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閣樓上的瘋女人》出版40年后，美國文學評論家和作家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再度合作，聚焦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女性寫作者，講述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故事。吉爾伯特與古芭曾共同獲得美國書評人協會頒發的伊萬·桑德羅夫終身成就獎。本文摘自《依然瘋狂：女性作家與女性主義想象》（張艷/許敏譯，湖南文藝出版社·浦睿文化2024年3月版）前言“可能與不可能”。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依然瘋狂：女性作家與女性主義想象》書封

希拉里·羅德姆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

不管你是愛她、恨她，還是對她無可奈何，……這位被稱作希拉里·克林頓的女人……對我們而言，她是她所處的時代的典型代表。在21世紀的一場逐漸轉變為兩性和意識形態沖突的政治競選中，這位來自中西部保守家庭、名叫希拉里·羅德姆的小女孩是如何充分體現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所面臨的緊張局面的？在1969年到1979年這段關鍵的歷史時期里，人們或多或少能找到答案。當時女性運動蓬勃發展，希拉里·羅德姆做出了改變她一生的決定。

21歲時，羅德姆在衛斯理女子學院獲得了政治榮譽學位，成為第一個被選中在學校開學典禮發言的學生。有趣的是，當時她和全國其他三位學生演講者一起接受了《生活》雜志1969年6月20日刊的采訪。盡管剛上大學時，她是共和黨的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的支持者，但本科期間的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現在她出現在《時代》雜志上：長直發，不化妝，一副老氣的眼鏡，一副意志堅定的樣子，看上去就和無數投身校園游行隊伍的美國年輕女性一樣。

確實是這樣。在她胸有成竹的開學禮演講上，她即興地對共和黨參議員愛德華·布洛克（Edward Brooke）所持的理念表達了抗議。這位議員在她前面發言，多次就他認為徒勞的學生抗議活動進行了評價。據一位好友所說，在他講話時，她在講稿邊緣潦草地寫下了對議員的回應。“我不得不對參議員布洛克說的一些話做出反應，”希拉里·羅德姆說，“如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從政視作一門藝術，用它讓不可能成為可能。”

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克林頓那一輩的年輕女性——我們這一輩也是——在成長過程中都堅信我們能做到這一點。“4年前來衛斯理時，我們就是帶著關于可能和不可能的問題來的，”她果斷地說，“我們剛來時，還不知道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象得到，我們的期望很高。”然后她細說了4年后她依然認為可能發生的那些事物，至少是理想中的事物：不是“眼下無處不在的、貪婪的、競爭激烈的職場 ……而是某種更迫切的、熱切的、穿透人心的生活模式”，還有最重要的“人類解放”。

這位理想遠大的年輕女性在20多歲時，必須接受哪種生活模式呢？希拉里·羅德姆在大學期間就與非裔美國人關系要好；她們一起緬懷馬丁·路德·金的逝世，夢想著更美好的未來，修改了學校的錄取制度。等到70年代，她也在不斷重復當年衛斯理學院取得的成績。1973年，她決定去耶魯法學院攻讀法學博士學位，一部分原因是“哈佛法學院有一位教授——一位睿智且熱心的長者，近期在招博士生——看著我說，‘我們哈佛不需要再多一個女人了’”。然后她前往華盛頓工作（處理彈劾尼克松一案）。1975年，盡管一度舉棋不定，她最終還是搬到了阿肯色州，嫁給了她在法學院時交的男朋友比爾·克林頓，后者很快成為阿肯色州司法部長，并在1979年成為該州州長。在阿肯色州時，她繼續從事律師行業，成為著名的羅斯律師事務所（Rose Law Firm）的第一位女性合伙人。

讓我們從大獲全勝的1969年快進到至關重要的1979年，31歲的希拉里·羅德姆——沒錯，依然叫希拉里·羅德姆——就她阿肯色州第一夫人的新身份接受采訪。這個時候，她的形象和大學畢業時偏嬉皮士的風格已截然不同。身為州長妻子，她身著粉色大擺裙套裝、白色鑲邊襯衫、齊膝高的深紅色長靴：非常女性化的粉色和白色，非常正式的靴子，那種“專門用來走路”的款式。男主持人對她百般刁難，她卻能保持冷靜，有些問題反復強調她和阿肯色人心中的州長妻子形象不合，她都能精準流利地應答。

采訪者似乎想知道，她真的在意自己身為第一夫人要承擔的責任嗎？是什么驅使她保留自己的娘家姓，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她在椅子上稍微挪動了一下，但依舊泰然自若，就好像在遷就一個煩躁的孩子。“我對社會活動和公民活動感興趣，但對我的職業生涯也感興趣。我看不出一定要二選一的理由。”她耐心地解釋道。她用自己好聽且理性的嗓音指出：“我不想把自己的職業活動和（比爾的）政治活動混為一談……保留娘家姓就是其中一個方法。”事實上，她還補充道：“我是自愿來阿肯色州的。”她希望阿肯色州能接受一個“出于自我意志”到來的人。

你可以察覺到分歧從這里開始。一個目光清澈、夢想著“人類自由”的小女孩被迫面對不可能。她的內心深處會不會憤憤不平，想逃離這場侮辱人的采訪？在外界看來，她“坐擁一切”——嫁給了一位相貌英俊、事業成功的丈夫，同時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有所建樹。但在電視上，面對來自公眾的盤問，她越過重重難關，獻上一場表演，就好像這種事對她這種“坐擁一切”的人來說很正常一樣。不可能的事真的不可能嗎？她似乎不這么想，至少當時不這么想。她身處這場帶有微妙敵意的采訪之中，笑容親切，就好像她還在期待自己未來將有所作為，一如當年她年少有為地在開學禮上講話，擠進華盛頓政治圈，成為執業律師和法學院教授，甚至是成為州長妻子。這塊拼圖為什么拼不起來？

很顯然，和很多……年輕女性一樣，希拉里在成長過程中堅信自己在世界上值得擁有一席之地。五六十年代上學的那批女孩，是第一批進入大學的女孩。她們、我們，以及我們行業里的很多人都是這樣。仔細審視教科書后，我們從中發現了很多矛盾之處，這些矛盾塑造了希拉里·羅德姆1979年在阿肯色州的采訪，也將塑造她之后的職業生涯。課本和老師（尤其是女子大學的老師，但有些“男女同校”大學的老師也是如此）都鼓勵我們不斷超越、勇奪獎項、以榮譽學位畢業、被選中去開學禮上演講、編寫學生報紙、上法學院、出版詩歌和小說。但與此同時，心靈雞湯專欄、受眾為青春期女孩的雜志、時尚設計師，甚至我們的父母都會直接推翻這種言論，不斷告誡我們要美麗端莊、身材傲人，做賢妻良母。

有時候，哪怕我們坐在課堂的學術研討小組里，深度探討柏拉圖談話集，也會有很多人穿著因設計師迪奧風靡起來的大裙擺淑女長裙，或者后來流行的那種小小的迷你裙，外加大紅色口紅和深黑色眼線，甚至還有（如果需要的話）帶軟墊的胸罩，就是為了向他人保證我們有充足的女性氣質。沒錯，我們有些人上大學不是為了贏得榮譽，而是為了贏得所謂的“夫人學位”。但其他人——希拉里·羅德姆就是其中一位——似乎已經想到一個人不一定要“二選一”。

1996年11月5日，美國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與妻子希拉里·克林頓出席慶祝競選連任成功的活動。

在阿肯色州待久了，有關她姓氏的閑言碎語越來越多，于是希拉里·羅德姆變成了希拉里·克林頓。她堅信丈夫在1980年的州長競選中落選，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還保留著娘家姓”。后來她變成了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甚至為了應對來自四面八方對她個人形象的品頭論足，她改變了她那備受矚目的發型。與此同時，希拉里——現在她在公共場合只使用“希拉里”這個單名，聽上去就像個流行歌手或公主之類的——變得越來越低調行事，而且由于丈夫作為州長薪水不高，她對于錢的問題越來越緊張。她在羅斯律師事務所深陷不明不白的“交易”，惹上不少公眾危機。同時，因為丈夫私生活不檢點，她不得不經常替他掩護，佯裝一切安好對她來說可不容易。

比爾·克林頓成為總統后，她用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大力支持他，兩人合體成為“克林頓夫婦”，反對的聲音從阿肯色州低級的閑言碎語，變成了一首恢宏的國際交響曲，大多數時候，矛頭直接指向“希拉里”。她的戒備心變得空前強烈，但野心也越來越大。最終，她搬進了白宮西翼的辦公室。從此以后，比起第一夫人，她反而更像一名活動中的政治家。丈夫離開白宮后，她先是成為參議員，后成為國務卿。

她的公眾形象逐漸變得小心謹慎，從前的希拉里·羅德姆逐漸向自己曾譴責的“眼下無處不在的、貪婪的、競爭激烈的職場”妥協。她支持伊朗戰爭，也多次為戈德曼·薩克斯（Goldman Sachs）之流的華爾街大亨演講辯護。團隊悉心打理她的外表，她穿著拉夫勞倫牌的定制長褲套裝飛往全世界，直到精疲力竭。她的口號（“女性權利也是人權”）一定還在驅動她前，但她曾思索過的“真實現實”（authentic reality）和“非真實現實”（inauthentic reality）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等到她第一次競選總統，并在初選階段輸給了年輕的巴拉克·奧巴馬時，她已經在通過否認自身的女性氣質來塑造個人形象。“我不想別人覺得我是‘女性候選人’。”她后來解釋說，我們國家當時不會歡迎她急切想表達的敘事，只會對此嗤之以鼻。“我的人生被女性解放運動塑造，也將奉獻給女性解放運動。”在2008年，這種故事顯然是說不出口的。

不管她愿不愿意，2016年多災多難的競選終于讓她重回女性主義的懷抱。丑聞纏身的唐納德·特朗普莫名其妙地指責她為“騙子希拉里”，而她似乎鐵定心思要用微笑忍受這個罵名。她內心深處肯定還保留著希拉里·羅德姆的一面——那個開學禮上意氣風發的演講者，那位將不可能變為可能的女性。2016年6月，她的一位同學向《紐約客》透露：“我們當時就預測希拉里會成為美國第一位女總統。”近期，暢銷書作家柯蒂斯·斯坦菲爾德（Curtis Sittenfeld）在《羅德姆》（Rodham，2020）中也做出了這個預言，書中激動人心的情節完全顛覆了慘淡的現實，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優美的童話，故事里的希拉里終于成為“真實的”自己。然而現實是，競選慘敗后，希拉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退出了一線。她自稱很享受這種隱退。然后她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政觀察者們好奇她在想什么、她此刻是什么感受。在2017年的自傳《發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她強調“性別歧視和厭女癥”帶來的厭惡與仇恨是“美國的一大流行病”。

我們密切關注希拉里·羅德姆的復雜棘手的人生，是因為這位年輕的衛斯理學院畢業生耀眼的職業生涯中充滿了悖論，從而在國際層面生動地展現了70年代女性主義面臨的緊張和沖突。我們接受教育是為了取得成功，社會卻斥責我們的成功。我們被催著步入婚姻，婚姻卻會阻礙我們的志向。老師教我們要實現自身理想，社會卻指引我們支持丈夫的目標。我們決心要做真實的自己，不化妝也不討好這個世界。社會卻指引我們要多加粉飾，多打扮，好好打扮。經歷“性別歧視和厭女癥”時，我們只能緊咬嘴唇，克制自己的憤怒——然后競選領導崗位，競選編委會成員，競選CEO，競選美國總統。

我們所面臨的文化亂象

縱觀特朗普勝利的前后幾年，我們會發現，在這個時代，審視女性的生活、夢想、希望和絕望變得空前重要。……

如今，貧困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女性屬性，說明全球還有很大比例的女性在經濟困境中苦苦掙扎。全球數百萬女性被困在性交易中，無法接受正式教育，被當成財產對待。在美國，盡管企業家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建議我們“主動出擊”，但玻璃天花板依然難破。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媽媽若想賺錢養活自己，育兒依然是一大難題。在基督教保守派的推波助瀾下，立法機構多次試圖侵犯女性的生育自由。第一位黑人總統和他的活動家妻子離開白宮后，一群保守主義白人億萬富翁上任，占領了內閣。競選前和競選后，奧巴馬的繼任者都輕描淡寫地承認自己曾對女性動手動腳。在這名繼任者發表就職演說之前，《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次調查，調查顯示“82%的女性都說性別歧視是如今社會面臨的問題”。

……厭女傾向嚴重的特朗普團隊上任后，我們似乎隨時要步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1985年的小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里刻畫的世界，2017年流媒體平臺葫蘆網（Hulu）將該書改編成電視劇集后，該書再次登上暢銷書榜。……它講述了美國的“指揮官”濫用群眾對外國恐怖主義的恐懼，最終導致國家垮臺，滿目瘡痍的廢墟上成立了一個叫吉利德的極權主義國家。故事圍繞父權制神權統治下的吉利德共和國展開。吉利德的女性受到奴役，不能離婚，不能工作，不能開銀行賬戶，更不能從政。她們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彼時地球已經受到嚴重污染，出生率斷崖式下跌。墮胎和節育都被視為非法行為，指揮官的妻子不育，為了繁育后代，便曲解引用《圣經》里的故事，模仿拉結和利亞的行為。在希伯來《圣經》里，拉結和利亞兩人不育，便讓女仆為自己代孕。

《使女的故事》書封

……劇版《使女的故事》也提到了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漫長過程中的另一個層面：對早前里程碑式文本的回收利用。……在80年代早期，曾憑借連環畫小說《歡樂之家》（Fun Home）獲獎的作家艾利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開始刊登一系列名為《小心蕾絲邊》的漫畫，在漫畫中回憶作為女同性戀活動家的每一天。在1985年的連環畫《規則》中，一個角色創建了3條準則，只有通過這3條準則，電影在她這里才算過關：“一、片中必須有兩個以上的女性；二、她們必須和對方說過話；三、她們談論的不能是男人。”從2010年開始，bechdeltest.com網站開始羅列通過貝克德爾測試的電影。

貝克德爾測試……不能用來衡量一件藝術品的好壞，但它確實能追蹤女性形象的變化。對今天的男性和女性來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我們通過回憶自己的母親，來確定自己是不是女性”的言論聽上去有些復古；但這種文本的存在，加上21世紀的游行中出現的打扮成使女的抗議者，都能證明我們在試圖和長存的性別問題抗爭時，會回顧前輩走過的路。

繼續前行

吉利德不允許使女讀書寫字。19世紀的奴隸也是這樣，奴隸必須是文盲，因為讀寫能力一定會引向反叛。那么，女孩的受教育程度一直是民主國家是否繁榮的重要標志，也就不奇怪了。吉利德的劍橋大學教學樓被“上帝之眼”（秘密警察）控制。“救援行動”（公開處決）在哈佛園執行。……當然了，并非所有活動家都是學者。但她們基本都從高等學府獲得過學位，深受第一代進入高等學府的女性創造的討論、語言和研究方法的影響，或對這些成果做出進一步貢獻。這里的第一批女性指的不是作為平等的象征而零星地錄取的女性，而是日后大量進入校園，可以形成關系網的那批女性。

希拉里·克林頓那代女性很多上過大學。國防獎學金和各大公立大學鼓勵大量年輕女性在各個領域接受本科或碩博教育。1973年，希拉里·克林頓在《哈佛教育評論》發表文章，關注兒童權利，從此聲名鵲起，她在人文領域的同伴也創作了大量作品，為分析歧視性行為提供了方法論。與此同時，一些從事創意寫作的女性發表了很多觀點，為一些關鍵性談話提供了討論的話題。事實上，藝術和人文學科很少在社會運動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們為什么選擇只關注女性作家？一方面，我們這一生都在關注并贊美她們的成就。另一方面，女性詩人、小說家、劇作家、記者、歌詞作家、散文作家和理論家正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重要動力來源。對這些思考者來說，想象別的可能——設想其他可能的模式、探究這些模式是什么——依然是促進社會和政治體系公平的前提。……（她們的）思想如何在七八十年代到達巔峰，在世紀之交走下坡路，然后在2016年大選前后復蘇，盡管這波浪潮的發展確有其部分合理性。但對于身處社會運動洪流之中的個體來說，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歷史階段或能以某種隱秘的方式，為挑戰重重的未來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