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市場，就有競爭。改革開放初期的市場競爭在《繁花》一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黃河路餐館、外灘外貿公司，乃至杭州、寧波等地的企業都在爭奪顧客與市場。

回眸百年前，老上海木材行業的競爭，少不了久記木業公司——這是當年惟一能與外商競爭的民族企業。久記木材公司掌門人、上海總商會會董朱吟江，也是傳奇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佇立在蘇河灣的上海總商會議事廳（現由寶格麗酒店經營運轉），仍歷久彌新，即使曾經做過工廠車間也無損它的建筑基礎，當年這座建筑的監理正是朱吟江。

修繕后的上海總商會舊址，攝于2019年。本文圖片均為王昌范提供

頭淋了一盆水，得來一份“offer”

朱吟江（1875—1955）名得傳，江蘇嘉定人（今上海市嘉定區），他的際遇，頗有傳奇色彩。

朱吟江幼年失恃，先在米店里打雜，14歲時米行歇業，被東家薦到董家渡一家洋貨號當學徒。百余年前清明時節的一個早晨，春雨濛濛，朱吟江手里捏著回單簿，正貼著南市里馬路大街的墻壁行走，驀地從樓上窗口倒下一盆水來，只聽得“啊喲”一聲，給他來了個“醍醐灌頂”。

在窗口倒水的是當時久記樹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自以為雨天，街上行人稀少，向窗外隨手倒水，誰料會有人沿著墻腳行走，等到發覺，大半盆子水已傾倒下去。正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小伙子卻已回過頭、伸伸脖子繼續趕路。

老板娘連聲高喚“小阿倌（小伙子的意思）慢慢走……”，并趕忙奔下樓向前去，連連道歉。朱吟江卻毫不介意，只說怪自己走路不留心，與老板娘不相干。

老板娘也是真誠厚道之人，拿出大兒子的新衣服讓朱吟江換上，朱吟江起先不肯，一番交流后，才終于同意把潑濕的短襖換下。老板娘見朱吟江為人厚道，不免問長問短，了解到朱吟江的凄涼身世，得知他正在洋貨號當學徒，剛巧送貨回來。

兩天后，朱吟江來還短襖，老板娘順勢邀請朱吟江轉到“久記樹行”，拜老板張子香為業師。洋貨號老板也同意讓朱吟江“過堂”。

朱吟江先生（1930年）

業師張子香沒有看錯人，朱吟江在“久記”協助負責木材生意，干出了一番事業。東家賞識朱吟江的人品及才能，有文獻記載：東家“以女妻之，但不幸早故，乃繼之以二女，又故，復以三女歸之”，也就是說東家將三個女兒都嫁與朱吟江，足見東家對朱吟江倚重之深。

滬上惟一能與外商抗衡的木材業華商

朱吟江進入“久記”約為1895年。“久記”時稱“樹行”，但是過了10年，在上海商務總會同人錄里“久記”稱“福隆久記木行”：“久記洋木號”，從樹行到木行、木號，一是反映當時木材加工使用機械化，機器鋸木，二是說明企業的發展壯大。

19世紀末，國內鐵路工礦開始發展，對木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出現供不應求局面，由于國內森林資源未能開發，運輸又多重困難，大量木材不得不從國外進口。

此時的上海已辟為對外商埠，進口木材從上海港口轉運，各路木業商號瞅準采購、銷售等各種渠道的商機應運而生，但是國內木材經營商對外采購木材大多資金短絀，且缺乏與國外聯系的經驗。

因此，大宗貿易幾乎全被英商祥泰木材公司及日商三井洋行所壟斷。

舊時“木商會館”匾

有鑒于此，朱吟江不甘落后，勤奮好學，自修國文和英文，積累業務知識，拓展業務范圍。他執掌“久記”以后，毅然作出一系列決策。

一是改組“久記樹行”為“久記木材公司”，吸納資金，爭取當時五金大王、寧波巨商葉澄衷投資，增強資金實力，逐步發展做南洋硬木、美洲松木等進口業務。

二是在南碼頭購置沿黃浦江土地20余畝，擴充木材倉庫，創建機器鋸木廠，減少勞動強度和勞動力成本，并創建久恒德記火柴桿制造廠，利用木材下腳料產出火柴業必須的原料。

三是利用英商怡和洋行與“久記”合作經營木材進口業務之際，由怡和洋行增設木材部，朱吟江任木材部買辦，代理“久記”參加國內鐵路工礦的投標，承包供應木材。

四是與日本華僑何世錩、震升恒木行田時霖合作在日本創辦“津田出張所”，直接開發北海道森林，以資取材，做鐵路枕木生意。后因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開采項目沒能繼續下去。

經過10年精心擘畫，協助其業師張子香把“久記”經營得井井有條，發展迅速，資金日益雄厚，終于成為滬上唯一能與外商抗衡的木材業華商。

總商會議事廳佇立百年，他功不可沒

1912年上海商務總會與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合并成立上海總商會，在選舉議董（會董）時朱吟江得66票當選，最高票當選者貝潤生150票，最低票當選者陳子琴48票。

能做總商會會董的，可謂各有特長。朱吟江是木材業行家，與建筑業有緊密聯系。在總商會第九次常會商議籌備建筑議事廳時，會董一致認為，建筑總商會議事廳，各地尚無先例，要建筑得有模有樣，給各地做個示范，應選擇有經驗的會董擔任監理，有會董推薦朱吟江。

朱吟江行事向來謹慎，說：“鄙人所營木業與木作（營造業、建筑業）時有往來，諸多不便，應請另舉”。為避嫌，朱吟江推辭，但是眾人還是認為非朱吟江不可。

在議決時，總商會協理貝潤生為了讓朱吟江大膽放手做事，說與朱吟江共同擔任監督，這樣，貝潤生、朱吟江擔任議事廳建筑工程的監督，全體贊成并通過。現在佇立在蘇河灣的上海總商會議事廳，歷久彌新，雖然曾經做過工廠車間使用，仍無損于它的基礎和形象，朱吟江功不可沒。

朱吟江自1909年在商務總會時期入會，分別當選1912年、1914年、1918年、1922年總商會會董，總商會每兩周一次常會，臨時遇到緊急事，還要增開特會，朱吟江出席從不間斷。在會內他分任調查事宜，操勞備至，凡疑難、調查事件，他“必親身延訪、悉心鈞稽”，甚至妨礙到他自己企業的業務。

1923年8月，朱吟江因身體原因“摒棄百事，從事休養”提出辭呈。總商會特在《申報》刊登《總商會函留會董朱吟江》，褒揚朱吟江“于百忙中抽身赴會，未肯絲毫間斷，負責之專，任事之勇，同人等實自愧不如。”函中請他潛心靜養，早日康復，同時也流露出挽留之意。可以看出，總商會對于朱吟江的認同和高度評價。

1923年8月3日《申報》第13版刊登《總商會函留會董朱吟江》

情系桑梓，創辦“企云學校”

在任總商會會董時期，朱吟江得知家鄉學齡兒童甚多，而公立學校甚少，出于桑梓之情，于1916年獨資在嘉定創辦一所學校，校址在南門城內佑文橋南逸，即現今匯龍潭之南，起名私立企云學校。

學校起初設兩教室，在校學生120人。1917年增設為三教室，1922年增設為四教室，同年朱吟江另建新校舍。1923年新校舍建成，在校學生160人全部遷入。

當時，路過企云學校的行人都會駐足停留，觀賞這所嶄新的校舍。

三年級學生吳秀英作文《吾之教室》描寫自己的教室：

吾之教室，向南開門，內有玻璃窗，有窗簾，有講臺。講臺上有劃到簿，有粉筆盒，講臺下為同學安放珠算盤之所，講臺背后有凳，有踏腳板，有寒暑表，有黑板，板上可以寫字，黑板上面有校訓“勤誠”二字，教我輩用心求學，不說誑語也。西北隅有三角架，上有臉盆，有拭臺布，有水壺，下有紙屑箱。學生讀書臺共有七行，臺凳相連，每行約八九只，后面有參觀凳，參觀凳旁邊有一書櫥，櫥內置同學之成績品，此我教室之情形也。

百年前小學教室是什么模樣，這篇作文給我們開了眼界，當然那個年代并不是每所學校的教室都是這個模樣，可見朱吟江對于創辦私立學校硬件要求很高。

學校創辦時，朱吟江聘請資深教育專家俞抗瀾為校長，選用優秀教師，采用一二三四復式編制，即不同年級學生合并在一起進行課堂教學。1917年增設商業補修科，定二年畢業。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新學制，小學六年，學校改為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另設職業科一級，為高小畢業后進入社會從事商業工作做準備。

企云學校在成立十周年校慶時，編輯紀念刊，黃炎培為該校題詞“嘉定私立企云學校十周年紀念錄”，楊衛玉作序，他贊揚“朱吟江先生為群服務之精神，歲費之巨金以培植桑植鄉子弟，其毅力熱誠，更足風當世。”

按序中匡計，企云學校每年如果向社會輸送50名學生的話，10年就是500名。著名作家秦瘦鷗、著名記者浦熙修、民建中央原副主席浦潔修都曾就讀企云學校。

1937年8月抗戰爆發，11月嘉定縣淪陷，學校中輟。抗戰勝利后復校，至1949年5月嘉定解放時該校有學生178人，5個學級，教職員7人。1953年8月，由嘉定縣人民政府接管改為公立，疁城小學遷入，兩校合并，沿用疁城小學校名。1988年疁城小學停辦。

結語

一代傳奇人物朱吟江有敢作敢為，敢于競爭的海派企業家性格特征，與《繁花》劇中的企業家非常相似。但他命運多舛，與上海灘眾多富商一樣被綁架過，曾經被押了半年多才被解救，這也是他低調淡出視線的原因。

上海市檔案館朱榕先生在《檔案與史學》2001年第3期發表過《上海木業同業公會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為例》一文，涉及震巽木商公所總董朱吟江的事例。

2018年4月上海市工商聯召開上海總商會史料座談會，邀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戴鞍鋼，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薛理勇以及總商會后代與會討論，為揭開總商會事跡提供了線索。

（本文作者王昌范系上海市工商聯檔案史料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