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溫溫地念出《大象席地而坐》，這個名字圓轉得像一句歌謠。觀眾席上一浪浪的喧嘩把導演胡波的母親和影片的主創們推上領獎臺，胡波的母親哽咽著說出一句感謝后便陷入失語，401天前，她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兒子。

胡波是《大象席地而坐》的導演，而他作為小說《牛蛙》《大裂》《遠處的拉莫》的作者時，名字叫胡遷。胡波曾說：“文學指向真理，里面有‘生與死之間的是憂郁’，有純粹的美感。”但是胡波選擇寫小說卻似乎有那么一些不得已，胡波在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一次學期作業，他拍攝了一個關于一頭驢和一棟房子的短片。得到的導師的答復是：多學學韓國電影，學習如何拍商業片。“我直到畢業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電影，考了這么多年學圖什么呢？就重操舊業開始寫小說。”

小說被視作以敘事的方式對小說外的片段化、零散化、復雜化的世界的縫合，小說中也無處不在顯現著一個作家的經歷、思考與主觀意緒。對于胡波的離開，除了那些“英年早逝”“才華橫溢”等浮皮潦草的喟嘆，真正通過他留在這個世間的影像和文字去了解他的申訴、掙扎似乎更為必要。畢竟這些文字如胡波所言，“不論敘述得有多么復雜和灰暗，它都呈現著一種恒久的人類存在狀況。”

胡波迄今留下的作品中，《大裂》最引人關注，其影片《大象席地而坐》則改編為書中的同名短篇小說。《大裂》共收《大裂》《一縷煙》《荒路》《氣槍》《鞋帶》等15 個中短篇作品。胡波的第二個作品為長篇小說《牛蛙》，《牛蛙》延續并發揚了其超現實主義的筆法：表姐和一只牛蛙舉行婚禮，遛狗的小青年是槍販，負責下水道管理和垃圾處理的張喬生暗中鋪設地下管道來用糞便淹沒城市……剛剛出版的《遠處的拉莫》是胡波離世前留下的一組文學作品結集，收錄了其自2017年6月開始嘗試的一系列“危險的創作”，如中篇小說《遠處的拉莫》， 如改編自真實事件的短篇小說《海鷗》，以及他在生命最后一個月里完成卻還未及排演的戲劇劇本《抵達》等。

胡波

胡波將現實中很多想說的話放在小說中談，也試圖用小說去解決他現實中的困境。胡波為數不多的幾次在公眾前露面，有一次即為青海西寧FIRST青年電影節，胡波帶著自己的劇本《金羊毛》走上了創投會的宣講臺。胡波在背完一段稿子后卡住了，他站在臺上一動不動，隨后是全場長達幾十秒鐘的寂靜，接下來的時間里，胡波努力重新接上話題，但卻漫無邊際地講起希臘神話。

小說《漫長的閉眼》中胡波則用小說的形式回答了這次看似不成功的路演：

我在下臺后，有人走過來問我，“為什么你會忘記自己要說什么？”我當然會忘記自己要說什么，我為什么會記得自己精心準備的蠢稿子，然后不知羞恥地背出來。我知道他們想聽點有意思的小玩意，但我說不出口，因為一旦說出那些早已準備好的小點子，再厚臉皮地笑一笑，臺下的蠢貨跟著你笑，這個場面會讓你覺得一切都會完蛋的。在路演結束后，很多人沖著我微微笑，意思是我原諒了你，誰都有緊張的時候。這真是，就像一盆臭掉的鹵煮被人扣在了頭上。

這是胡波式的驕傲和不妥協，后來和胡波有各種糾纏的王小帥在《大裂》的序言《離隊少年》中寫到胡波當天宣講的名為“金羊毛”的劇本：“整個故事散發出一股迷人和離奇的氛圍，那種空氣中彌漫的失落和傷感不用影像，文字已經抖落了出來。”他說胡波“他時常的沉默和話語間的游離感還是讓人產生聯想，就像一個有著滿腹心事和幻想的孩子”。

胡波的這種“游離感”貫穿在他《大裂》里的幾乎所有作品中，或許用一個更好聽的說法叫“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作家黃麗群所說：“寫作一事之詭譎，雖存于文字，又不存于文字，更在如何魔術般介入現實中肉眼不可見的微妙間隙，胡波帶著他松德硝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這本小說中一次又一次演示著吹毛斷發的天分。”

《大象席地而坐》與《大象席地而坐》

有趣的一點是，最近口碑很好的《燃燒》是改編自村上春樹的《燒倉房》，相比于《燒倉房》中的語焉不詳和故事傳達出的微妙感，《燃燒》加入了更多現實主義的元素，也指向階級的對立和郁郁不得志的文學青年在社會的困境。而《大象席地而坐》影像同樣是對更單純的小說文本的一次大規模現實主義的填充。

影片《大象席地而坐》則是在短篇小說《大象席地而坐》上多加了三條線索，增加了女學生黃玲、高中生韋布與老金的故事，小說中原本只有于城一條線索，影片則甚至連故事的主角也置換為韋布，胡波以韋布的視角穿起了家庭失和、校園霸凌，他失手將校園小混混推下樓梯躲避到奶奶家時又發現老人已經故去，接著他發現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和教導主任關系不尋常，直至最后在想逃離時還買了假票被扣下。

胡波毫無保留地在《大象席地而坐》中置入他觀察的到的各種社會暗面：青年的彷徨失據、頹敗的中年人暴戾又墮落、老人無所依靠被女兒攆到養老院、校園與社會中各種暴力事件。只有最后的一聲劃破天際的象鳴像是無邊的渾噩中的一點慰藉。

而小說《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最后一筆是：

我跑向那頭坐著的大象。身后有人喊著什么根本聽不清楚。因為我得看看它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這件事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一個問題了。

等我貼著它，看到它那條斷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噸重，能坐穩就很厲害了，我幾乎笑了出來，說實話我很想抱著它哭一場，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氣真大，然后一腳踩向我的胸口。

胡波的高明之處就是在這樣凌亂無序的生活中置入“滿洲里的大象”這樣一個意象，而這種超現實的筆觸也是他在小說中慣用的。

如中篇小說《大裂》中，一個風雨飄搖的野雞大學里一群終日渾渾噩噩的學生，他們的改變始于“我”在一個土坑里發現一塊寫著“你將無父無母，無依無靠”的木板，繼續深挖，在木板下發現了一張腐爛的皮革，竟然是一張藏寶圖。然后“我”就帶著宿舍的室友們開始挖掘。中途挖出過抽了讓人興奮的馬鞭草，還挖出的一個裝有一身腐朽的鎧甲的木箱，于是在一場高年級與低年級中的械斗中，舍友丁煒陽就穿上這副潰爛的不成樣子的青銅盔甲。

胡波太渴望抓住什么來打破日復一日的無聊與平庸。他寫：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灰暗得可怕，你得使盡渾身解數才能扯開點什么，才看到一絲自認為的美好之物，但之后，只要你懈怠了，灰暗會重新堆積。

胡波常在小說中找“出口”，大象是一例，他在《一縷煙》中寫了一只雞也是如此，他寫：

我也是剛來，看見那個電線桿沒，我剛轉過來的時候這只傻逼雞就立在那，我過去它往后跑，結果后面有只狗。愣神的當兒我就把雞抓了。

……

隱約中我聽到了在這平房的另一側有雞叫，是那只被鞋帶拴著的雞，聽到那雞叫，我感到有什么東西離我遠去了。我在南方的潮濕里待了四年，房屋里的霉味后來成為一種令人安心的氣味，霉味和松節油混合在一起，是一種濃郁的香氣。而此時的房間只剩下干癟的松節油味道。那雞叫在黑夜里壓抑得像一個核桃被擠壓掉。

除了寫動物，他也用生活里的某個細節來象征，如《靜寂》中他寫：

我總想占點小便宜，在家的時候從不喝水，到了辦公室，就站在飲水機旁，瞄著助手工作，喝口水。我這個職位的前任在出車禍之后，我曾拎著水果去看望他。他對我說：“你找一個地方站著，喝幾口水，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胡波的好友在回憶他時說：他專注、執拗，不茍言笑，看人直勾勾的，常使人尷尬，“頭發亂得像幾個月沒有打理過的雜草 ”“一雙眼神迷離的眼睛藏在鏡片后”。胡波在大家面前偶爾有長久的喑啞，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日常的黑暗與混亂中嘗試抓住什么。

《大裂》中充滿了對于“出路”的叩問，比如《大裂》的序言中他就引胡安·魯爾福《佩德羅·巴拉莫》中的：

離開這里的路多得很。有一條是通向康脫拉的，另一條是由那邊來的，還有一條是直接通向山區的。從這里看到的這條路我倒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說完，她用手指給我指了指屋頂上的那個窟窿，就在天花板破了的那個地方。

胡波不停地問出路在哪里，如胡波在《大裂》中寫：

我為了尋找黃金耗費的若干年里，在接近著那個不知深埋在何處的事物中，我一點也不清楚構成每個人時光的奧義。尋找黃金將帶出一個有意義的時空，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停地思考自己為什么會在此處，并在荒原里尋找可以通向哪里的道路，并堅信所有的一切都不只是對當下的失望透頂。

可是這每一次的認真的叩問，得到的卻都是一個荒誕的、甚至是戲謔性的解答。比如《荒路》中，“我”和妻子坐藏民的車子進藏，中途司機和一個人把我拉下車，他們二人沖上車關上車門。“我”找到一塊石頭后返回砸死了司機為妻子報仇，卻后來在網吧遇到了妻子。

胡波在《獵狗人》中寫自己捉了一晚上狗凌晨回到家：

我父親通常會在五點就起床，他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他身體僵化，行動緩慢，他起床之后會去廁所憋半個小時的尿。

我說：“你要吃什么？”

“面條。”

我去廚房燒開了水，煮了面條，我給兩個碗倒了醬油和麻油。我父親坐在一個幾乎是給弱智設計的椅子上。

他說：“你做什么了？”

我沒說話。我一直想著那只壞掉的眼睛和吐出的舌頭，上面沾著土，讓我覺得好像沾在自己的眼睛上。我用手揉著眼睛，但還是很癢。

我說：“我們還要活多久？”

他伸出手，顫巍巍地挑起幾根面條，說：“這面條太軟了。”

生活就是大型的“雞同鴨講”現場。我們會在無數個場合發現對話的困難，沒有人能真正設身處地的理解另一個人的困境，沒有救世主，沒有英雄。我們被社會訓練出在各種場合隨機應變的本領，可是胡波是時時刻刻懷抱著痛苦與不滿的人，《大象席地而坐》中滿當當的對于各種苦痛的揭示則是如此，沒有一刻休止過的孤獨、憤懣灌滿了3個小時50分鐘的片長，胡波無法對電影長度做裁剪，正如他無法對自己的痛苦刪繁就簡。

率先抵達

《大象席地而坐》的主演章宇說：“他孑然前往，率先抵達。他再不會被消解掉，他再不給你們、我們和這個世界，任何一絲消解他的機會。”

胡波的確是“率先抵達”的人，很多人討論胡波的死時都談到他那條“貧困交加”的微博：“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幾個月寫封信過去人回‘惡心不惡心’。今天螞蟻微貸都還不上，還不上就借不出。”

這些都可能是誘因，但不會是根本的原因。《大裂》是他24歲到28歲間寫的作品，胡波在后記中寫：“我去除了語言的修飾，又剝離了美化和塑造，將寫作看作直面生活最有力的方式。于是從其中得到某種力量，以對抗世界的灰暗。我二十二歲開始讀大學，整個青春期都很焦慮和挫敗，往小里說，這些小說講述的是隨著年齡增長，漸漸了解到的關于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生活。往大里說，這些小說寫的是城市、毀滅和末世感，關注的是個體對存在的失望。”

《大裂》中的故事太接近于生命的蒼涼底色：我們終將走向黑暗，這一生是從一個溫暖的墳墓去到一個冰冷的墳墓。而這過往的種種即便是順風順水，多年后回望也不免凄涼，更何況我們歷經坎坷，胡波率先看到生命的徒勞的本質，無論是《大裂》里用幾年時間掘洞，還是《大象席地而坐》中一行人的奔逃，都是短暫性的對無意義和黑暗的一種對抗。

胡波的意義需要時間來證明，正如駱以軍所說：“他作品中那超荷的憂郁、憤怒，或正是這個國度里的青年切膚、呼吸、每一毛孔感受到的憂郁。我想一百年后，人們觀測這個年代的中國年輕人，他們活在怎樣的時光？那時是怎樣的一種文明？可能并不總是一個解離的、紛亂光影的、樓盤如蕈菇暴長的、選秀節目和無聊大制作電影充斥的時代，我覺得未來的人們，會拿起胡遷的小說，若有所感地讀著。”