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1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姐弟墜亡案被告人張波、葉誠塵執行了死刑。日前，澎湃新聞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該案死刑復核裁定書，裁定書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回答了核準死刑的理由，特別是最高法還回應律師提出的“程序瑕疵”問題，表示“雖有瑕疵，但不影響案件事實認定和公正審判”。

張波、葉誠塵共謀、策劃殺害張波的兩名親生子女，張波系直接兇手，葉誠塵對殺人行為的啟動、推進、實施均起到至為重要的作用，兩人是“雙主犯”，獲得死刑是罪有應得。但是，最高法在死刑復核中直面了“程序瑕疵”，這也當重視。這不是為兩人“喊冤”，相反嚴格證據標準、強調程序正義是實現實質正義的必需，不應被“大而化之”。

律師提出的程序瑕疵問題有三個方面，分別是：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聽取律師或值班律師意見，庭前會議。

首先，辯護律師提出，公安機關非法搜查扣押二被告人手機，所獲電子數據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最高法則認為，公安人員雖扣押張波、葉誠塵手機的程序存在瑕疵，但制作了提取及封存筆錄并全程錄音錄像，二被告人亦簽字確認，在扣押視頻中對扣押手機表示同意。二審期間，公安人員對相關行為作出合理解釋。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相關規定，公安機關提取扣押二被告人手機獲取相關證據不屬于應當排除非法證據的情形。

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之初，其指導思想是防止冤假錯案。冤假錯案往往存在刑訊逼供的現象，因此非法證據排除集中在非法言詞證據上，以此遏制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的行為。而程序上非法的實體證據，即使是采取違法的方法去收集，如違法搜查、扣押，只要不是程序嚴重違規，一般瑕疵可補正。這也正是最高法在承認相關扣押程序存在“瑕疵”之后，還是認為，在經過事后二被告人簽字確認等程序，可以予以補正，不予排除非法證據的理由。

其次，辯護人提出本案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存在未聽取律師或值班律師意見，第一二審程序存在庭前會議未通知張波辯護人等情形，影響公正審判。最高法認為，辯護律師所提意見或無相關事實、法律依據，或所涉訴訟程序雖有一定瑕疵，但不影響案件事實認定和公正審判。

值班律師制度，是2020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增加的新制度，指法律援助機構在看守所、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場所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通過派駐或安排的方式，為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但值班律師并不屬于辯護律師，其權限來源是2020年8月20日兩高三部聯合印發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法律層級較低，其意見與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相比要弱很多。

據此，最高法在認定相關訴訟程序雖有一定瑕疵之后，還是認為“不影響案件事實認定和公正審判”。

最高法能夠回應這些問題，恰恰反映了這些問題在實踐當中可能存在普遍的適用爭議。雖然在本案當中，這些程序瑕疵問題并不影響事實認定和公正審判，但對于程序正義的追求不能止步于此。從個案當中發現的實踐問題，需要在今后的實踐當中予以解決。辯護律師每一次對程序問題提出的質疑，都有可能成為刑事訴訟制度更加公正完善的機會。

可能，一些人會回過頭來質疑辯護律師的辯護理由，認為律師是“無事生非”，為犯罪分子脫罪不惜“胡說八道”。其實，辯護律師為一個“無罪之人”所做的所有辯護，實際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幫助法官查明事實，適用法律。辯護律師的存在促使法官兼聽則明，注意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事實和法律觀點，避免偏聽偏信，防止作出不公正的定罪量刑。

刑法的目標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司法審判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法律事實與真實的事實畢竟無法一模一樣。相較于程序正義，實體正義缺乏一種客觀標準。就如羅爾斯所說，刑事審判只能實現一種“不完善的程序正義”，因而可以說，辯護律師在程序上的“較真”是追求正義的一種方式，也是在促進司法公正。

槍斃兩個殺人兇手，很簡單，只需要一秒鐘；而完成對兩個兇手的公正審判，則需要司法機關付出極大的努力：夯實證據鏈，嚴格審視訴訟程序，特別要仔細厘定其中的“瑕疵”，因為人命關天，哪怕是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情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