1978年底，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在時間上和中美建交是重合的。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了我一個非常強烈的“刺激”。我在上小學和初中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文革”階段，我們名義上是在上學，實際上是在學工、學農、學軍，在課堂的時間很少。“文革”的時候，我們對外部的世界幾乎沒有了解。1978年以后，中國的社會狀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大家突然感覺到，周圍的人對知識有非常強烈的渴望。新華書店開始賣各種解禁的書，我每次和父親去書店就像是過節一樣，會買大量的書回來，這么多知識突然出現在面前，感覺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這種氛圍和小學、初中的時候是很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當初為什么報考北大國際政治專業？何時開始對美國有了較為系統的認識？

倪峰：報考國際政治專業是因為我的個人愛好。小時候，我們家鄰居是一個中層干部，中層干部在“文革”的時候可以訂閱《參考消息》，上面刊登的都是國際問題，我看過兩次后覺得特別有意思，于是這份報紙成了我每個星期的期盼。鄰居老先生把《參考消息》拿回來之后，我就坐在他們家門口看。由此，我對國際問題產生了興趣。后來高考成績還不錯，于是就報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國際政治專業。

大學的時候，從認識美國的角度來看，對我影響非常大的是在圖書館看到的一本書—美國記者威廉.曼徹斯特的著作《光榮與夢想》。這是一本非常厚的書，作者將從大危機時代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的各種變化描述得非常生動有趣，在我面前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甲殼蟲在美國的風靡、反戰運動等等，很多現象在我原先看來是不可想象的，讓我感受到美國社會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這本書讓我對美國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

倪峰在北大門口留影。

研究路起航：從未名湖畔學府到張自忠路智庫

澎湃新聞：大學畢業后，您是如何走上了美國研究的道路？

倪峰：北大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國社科院工作，一開始是在西亞非洲研究所的非洲經濟室。有一次，我去中國社科院的總部辦事，碰到了我在北大讀書時的班主任王緝思老師。王老師告訴我，他已經調到了社科院的美國研究所。后來，在他的建議和幫助下，我調到了美國所，從此開始研究美國問題。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沒有人對我的影響能夠超過王緝思老師。從我進入美國所開始，就是王老師帶領著我研究美國問題，后來我又跟著他讀了博士。王緝思老師是我近20年的導師，我的幾乎所有研究都是在他的指導下做出來的。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您個人的職業發展、研究歷程和中美兩國關系發展之間的關系？

倪峰：我剛調到美國所的時候，先是在辦公室做一些雜事。當時有一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1989年以后，中美之間官方的交往基本上已經停滯，兩軍的聯系也中斷了。但是作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兩個國家，中美的軍隊不能沒有聯系。我們社科院美國所就承接了一項工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美國軍隊之間建立第二軌道的聯系。來美國所不久就做了些接待工作，當時我帶著十幾個身著軍裝的美國軍官出現在社科院大樓的時候，感覺周圍的人還是很詫異的。

從這個事例中就可以看到美國所在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美國所是研究美國的一個重要學術機構，另一方面，美國所也是中美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尤其是在中美關系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我們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第二軌道”的作用。美國所很多研究人員都從不同方面參與了中美關系發展中的許多重要事件，這對我們的研究也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

澎湃新聞：社科院美國所作為中國最頂尖的涉美研究智庫，為中美關系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智力支持，這方面的例子是否可以和我們分享？

倪峰：我想舉兩個有關臺灣問題的例子。一個是李登輝訪美，1994年年底到1995年年初，臺灣方面在運作李登輝訪美，但是美國方面給中方的承諾是這件事不可能發生，而且是美國時任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親口作出的承諾。在李登輝訪美這件事情上，臺灣方面沒有通過美國的行政部門去做工作，而是通過國會進行了運作。我們美國所對此作出了預警。李登輝的訪美事件，促使我們對美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型，即一方面要研究美國的行政部門，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國會研究。我們設立了很多研究項目，專門去美國，采訪美國的國內政治問題專家，我也參與了其中的很多項目。

還有一件事情是在2003年。當時臺海形勢非常嚴峻，陳水扁要搞“公投”，試圖在法理“臺獨”上邁出重大一步，已經嚴重挑戰了大陸方面的容忍程度。當時，王緝思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即一方面我們要為軍事方案做切切實實的準備，另一方面也要把這種意圖非常清晰地告訴美國人，讓美國人意識到陳水扁這樣做的嚴重性。后來，由王緝思老師帶領一些學者前往美國，訪問了哈佛、大西洋理事會等機構，和美國學者做情景模擬，模擬如果臺海發生了軍事沖突，中美兩國如何互動，互動的結果是什么？為了保證結果的可靠，我們安排了多次模擬。當模擬到第二次的時候，我們發現兩次的結果是一致的，都是局勢失控，爆發核戰。這個結果非常清晰地擺在了美國人的面前，他們要么選擇核戰，要么選擇管住陳水扁，答案顯而易見。

當時也剛好遇到第二次朝核危機，美國需要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提供幫助。2003年年底，溫家寶總理訪問美國，和小布什總統召開了一個聯合記者招待會。在會上，小布什總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標志著美國對臺政策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他說，臺灣地區的領導人試圖改變臺海地區的現狀，這是我們反對的。這句話很簡單，但是非常關鍵，它意味著美國的對臺政策自1995年李登輝訪問以來，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即從偏向于支持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轉變成抑制“臺獨”勢力的過快增長，防止把美國拉下水。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說美國所也發揮了一些作用。

澎湃新聞：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有豐富的和美國官員、學者交往的經歷，這其中有沒有令您印象比較深刻的美方人士？中美兩國學界對中美關系的認知有什么樣的差異？

倪峰：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美國學者是傅立民（CharlesFreeman）。在和美國人打交道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歲數稍微偏大一點的專家對于中國的感情是相當友善的。這些人可能是因為經歷過中美關系的蜜月期，面對過共同的敵人，也可能是因為他們都經歷過冷戰，在看問題的時候更具有戰略眼光，考慮問題全面后再作出一個相對慎重的判斷。尤其是在和傅立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覺得他特別有戰略思維，對問題的把握也非常精準。美國年輕一代的中美關系研究者，對中國的友善感情淡了許多，有一些人還抱有負面情緒。此外，年輕的一代都關注非常具體的問題，缺少戰略思維，腦海中沒有一幅“大圖景”。

在中美兩國，學界都不是一個整體，有各種各樣的觀點。隨著中美關系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受此影響的人也越來越多，聲音也就愈發多元。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趨勢，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多元，而美國的聲音卻越來越向一個方向匯聚，集中到對華負面的觀點上，這是學界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倪峰與王緝思合影。

中美四十年：從戰略合作到全面競爭

澎湃新聞：如果要梳理中美關系四十年的發展脈絡，可以劃分成幾個階段？有哪些重要的時間節點或分水嶺？

倪峰：嚴格劃分的話，第一階段應該是從1972年到1989年，這是中美關系的戰略合作階段。這一階段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72年到1979年。尼克松訪華使中美關系實現了突破，但是因為在臺灣問題上中美沒法達成共識，中方提出的“斷交、撤軍、廢約”尼克松沒法答應，兩國的建交就擱置了。打個比方，生意談成了，但是沒有簽合同，很多事情就沒法往下推進了，因為沒有一個法律基礎來保證雙方的利益。舉個小例子，當時我父母在軍工廠工作，生產雷達，我們向美國提出要求說能否幫助我們改進武器裝備，但是因為沒有建交，美國的利益無法保證，美國就把這件事委托給法國人做，于是工廠里就邀請了一批法國專家來幫助改進。1972年到1979年的戰略合作，是一種戰略態勢上的合作，很多具體的問題沒有辦法落實。

1979年到1989年，是戰略合作階段的第二個時期，中美開始從戰略態勢的合作，向戰術層面的合作延伸。1984年，中美簽訂軍事技術合作協議，美國將中國定義為“友好的非盟國”，并按照這個標準開始向中國出售一些先進的軍事裝備，包括炮瞄雷達、黑鷹直升機等等，并幫助我們改善艦船的動力系統、飛機的火控系統等。中方也向美國提供了殲6飛機，以幫助美國人更好地了解蘇聯米格戰機的性能。這段時期的中美關系很簡單，就是為了對付蘇聯，這也是中美軍事交流最為密切的一個時期。

1993年7月23日，美國指控中國“銀河號”貨輪將制造化學武器的原料運往伊朗，制造了震驚世界的“銀河號”事件。“銀河”號凱旋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慰問船員。

第二階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中美關系在動蕩中發展。兩件事導致中美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件事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兩國因為聯合抗蘇而忽視的雙方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領域的巨大差異，此時開始逐漸顯露，美國帶頭發起了對中國的制裁。第二件事是蘇聯解體。雙方的合作基礎也消失了。美國人非常實際，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向中方施壓，提出維持中美關系的條件就是中國要向美國的標準看齊。于是，中美關系在政治、經貿等一系列問題上動蕩起來，出現了很多危機：1989年以后的對華制裁；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克林頓上臺后提出人權和最惠國待遇掛鉤；90年代中期的臺海危機；1999年的炸館事件；2001年的撞機事件等等。與此同時，中方也開始找到中美關系新的合作基礎—經貿。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得到確立，中國不斷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加大引進和出口的力度，經過艱苦談判加入世貿組織，在這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下，中美經貿關系飛速發展，雙邊貿易額越來越大，逐漸成為中美關系的新基礎。因此，這一階段的中美關系可以看作是兩條邏輯線的相互作用：第一是制度認同的邏輯，美方施壓，希望中國在制度層面向美方看齊；第二是經貿合作的邏輯，中國尋找到經貿作為中美合作的新基礎。

第三階段是2001年到2009年，這是中美關系的相對穩定階段。若干因素促成了這一階段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首先，美國確立了新的敵人。美國經歷了40多年的冷戰，習慣了一個有敵人的世界，蘇聯解體后，受到慣性的支配，美國一直在尋找敵人。美國曾把多個國家視為潛在的敵人，中國一直位列其中。2001年“9.11”事件發生，恐怖主義迅速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美國比較徹底地將憂慮的目光從中國的身上轉移，并將中國視為在反恐領域可以合作的對象。其次，2003年小布什總統的講話，說明中美在雙邊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達成了有限卻十分重要的共識，共同遏制“臺獨”勢力，后來臺灣又迎來國民黨執政，這就大大降低了臺灣問題的敏感性。第三，兩國關系的機制化。從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到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高層交流機制得到建立并不斷發展，中美也在工作層面建立了100多個對話機制。通過這些機制的建立，使得中美關系出現問題時能得到較好地管控。第四，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推動了兩國的合作。2007年，美國爆發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2008年年底，美國出現兩個很盛行的說法—“中美國”和“G2”。我和王緝思老師當時去拜訪世界銀行的行長佐利克，問他為什么會有“G2”的說法。他說這個道理挺簡單，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是市場失靈，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出來應對。縱觀全球，中美兩國政府最強，如果中美合作，就會對緩解危機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這種形勢使得美國一換總統中美關系就動蕩的規律被打破了，奧巴馬上任初期，中美關系“高開高走”。

第四階段是2009年至2017年，這是中美由競合到全面競爭的過渡時期。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打了兩場戰爭，中國在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十年下來，發展態勢上的差距就顯露出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發現自己的經濟發展非常糟糕，中國的追趕速度非常迅速，此時，美國的對華疑慮就開始顯現出來。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從地緣戰略的角度出手應對中國。美國逐漸加強和盟友的關系，在軍事上搞空海一體戰，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熱點問題，通過一系列行動拉攏越南和印度，等等。中美之間的問題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美國政府，一方面看到了競爭，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合作對這種競爭進行制衡。例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兩國對于巴黎協定的簽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階段雙邊關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競合，雙方一方面在進行競爭，一方面也在追求合作。

第五階段是從2017年年底美國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始，中美進入全面競爭的時代。中美開始在多個領域、各個方面呈現出競爭態勢。以貿易問題為例，貿易摩擦一直存在于中美關系之中，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但是沒有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把這個問題作為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來處理，并且是以大規模貿易戰的方式。

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發生了質變，體現在“兩個定位”和“一個判斷”上。“兩個定位”是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一個判斷”是認為美國自尼克松以來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失敗了。在這些理念的指導下，美國發動了大規模的貿易戰，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人文科技交流問題也開始不斷涌現。這不是特朗政府的心血來潮之舉，而是美國統治精英內部已經就和中國展開全面競爭達成共識，目標是中美關系“脫鉤”或者對華“規鎖”，中美關系面臨質變。

2006年，倪峰（二排右二）訪問美國蒙特雷研究所。

合作路猶在：從維護存量到開拓增量

澎湃新聞：中美關系已經進入“多事之秋”，兩國是否還能找到穩定劑或者合作點來對沖競爭？如何在矛盾凸顯、爭端頻發的時期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

倪峰：從冷戰以后中美關系發展的經驗來看，我們不能因為有貿易爭端，就全面否認經貿在中美關系中的“壓艙石”作用。雖然現在美國有很多負面的聲音和做法，但是如果從一種客觀理性、有學術功底的研究和判斷出發，有一個基本事實我們需要承認，即中美兩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在上世紀90年代去美國，海鮮自助餐是20多美元一份，我去年去同一家店，價格還是20多美元，這說明美國已經很多年沒有通貨膨脹了，這和美國從中國大量進口物美價廉的產品有重要關系，大量的美國消費者從中獲益。而且，對于有鑄幣權的國家而言，貿易赤字是它的福利，因為它只要印錢就能從別的國家拿到東西，其實占了很大的便宜。中美的經濟結構仍然具有很大的互補性。所以，兩國都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是一個基本事實，利益分配是可以調節的，不能以零和思維來看待。經貿關系在未來還應該繼續發揮“壓艙石”的作用。從近期美國舉辦的有關中美貿易的聽證會來看，在美國企業眼中，中國的作用無法替代。這是中美合作的存量。

中美關系不僅有存量優勢，還有增量優勢。中美雖然已經互為最大的貿易伙伴，每年有60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額，但雙邊貿易額仍然有大幅度增加的空間，這是美加、美日和美德這樣的雙邊經貿關系無法比擬的，因為它們都是發達國家，發展的空間有限，需要的貨物有限。以能源為例，目前在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的比重仍然接近70%，為了調整能源結構、解決空氣污染、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我們對清潔能源有巨大的需求，中美在進口頁巖氣方面還有巨大的合作空間。此外，中美在農產品進口方面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隨著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蛋白的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而美國有很多荒地，采取輪耕，還有大量可供出口的潛力。進口農產品也有利于緩解華北地區的水資源危機。當前，中美雖然存在貿易爭端，但是不能把它看作經貿關系的全部。

中美關系越來越重要，因此，雙邊關系的基礎也應該進一步夯實。除了經貿領域，還應該進一步密切兩國的社會交往。根據美國蓋洛普和皮尤的數據，美國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的好感正在上升，這不是因為媒體的作用，而是中美兩國人民經過更多面對面的交流而獲得的真實體驗。此外，隨著中美兩國戰略競爭的加速，要對中美關系進行一種更加堅實的戰略管理，尤其是在兩國戰略界、軍隊之間建立一種更加機制化的相互聯絡通報機制，使機制更加通暢，盡可能避免各種突發性的危機。

澎湃新聞：您對中美關系的未來有信心嗎？

倪峰：任何一個結果都不是命中注定，一定是各方互動的結果。因此，我們的工作應該是推動兩國向積極互動的方向去發展，這就可能為中美關系爭取到一個好的結果。正如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提到中美關系的“共同演進”，在這個過程中，雙方以積極的心態去推動，為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努力，這從總體上對兩國、對世界都有巨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