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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格局出現:二線城市或迎來最好時代
文丨西部君
城市人口話題,這幾年格外受到關注。
尤其是自去年開始的城市間“搶人大戰”,將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點。這個被形容為是二線城市向一線城市發起的反攻,目前拐點已現。
近日北京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報告顯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規模比2016年減少2.2萬人,自1997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嚴格說,這不算新消息。因為早在今年2月,北京2017年發展統計公報就已經透露上述數據。并且還進一步指出,北京戶籍人口也比上年末減少了3.7萬人。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北京并非孤例。2017年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共有6個出現負增長,其中3個就是直轄市,除了北京,還有上海、天津。

這其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北京、上海這兩個一線城市,都開始進入了常住人口負增長區間。
當然,從原因看,前面說這是“搶人大戰”的拐點,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北京、上海常住人口減少,主要還是主動控制的結果。
但不管原因如何,這都預示著新的城市發展格局正在出現。
多年來,大家都在講產業、資源從一線城市轉移、分流。但其實,人口的變化才最能說明問題。因為產業、資源的流動,人永遠是最大的驅動力。
由此,綜合各種跡象判斷,隨著京滬人口增長“告負”,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二線城市,正迎來屬于自己的最好時代。
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大機遇:
01 一線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分流、紓解
北京、上海的人口分流,其實始于多年前。因為人口增速早就已經放緩。
與人口分流幾乎同步進行的,還有城市功能的紓解。
北京在幾年前就已提出紓解非首都功能;上海《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中,也明確要求,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
顯然,無論是非首都功能,還是非核心功能,一線城市在這方面松綁,對二線城市來說,都蘊藏著包括人、產業、資源等多方面的紅利。
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顯性的變化,是近幾年一些國際活動舉辦權,不再完全由一線城市壟斷。
像杭州、廈門、武漢、成都、西安、鄭州、蘇州等二線城市,近年都獲得了在國際和外交活動中充當主場的機會。
02 產業下沉+調整窗口
人口流動變化,自然能帶動產業布局變化;產業布局變化又將繼續鞏固人口的變化格局。
以華為從深圳遷東莞,小米擬南遷武漢、南京為代表,近年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考慮把總部或第二總部遷往二線城市。
而隨著一批二線城市、省會城市在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上的集體發力,其中一些已經在創新產業發展上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和特色。
典型如杭州的電商經濟、貴陽的大數據產業等。而像A股上市公司數量,杭州、蘇州已超過廣州。
另外:
成都、蘇州、南京、武漢和西安,成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快速成長型”城市,數字人才正在從ICT基礎產業轉向融合產業,部分城市如蘇州已經在制造業積累起突出的數字人才優勢。
同時,移動互聯網平臺也正緊抓下沉市場,二三線城市正成為這種趨勢的最先和最大獲利者。
并且,當前全球都進入了一個大的產業調整周期,新產業的孕育,將打破過去過度依賴中心、頭部城市的格局。
仍處于成長期、擁有更多可能性和活力的二線城市,將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機會。
03 政策賦能+強省會戰略
城市的發展,固然要靠自己奮斗,但也離不開外部政策的賦能,特別是在中國。就這點來看,二線城市、省會城市,也正迎來風口。
目前已經批復的九大國家中心城市,除北京、上海、廣州外,其余都是二線。這可能是第一次,一二線城市在國家層面被劃入同一政策等級之列。
以“搶人大戰”的名義,一大批二線城市都降低了落戶門檻,這其實是對于戶籍制度的間接突破。也可看作是通過巧妙的方式,破解阻礙城市發展的限制因素。
近年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的強省會戰略,也為二線、省會城市的強壯提供了支撐。并且這已不僅是城市及其所在省份的自覺,而隱約上升到了國家高度。

具有標志性的一點是,前不久,濟南、青島、廈門、南京、哈爾濱、大連、沈陽被點名“引領帶動作用不夠”。
具體要么是“龍頭作用不夠”,要么是“省會作用不夠”,要么是“中心城市作用不夠”。
無論是哪種定位都說明,從地方到國家層面都意識到,要推動一個地區的發展,需要區域內“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而這個重擔,當仁不讓就落在了一大批二線城市的肩頭。顯然,這是任務,也是機遇。
04 “大基建”機遇
一二線的差距,除了城市功能、發展機會的差別,很大一部分也表現在如對外連接度、對內基礎設施等硬件上的差距。
現階段,一線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北京、上海已基本趨于完善,而二線城市將進入一個較快改善的上升通道。
比如地鐵建設,從建設規劃和已開通運營里程看,可以預期,未來五到十年,都將是一批二線城市的重點建設時期。
這對于縮小一二線城市的公共設施水平,將發揮關鍵作用。

中西部主要城市在對外交通上,也還有明顯的改善空間。比如,最近渝湘高鐵重慶至黔江段正式開工,重慶米字型高鐵架構邁出實質性一步。
不要小看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同樣在最近,作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在一天內就開工了6條地鐵,同時在打造交通樞紐地位上也有大動作。
更重要的是,當前及未來幾年,在改善交通設施方面,二線城市面對的不只有發展空間,更有外部機遇。因為未來幾年將又是一個“大基建”時期。
過去一線城市已經享受了這樣的幾輪機遇,現在輪到二線城市了。
小結
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紓解非核心功能,分流人口,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的微妙變化。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是經濟、交通等各個方面資源都高度以極少數幾個城市為中心來分配。
未來,一線城市當然將繼續扮演“核心”作用。但正如國家中心城市的“擴容”所預示的,告別“單極化”的發展邏輯,未來中國城市將會更加重視培育多中心格局。
無論是為加快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還是中國經濟總量的繼續增加,都需要更多能夠為國家分擔的中心城市。
所以也可以說,未來中國內部的城市競爭,搶人,搶政策,搶資源,將主要在二線城市之間展開,而不再是二線VS一線。
經濟學家管清友,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中國需要八個一線城市,“這種首位度城市人口超過2000萬,但中國現在只有三個半,廣州只能算半個。”
其實,不管需要幾個,或者說人口是不是一定要到2000萬,毋庸置疑,這都意味著是二線城市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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