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士︱永懷東洋史學泰斗池田溫先生

高明士

2024-03-21 11:26

來源：澎湃新聞

2023年12月11日，恩師池田溫先生在東京去世，享年92歲，誠是學界重大損失。先生系出名門，為尊翁池田醇一（1893-1974）長子，而池田醇一亦是池田菊苗（1864- 1936）長子。菊苗先生為日本“味之素”（AJI-NO-MOTO味精）的發明人，被日本專利局評選為日本十大杰出發明家之一。菊苗先生夫人煮的昆布湯，意想不到會帶來逾一世紀的味覺革命。菊苗先生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化學科，經歷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現為筑波大學）助教授、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然后留德兩年，再回到東京帝國大學化學科升任正教授，獲理學博士學位，為帝國學士院會員，退休后是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

池田菊苗先生

池田醇一先生，號古日，取自《萬葉集》。中學就讀東京數所學校，其興趣偏向藝術，曾向名家學習西洋畫，尤其是油畫，也獨自摹繪日本古畫。1924年至1931年間，其父菊苗在德國時，曾代處理“味之素株式會社關系”事務。1938年，在《書菀》發表《蘭亭敘の由來》《虞世南小傳》二文。1940年、1943年曾至中國華北、東北和朝鮮旅行。1954年，因喜愛明末清初著名書畫家惲南田繪畫，于自宅成立“南田會”，并與同好研讀惲南田的畫跋。1955年，與友人共譯《甌香館畫跋》（又名《南田畫跋》），于《三彩》連載。其對奈良博物館的正倉院所藏國寶亦有獨好，即使晚年病后仍去觀賞“正倉院展”（1972年）。

池田先生的岳父倉石武四郎先生（1897-1975），是新潟縣高田市人。武四郎先生的父親倉石昌吉是著名思想家，亦是福澤諭吉的學生。倉石武四郎先生堪稱出自名門，先后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然后就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助教授，接著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留學回國后，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并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員。1939年，以《段懋堂の音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再轉任東京大學教授。倉石武四郎創立了中國語學研究會、倉石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前身），對清代考據學特別是小學、音韻的研究，甚感興趣，在中國經學、文學等領域著作甚夥，其中《巖波中國語辭典》可謂膾炙人口。其兒女之名，都取自當時所讀清儒著作的作者名之一字，例如師母倉石翚子女士之名用“翚”字，即取自清儒胡培翚（著有《儀禮正義》）。

倉石武四郎先生與次女倉石翚子女士

師母倉石翚子女士為倉石武四郎先生次女，曾任幼兒園教師，善折紙手藝。

池田溫恩師和翚子師母于甲午年（2014）元旦賀卡，左頁為翚子師母折紙馬。

以上池田恩師的家世背景，對恩師的治學似無直接影響，惟淺見以為影響仍然存在。其祖父菊苗先生發明“味之素”，來自夫人煮昆布湯一事，說明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才有可能發現，恩師的研究精神即具有其祖父之特點。尊翁池田醇一興趣在繪畫、書法，恩師的大著之一《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1990）的“解說”，提到識語也采錄若干書畫之跋，并參考早期《書菀》出版西域寫經特集（六卷九號，1942；七卷二號，1943），其中刊載影印中村氏藏品之識語。此處之書畫跋，或許受到尊翁研讀惲南田畫跋的啟示；而在《書菀》找到識語材料一事，或許亦因尊翁曾在《書菀》發表文章，而引起池田先生對《書菀》的注意。恩師其實具有深厚的書畫知識，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時，對展示的書畫都能娓娓道來；多次受邀來臺灣地區，也常贈給我奈良正倉院展冊以及其他書畫冊。我起初不解其故，在思索尊翁特長之后，豁然省悟，恩師其實有尊翁之影子存在。

池田溫先生在初中、高中求學時期，即對歷史感興趣。其后就學東京大學十一年（1950.4-1961.3，包括教養學部文科二類、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修士、博士課程，并曾當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生）期間，在教養學部，曾旁聽三上次男先生主持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會”，研讀的是《史記》；在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曾修讀西嶋定生先生的“演習”（相當于研究討論），當時解讀《通典?食貨田制》；也修讀西嶋先生的“中國農業史”“中國經濟史概說”課程。另外，又修讀山本達郎主任教授的“演習”課程。山本先生在海外研究敦煌文書二年多剛回國，當時是以敦煌文獻中的戶籍類殘卷作為教材，此文獻系斯坦因所攜回，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山本先生從微卷影印十數張發給學生，一字一句研讀，由此理解敦煌所見北朝后期（即西魏大統十三年丁卯，547年）均田租調役制的實態。池田溫先生即由此開始接觸敦煌文書，進而深入敦煌學世界。

由此可知池田先生在東大就讀時期所關注的課題，屬于社會經濟史、法制史領域。其文學部的畢業論文是《楊堅の出自》；進入大學院以后，以《唐代均田制の一考察——その施行の實態を中心として》作為修士論文，均在西嶋定生先生指導下完成，但亦受教自山本先生。修論的主旨，是從敦煌、吐魯番戶籍、手實類，證明七、八世紀之際，該地區的確有實施田地還受措施，只是其受田率偏低。1957年，兼作東洋文庫研究生，從事斯坦因文獻微卷制作工作。此后數年間，致力抄錄官文書、寺院文書或寫經識語等，日后出版專書均奠基于此。

池田先生于1961年11月就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手，至1964年4月出任北海道大學文學部助教授，長達七年，開始從事大學教師的教學及研究生涯。1969年夏秋之際，有機會參訪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實查若干敦煌文獻，以及列寧格勒科學院東洋學研究所、東柏林科學院古代史考古學研究所，因為期限關系，對奧登堡所獲敦煌寫經斷卷、普魯士探險隊發現的吐魯番文書，只閱覽籍帳類。至1971年4月，轉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教授，1976年4月榮升教授。

1970年代后半葉，東洋文庫以山本達郎先生為中心，成立“內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獻研究會”，不定期舉行研究會；發行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集》）全五卷，池田先生參加編纂第一卷法制文獻（1978、1980）、第三卷契約文書（1986、1987）。另一方面，由金岡照光、福井文雅兩教授編集《講座敦煌》全九卷（大東出版社，1980-1992），池田先生主編第三卷《敦煌の社會》（1980）、第五卷《敦煌漢文文獻》（1992）。其后，先生出版《敦煌文書の世界》一書（名著刊行會，2003），內容包含第一部“序編”，分敦煌、敦煌遺文、敦煌文獻、敦煌學與日本人；第二部“本編”，分敦煌的歷史背景、敦煌的流通經濟、契、敦煌漢文寫本的價值；第三部“附編”，收錄敦煌文學日本上代文學、敦煌?吐魯番研究的現況，實是研究敦煌學者必備的參考著作。土肥義和先生說：“日本敦煌學研究的進展，如果沒有池田先生的業績是不可能的”，這個說法并不過分。1983年，先生以巨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観?録文》榮獲日本學士院賞，享譽國際。

池田先生另一成就在于律令法制以及禮制研究。這一方面，主要受仁井田陞與西嶋定生兩位先生的影響，遠承東大前輩中田薰、石母田正等先生之學說。池田先生在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求學時，對法學完全陌生。就讀大學院時，曾修讀仁井田陞先生的“中國法制史”課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東洋文庫在解讀敦煌文書等，仁井田先生常出席，有機會當面請教。池田先生在東大當助手時，承蒙仁井田先生推薦為法制史學會會員，在學會報告時，亦獲仁井田先生教示。池田先生在律令法制方面的成果，主要是提出“律令制”“律令法”的概念。從西晉《泰始令》至南宋、金末，甚至明初的明令，約一千年，是令與律并立時期；若由云夢秦簡《語書》所見“灋（法）律令”用語看來，在中國使用“律令”一詞超過二千年。因此從“國制”角度使用“律令制”，從“法”角度使用“律令法”，這在日本學界已被普遍采用，中國學界仍少見，但池田先生仍確信這個用法有它的“妥當性”。

池田先生每周一晚上在東大主持的“律令制研究會”，主要是研讀《唐律疏議》，但研究成果則著重唐令。學界最受惠的成果，即由先生代表編集完成的《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此書本系仁井田陞先生補訂其大著《唐令拾遺》的宿愿，因病故未能如愿。池田先生受托，集合小口彥太、古瀨奈津子、坂上康俊、高鹽博、川村康等教授，共費十三年而完成這一偉業。所謂偉業，蓋自江戶時代前期起儒醫松下見林就試圖搜集唐令佚文，至明治時代以后有宮崎道三郎、中田薰繼續推動，尤其中田氏已完成初步的稿本。在唐代的律令中，律大致保存至明清，但令已散佚，所以《唐令拾遺》《唐令拾遺補》的出版，不只對法制史研究作出重大貢獻，對整個中國史乃至東亞史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日本律令繼受自唐朝，律文大多散佚，而令文則大部保存，因此池田先生從事《唐令拾遺補》工作時，同時也進行唐日令的比較研究。1999年，寧波天一閣所藏明鈔本《天圣令》殘卷被發現后，先生亦據此繼續唐日令的比較研究。至2007年，更集中檢討《倉庫令》《醫疾令》，從條文結構、字句等加以檢討，可知日本令基本上繼承自唐令。

池田先生對禮制的研究，受教于西嶋定生先生講讀《禮儀志》《祭祀志》，其后關注《大唐開元禮》與唐令的關系。仁井田陞先生先前在《唐令拾遺》已指出《大唐開元禮·序例》三卷含有許多祠令（序例上）、鹵簿令（序例中）、衣服令、祠令、儀制令、喪葬令、假寧令（序例下），以及禮部太常、光祿等式。池田先生繼續仁井田先生未完成的志業，除討論其版本及其流傳外，并取《唐六典》《太平御覽》兩書、日本《養老令》與《大唐開元禮?序例》，對照其內容與順序，發現《序例》與前兩書大多一致，而與《養老令》有較多出入。《唐令拾遺》原來條文排列順序多參照《養老令》，《唐令拾遺補》對此問題已有所改進。

池田先生在2002年出版《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館，2002），篇篇擲地有聲，其中《裴世清と高表仁》一文，由井上光貞先生推薦發表在《日本歷史》雜志。池田先生早在教養學部學習時，即選修井上先生課程，并解讀《日本書紀?推古紀》，當時井上先生要求池田先生查閱有關隋使文林郎裴世清資歷，該文的發表，堪稱不負使命。其后受到日本古代史乃至東亞古代史諸位先生的啟發，得以陸續撰寫有關中、日、韓文化交流論文，正如此書諸篇所示（池田先生另有一篇《中國と日本の元號制》，不見于該書，而收在池田溫、劉俊文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2卷《法律制度》，大修館書店，1997，讀者可參照）。

1973年9月，我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師身份，獲得美國哈佛燕京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資助，留職留薪到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研究。1974年4月，入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洋史專攻，主任教官西嶋定生先生是我的指導教授。由于臺大留職有期限規定，至1976年3月必須回國，因此我在完成修論后，立即回臺灣大學繼續任教。我的修論題目是《日本古代學校教育的興衰與中國的關系——中國教育文化圈在東亞之形成的研究之一》（1986年出版增訂一版，書名改為《日本古代學制與唐制的比較研究》）。在東大留學期間，指導我最多的老師，除西嶋先生外，就是池田溫先生。

池田先生在東大的大學院開授“古文書”研究課程，并于每周一晚上組成律令研究會，成員包括教師及院生，一起研讀《唐律疏議》等法制文獻，同窗有金子修一、鶴間和幸等人。這是我初次接觸敦煌、吐魯番古文書，以及《唐律疏議》等法制文獻。留學期間，到東洋文庫抄錄及影印敦煌文書有關教育方面資料，因此在1986年12月，我能夠撰寫《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并發表在《漢學研究》4卷2期。1994年8月，參加在敦煌召開的“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并發表《敦煌官方的祭祀禮儀》一文。這些研究成果都受教于池田先生。至于律令法制方面，1994年，我在臺灣組成跨校際的“唐律研讀會”，迄今持續不斷，亦源自先生主持律令研究會。

1976年3月，我將返回臺灣大學任教，臨別時，池田先生從書架贈予泛黃之《寧樂遺文》三冊。其后先生有大作出刊亦常惠賜，甚至賜予不易取得之日本學界重要著作，如律令研究會（瀧川政次郎代表）編《譯註日本律令》（全十一冊）、井上光貞等校注《續日本紀》（全五冊）等，對本人之學術研究，給予莫大鞭策與教示，永遠感念。

1980年8月至1981年7月，我再度獲得美國哈佛燕京社資助，赴日本、韓國進行研究一年。主要是考察兩地現存的孔廟（文廟）官學及書院，同時要了解這些廟學史跡如何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在日本的半年，我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指導教授亦為池田溫先生。我的研究室就在先生隔壁，每天看到先生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工作，使我絲毫不敢松懈。特別是每日上午約十時，先生要我去他的研究室喝咖啡閑聊，這是我最感溫馨的咖啡時間。聽說東文研最晚下班的就是池田先生，其勤奮研究如此。在東文研的半年，我先透過先生的介紹，到東京湯島圣堂拜訪斯文會理事麓保孝教授，當時為防衛大學名譽教授，專研中國思想史。其后在麓教授的建議下，參訪較具規模的足利市足利學校、岡山備前市閑谷學校，以及佐賀多久圣廟等。在韓國的半年，我是首爾大學國史學科研究教授，接受邊太燮教授指導，考察首爾的成均館，以及地方具有文化財性質的鄉校與書院。這些史跡大多保存良好，收獲甚多。我的“東亞教育圈”論即在日、韓考察完畢后臻于成熟，文獻的記述可獲得史跡充分的證明。1983年7月，拙稿《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一書終于通過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口試。口試前，池田先生還帶我一起坐電車赴箱根，參加唐代史研究會的夏季合宿。當時我被安排與谷川道雄、東晉次兩位教授同寢室。池田先生對我的關照，永難忘懷。

池田先生常蒞臨臺灣，出席研討會，發表鴻文。先生最早來臺是1978年11月7日，作三天的私人訪問。如臺灣大學晚宴的照片所示，影響我最大的三位老師都在座，誠屬難得，而今三位均已作古，所以照片極其珍貴。傅樂成先生事后說自己對池田先生的印象是“溫文儒雅”，確實如此。

后排左一傅樂成教授、左二池田溫教授、左三徐先堯教授，時為1978年11月8日。

1984年8月，臺灣先成立“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簡稱“聯誼會”）。至1989年12月，正式成立“中國唐代學會”（簡稱“唐代學會”）。其后常舉辦學術活動，池田溫恩師與谷川道雄教授都鼎力支持，并被聘為榮譽會員。聯誼會時期，池田先生來臺兩次，一為1986年12月27日，在國家圖書館演講“天長節管見”，當日亦邀請京都大學谷川道雄教授演講“隋唐政權的性質問題”；一為1988年1月末，在臺灣大學舉行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先生發表《采訪使考》，同行的還有日野開三郎教授、谷川道雄教授。中國唐代學會成立以后，先生來臺二次，一為1996年11月下旬，在政治大學舉行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先生發表《唐代<法例>小考》，同行的還有氣賀澤保規教授、高橋繼男教授；一為1997年11月下旬，先生在臺演講三場：第一場11月23日，由中國唐代學會主辦，在師范大學綜合大樓演講“關于日本圣武天皇宸翰《雜集》”；第二場11月25日，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演講“唐律令與日本律令”；第三場11月26日，由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演講“敦煌、吐魯番文書與日本正倉院文書”。

池田溫先生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時為1997年11月26日。

池田先生來臺灣除參加“唐代學會”活動外，也參加其他學術機構的活動。例如1980年8月，中研院舉行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先生蒞臨發表《古代日本攝取中國典籍問題》。1983年4月，由財團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召開的中日韓文化關系研討會，先生發表《東亞古代假寧制小考》。1986年12月，中研院舉行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先生發表《唐朝實錄與日本六國史》。2002年6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發表《東亞律令的交通規制一瞥》。

左起為胡平生、曹永和、池田溫、高明士、谷川道雄、邱添生等教授，時為2002年6月22日。

2005年6月，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傳統東亞的家禮與國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發表《<文公家禮>管見》（此次他未親自出席）。

以上這幾場論文發表及演講，充分展現恩師池田先生的學術專長：東亞文化交流中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學、律令法制，以及文獻典籍研究。池田先生出版的專書，除上列諸書外，還有《唐研究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唐史論攷——氏族制と均田制》（汲古書院，2014）等。

我自1976年3月回國后，池田先生經常透過書信給予研究上的指導。例如1999年1月，由我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一書，這是我們“唐律研讀會”第一次出版研讀成果。我將此書寄給池田先生，請他叱正。他收到書后，回信教示說：“你的序開頭云‘中華法系的成立，無疑的是以唐律為藍本。’但是敝生感覺中華法系源流悠遠，李悝《法經》、《尚書呂刑》、《周官》秋官諸項，或若干金文可謂中法系之上古段階，經過秦漢律、魏晉南北朝而發達進化，遂到達《唐律》。認為《唐律》是中華法系之典型，代表者即可，秦漢律等亦中華法系的不可闕構成要素。貴文表現稍過分評價唐律，是不是？”其實我的“序”，承上文接著說：“因為它是集古代以來諸法典、法理的大成，直到明、清時代，不過是在它的基礎上作局部修正而已。”我這樣說，基本上應該與池田先生的教示無沖突，但也讓我繼續思索其中源流的原委。最近從畏友高鹽博教授大作獲得啟示，乃嘗試對難讀的《尚書》法理撰寫如下小文《<尚書>的刑制規范及其影響——中華法系基礎法理的祖型》（《荊楚法學》2021年第2期，總第2期，2021年11月），拙文亦可稱為對恩師教示的報答。

2010年11月，我去東京明治大學文學部參加氣賀保規教授主持的研討會，池田恩師亦蒞臨指導，會中我們的合照，可說是最后一次在比較正式場合的照片。

作者和池田溫恩師攝于明治大學，時為2010年11月27日。

2015年6 月，我和內人去東京方南町池田恩師府上拜訪，恩師與師母精神不錯，行動自如，遂取拙著《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元照出版公司，2014.10）合照。

池田溫恩師和師母攝于方南町自宅二樓，時為2015年6月10日。

2018年11月，再去方南町拜訪時，恩師已由家人安排住在方南町的老人院，因此由師母接待。我曾表示想搜集有關恩師家人的資料，師母即贈予《池田醇一追悼文集》（1975）、倉石武四郎著《中國語五十年》（1973）、倉石武四郎著《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榮新江、朱玉麟輯注，2002）三冊。當時先請師母在《池田醇一追悼文集》一書簽名，去老人院時再請恩師簽名（如照片所示）。由于師母玉體微恙，所以由其千金なおこ女士陪同前往。到老人院時，只見恩師坐輪椅，平時要臥床，言語有些困難，狀況大不如往昔，拿筆簽名已有些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