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淮海中路1843號的上海宋慶齡故居是國家名譽主席、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生前的寓所。這是她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今春三月，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推出“齡·1843會客廳”系列講座，邀請讀者在這座富有人文底蘊與生活氣息的庭院里體驗歷史時空與中西文化的交融。3月12日，首期活動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館研究館員熊月之教授主講《宋慶齡與黨的統戰工作》。此外，由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大隱書局、徐匯郵政共同發起的文創市集、主題打卡活動也在當日舉行。

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齡·1843會客廳”系列講座首期活動現場

熊月之教授表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歷史上，宋慶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劉少奇曾說過，歷次關鍵時刻，宋慶齡一向是支持中國共產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這個評價并不過譽。熊月之教授指出，從社會政治資源的角度來看，宋慶齡是集多種身份于一身、無法復制的政治人物。

從家族親緣關系而言，孫中山逝世以后，她是國父孫中山的遺孀。蔣介石與宋美齡聯姻以后，她是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她還是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外交部長、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宋子文的姐姐。她是宋靄齡的妹妹，而宋靄齡丈夫孔祥熙則是民國政府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諸人都是民國時期極具影響力的高層人物。

宋慶齡在美國衛斯理安學院

宋氏三姐妹

從公開的政黨關系而言，宋慶齡自1919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底1926年初，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擔任主席團主席，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2月被增選為政治委員，3月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后，宋慶齡公開辭去中央委員職務，拒絕擔任國民黨任何工作。盡管自1927年7月以后她并沒有在國民黨內做過多少實際的工作，但卻享有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崇高地位。

從思想層面而言，宋慶齡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衷心擁護者、真正繼承者與勇敢捍衛者，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高度一致。正如毛澤東在1936年在一封致宋慶齡的信中所寫的：“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

1936年毛澤東致宋慶齡的一封信

從秘密組織關系而言，現有的資料與研究已經證明，宋慶齡早在1931年已經加入了共產黨。蘇聯解體后披露出來的共產國際資料，以及廖承志1982年寫的回憶錄，從不同渠道、不同角度證明了這一點。由于秘密吸收她加入組織的是共產國際，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并不是所有信息都互通共享的，因此，中國共產黨方面起初并不清楚此事。1932年，“牛蘭事件”發生后，共產國際指示宋慶齡等人參與解救活動，中共地下黨員潘漢年等人這才有所知曉。1932至1933年，宋慶齡與中共組織之間開始發生聯系，由董健吾13歲的女兒董惠芳擔任地下交通，互通信息。中國共產黨確知宋慶齡的共產國際身份，當為1933年。當時陳賡、廖承志等被捕，中共無法出面營救。4月5日，宋慶齡巧借在南京視察監獄之機，和陳賡說話，將中共黨組織給獄中同志的紙條扔在地上，陳賡會意，用腳踩上，于是接通了獄中陳賡等同志與黨組織的聯系。經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向國民黨交涉，廖承志得以釋放。宋慶齡秘密來到廖家，向廖明言自己是共產國際代表，讓他匯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況，并寫出叛徒名單，由宋轉交中共。1936 年5月，黨組織應宋慶齡之請，安排李云擔任宋慶齡聯絡員，在宋慶齡與中共上海地下黨之間傳遞信息。

從文化素養方面而言，宋慶齡具有中西兩種文化背景。她從10歲到15歲，在上海中西女塾接受過系統的西學教育。其后，她留學美國6年（1907-1913），接受了系統的美國高等教育，也是最為優秀的美國教育。她不光英文好，法文、拉丁文也有很好基礎。與孫中山結婚后，為了更好地協助孫中山工作，又進修了法文、俄文與德文，法文已達到能夠熟練翻譯的程度。這種復合型文化素養，為她與眾多來華的西方人士，特別是寓居上海的歐美僑民的聯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熊月之表示，宋慶齡家族社會資源的豐富性，國民黨內政治地位的崇高性，共產黨內政治身份的隱蔽性，文化素養的國際性，使得她可以借用、支配的統戰資源極為豐沛，進而使得她的統戰實踐更有成效，無人可比。隨后，熊教授從宋慶齡1930年代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綜合利用國際資源進行革命斗爭、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牽線搭橋及其“人民至上”的統戰實踐出發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

從1931年到1936年，宋慶齡一直站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前沿，在統戰方面進行了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包括營救牛蘭夫婦、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七君子”（ 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創辦《中國論壇》與《中國呼聲》、隆重追悼魯迅等。

1936年10月19日宋慶齡在魯迅追悼大會上發表演講。在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高壓下，宋慶齡主持制定治喪方案，主持魯迅葬禮，還陪同魯迅夫人許廣平到萬國殯儀館選擇棺木并償付費用。

她還綜合利用國際資源進行革命斗爭，舉辦遠東反戰會議，組織國際友人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向延安推薦斯諾與馬海德，根據路易·艾黎的性格特點與個人經歷安排特殊的任務，充分發揮國際友人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

1934年，在宋慶齡的感召、支持與幫助下，上海外僑中的左翼人士建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參加這個小組的包括德國共產黨員漢斯·希伯、美國人史沫特萊、馬海德，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工程師、共產黨員甘普霖等。

在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方面，宋慶齡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1月，應宋子文之請，宋慶齡委托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赴陜北，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與共產黨談判的重要信息。宋慶齡再三叮囑董健吾，此行將“益國非淺”，務必辦好。毛澤東等獲此信息，做出了積極回應。毛澤東與彭德懷以聯名電報的方式，表示愿意與南京當局進行談判，并提出了談判的具體條件。同年9月18日，毛澤東致信宋慶齡，請她“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以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促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并介紹潘漢年作為代表，商酌具體辦法。宋慶齡立刻將信息傳達于國民黨中央，介紹潘漢年與國民黨要員吳稚暉、宋子文、孔祥熙等會見，為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橋梁。

同年，宋慶齡自董健吾處獲悉，張學良曾派人到上海來尋找中共中央，想與共產黨建立聯系，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的問題。宋慶齡建議董健吾與此前曾在上海避難的共產黨員劉鼎商談，請他去西安做張學良的工作。劉鼎赴西安后，其才學深得張學良賞識，成為張高度信任的隨從副官。劉系統地向張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加強了張與共產黨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決心。劉鼎進而成為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的聯系人，促成了周、張在延安的見面與談判，為西安事變的發生與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

熊月之表示，宋慶齡在革命活動中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統戰的主體，又是統戰的對象。對于宋慶齡的政治身份，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有所考慮的。1934年，宋慶齡由共產國際吸收到共產黨內以后，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曾批評過這一舉措，稱“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愿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1957年，宋慶齡向劉少奇再次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意愿，劉表示：“從現在的情況來講，你留在黨外的作用會更大一些，雖然你現在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們黨內的一些事情都會詳細的告訴你，你可以直接參與進來。”關于宋慶齡身份的這些特性，愛潑斯坦曾精辟地指出：“孫夫人可以做公開工作，還可以做地下工作，她還可以同時做兩個工作”，“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別人再巧妙也無法代替”。但是，她一旦成為黨員，就可能失去其特有的價值。“可以同時做兩個工作”，即既是統戰主體、又是統戰對象的另一種表述。

最后，“人民至上”是宋慶齡的統戰實踐出發點。在宋慶齡的青年時代，關于國家的經典定義是三要素說，即國家是由國土、人民與政府三要素構成的聯合體。國土是基礎，人民是主體，政府是管理機構。宋慶齡對于這片土地、這里人民的熱愛，熱烈而深沉，沒有任何附加條件，而對于政府，則是有條件的，要看其是否真正反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正如斯諾所說，1930年代，“宋慶齡有許多條路可走，然而她選擇了一條最危險、最困難、當時看來也是最無希望的道路。這使她對于年輕的西方人和中國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對人民真誠，對組織真誠，對友人真誠，是宋慶齡人格中的光輝亮點。“翻看《回憶宋慶齡》文集，眾多中外友人的回憶文章，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便是‘真誠’。”熊月之表示，最高級的統戰，不是建立在工具意義上的利益交換，而是以真誠為基礎的情感交流與思想共鳴。豐富的政治資源，加上以真誠為內核的偉大人格，最終成就了宋慶齡在統戰史上的獨特地位和不朽豐碑。

講座活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