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歲的楊文彬憑借其進行中的拍攝項目“大學社會”獲得首屆“映·紀實影像獎”大獎。2018年6月，攝影師楊文彬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同時也意味著他的紀實攝影項目“大學社會”基本完成。

在大學生活中，攝影專業的楊文彬，留下了一系列的紀實攝影圖像，表現了以學生會為首的大學校園內的諸多學生組織，以及大學生在集體活動中的狀態和對身份的想象。

8月，《大學社會》在北京映畫廊展出，其中增加了楊文彬從各地高校的學生會、團委組織內搜集到的學生組織工作文件，以及“退休”學生會干部的口述影像。影像批評家鮑昆在展覽序言中發問：學校本質是工廠，學生就是產品，是什么修改著這群年輕的生命？

以下是2018年教師節前夕，鮑昆在映畫廊展開的“大學社會與青年力量”的座談討論上的發言。

放出《大學社會》獲獎消息的時候，社會上就有了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正面的意見覺得楊文彬的作品拍得很好看，很符合當下流行的那個非常可疑的叫“當代藝術”的詞匯所表現的風格。另外一部分反對的意見，恰恰來自楊文彬學校內部，也就是這些作品中被記錄的一些他的同學。

我大概知道這么個情況，當時也沒有對他這個作品有太多關注，因為一旦再進入到從現代主義以來就有的流派歸類的議論，我一般就不感興趣了。這是一個非常陳腐的藝術說法，所以當時我只是看了看。

而且在他的前面，有很多人也用這種現在流行的閃光燈直閃的方式拍照。這種方式意味著一種強烈的主觀態度，一種藝術家個人對現實的介入。但這也是一種很流行的方式?，F在看，當時我也在無意中陷入到了一種非常本位地從影像套路的角度去看這個事的境地。

因為這個獎項是資助有希望的藝術家資助，有現金，也有很多安排，比如跟美國的藝術界有一些接觸交流，讓受獎者獲得一種更為開放的眼光。整個計劃的安排是一年，也就是說，一年以后在第二屆評獎時，楊文彬必須拿出一個展覽，作為對資助的回報。

所以，楊文彬在大約半年多前就開始積極籌備這個展覽?；I備過程中，他跟我有過不多的幾次接觸。其實我當時仍然不抱太大希望，因為我覺得楊文彬的年齡太小了，他非常受現在網絡上一些時髦話語體系的包裹，做的東西總是有一種非常時尚的感覺。當然，我在和他的交流中希望他能跳出這些。

后來，這個展覽開幕時，我人在國外沒能回來。但回國以后，楊文彬說，你無論如何應該來看一下。我覺得面對一個21歲的年輕人，我這個年齡對任何一個年輕的生命都負有責任，所以我說，那一定要去看一下。很快我就來了。整個展覽中，墻上的圖片我大部分很熟悉，只有個別作品以前沒有看過。

楊文彬策劃這個展覽時，曾談到準備在展覽的中心放一些文獻性的學生組織材料，我覺得很好。結果，后來當我看到這部分時，突然感到有一個特別巨大的震動。我看到的那個視頻，已經做了技術化的處理，也把真實的姓名隱去了。但是每個人說話的聲音是真實的。

在那剛聽了兩分鐘，我就說，文彬這展覽意義太大了。因為我聽到有一個同學在視頻中說：“我退休了。”接著他說，所有以前在學生會主席那個位置上時，周圍人對他的熱情友好，幾乎一下子就沉寂了，他有突然從一個平坦的康莊大道上跳進深谷的這種感覺。但是他用的一個關鍵詞語是“退休”，我當時大吃一驚，后來我就問，他年紀輕輕，為什么說退休？文彬說：“學生會換屆以后不干了，學生干部就說’我退休了’。”我就覺得這個說法問題太大了。

我接著往下看，還有人說，學生會的干部在被表彰的時候，各自都有各自的粉絲團擁躉。如果臺上提到張三，說他工作做得不錯，他的粉絲團們就會在下面高喊，張三牛逼。

然后我在視頻里又聽到，學生們之間的稱謂已經不是張三李四的姓名，而是哥啊，姐啊，妹的。怎么會這個樣子？后來我就問文彬，我說這是你們學校真實的情況嗎，他說差不多吧。

但藝術院校沒那么嚴重。比如說，我是天津美術學院的特聘教授和其他幾所美院的客座教授，我在這些學校沒有感受到這種氛圍。后來文彬說，藝術院?？赡苁抢?，因為藝術院校的氛圍和語境有點不一樣。確實，藝術院校的學生更為散漫，而且教師的心思不全在這上面。雖然一些教師現在也想當官走仕途，但畢竟是少數，這在全中國都是一樣的。

中國傳媒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是北京廣播學院，甚至我高考的時候都想去考。當時我覺得沒有“大學社會”里表現的那種學生狀態。后來我還是我所在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但我們那個時候既無辦公桌，也沒有一個學生會自己的空間。只是我負擔很多課外活動組織，同學們就說，選你做學生會副主席，就是圖你能給同學們服務。

那時我和文藝界的聯系非常多，80年代的學生都是求知欲特別強的，尤其那個時候，文學是最顯學的東西。所以我的責任實際上只是不斷地找社會上的著名作家來到學校，講他們的創作，講他們對社會的看法，這樣能夠給同學們一個巨大的視野開拓。其實我干的就是這么一件事兒。還辦過幾個展覽，學校的社團也歸我管，學生成立文學社，攝影社，我們無非是促進這些社團的形成，也沒什么管理之類的事。那時候非常單純。

但是隨著學校的擴招，現在的學校真的成了一個大買賣，也就是一個大產業。而這個產業大了，就涉及一系列的權力問題。這種權力問題，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學校完全是徹頭徹尾的體制化領導。按我們原有的認知，一些世俗的權力話語應該是教師和在校的行政干部之間的事。但我突然覺得這個東西跨界了?？绲侥牧四?？跨到了學生和他們相應的學習體制的話語系統中來。這是一個特別可怕的事情。

我們知道，從語言符號學角度上來說，決定我們社會最終價值定位的是語言，語言是根本性所在。從我們古代中國的私塾，一直到后來西方興起的現代教育，它有一套關于學習的知識系統的語言體系。但是當我聽到這些同學在視頻中所講的話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有另一個系統的話語概念，強烈地切入到了我們曾經認為非常神圣的話語殿堂里。比如“退休”，這是一個當下官僚體系語境下的意指。當然在大眾層面，也說退休，指的就是說我60歲到了。但實際上任何語言都有其語境的意指。我想這個同學他說的時候，他不是在一般普通大眾的話語體系的語境中，他實際上說的是來自于一個官僚體系的話語。

再比如說“牛逼”，它實際上是一個普通大眾的、日常的、可以說是“俗”的日常言語。我們管它叫言語，因為基本它的意指不是特別強烈的，一般叫言語。當然這個言語是非常隨意的，也是非常不規范的。

而我們的學校教育，恰恰是要讓學生從認知方面先建立起一種學術性的話語體系。這種學術性指的是話語概念的清晰表達，要有準確性、邏輯性，以便能使你的語言串聯起一個非常有效的、能夠推動你學習的話語機制。結果，沒想到現在“牛逼”這種非常無意義的，甚至可以說庸俗的話語，在嚴肅的大學中完全登堂入室，而且堂而皇之進入會議程序。甚至“哥”、“妹”的這種稱謂，也充斥在學生生活中。幫會內部才會互稱哥姐，大哥、二哥之類的。

中醫看病的時候，它先看你的癥候。臉青不青，舌苔白不白，這叫癥候。由癥候來表達你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大學里的這些表現，我覺得實際上是一個必須引起我們嚴肅警惕的癥候。這個癥候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它有利于校園思想的尊嚴嗎？它有利于文明的建構嗎？

楊文彬的作品一直在延續，最終它提供了一個可以讓社會去思考、咀嚼的文本，能夠給這社會提供警示。

獨立（Independence）這個詞匯在西語中自希臘以來特別重要，就是希望社會中每一個個人有獨立思考的意識，不能茍且地說所謂順我者昌。父母經常說和老師“搞好關系”，“搞好關系”的背后就是你要跟權力搞好關系。他用的代詞指的是老師，可是他忘了老師背后是權力。從小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種權力性的話語意識形態中，為了未來，現在我們要艱難地把從幼兒園就開始的這種話語扳過來。這是所有有識之士一個特別沉重、漫長，但也很偉大的事業。如果說咱們這幫人都在放棄，那結果就是“令人絕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